比陈可辛《三分钟》故事还辛酸的是留守儿童

作者：陈兴杰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最近几年春节前夕，苹果公司都会向中国消费者推出新春广告。今年已是第4年，新的广告由著名导演陈可辛拍摄。陈可辛选取中国春运为主题，描写一名普通列车乘务员春节不能与家人团聚的故事。这位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女乘务员，只能和自己的孩子在站台短暂相聚。列车停靠只有短短“三分钟”，因此这部电影命名为《三分钟》。

陈可辛会讲故事，短短几分钟故事，居然拍得像大片。母子站台相聚的那两分钟，孩子给妈妈背诵乘法口诀，时间倒计时，小男孩越背越急促，终于在发车之前背完。母亲露出一笑，观众却已泪崩。亲情、团聚、别离，这些都是中国人很熟悉的情感。难怪很多人说，这支广告拍出了家国情怀的感觉。

我第一次看完这部电影，也是喉咙哽咽，两眼含泪。这些人世间最纯粹的情感，无奈的别离，很难不打动人。可是一旦下笔思量，却不知从何谈起。平心而论，电影里的故事很常见。每年春节，总有人坚守工作岗位，总有家庭不能吃团圆饭。列车乘务员这种工作，春节期间忙碌是有特殊性的。别离并不全是悲剧。

我见过真正的悲剧，它们不是发生在春节前夕，而是在春节之后。许多年轻父母都要返回城市打工，而他们的孩子无法前往，只能留在老家读书。我已从事媒体工作多年，每年最难过的是3月初。这时期要看很多照片视频，很多十几岁小孩子，他们在爷爷奶奶怀里大哭，而父母在车上眼泪汪汪。尤其自己有孩子之后，出个差都要牵肠挂肚，而他们一个离别就是三百天，可以想见他们内心的煎熬。用“生离死别”来形容，可以说毫不过分。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也许有人说，中国在经历城市化，农民进城务工是大势所趋。农民不去打工可能连家都养不活。因此，农民扔下孩子，背井离乡去打工，这是无奈的选择，不能说是悲剧吧。

在我看来，城市化是历史的进步，农民进城是自愿的选择，这些算不得悲剧。可是，孩子在需要父母抚爱的年纪，无法随同进城，留在老家，就不是什么自愿选择。这里面有教育制度的限制。孩子无法在城市接受教育，这是最大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读书，首先得办理五证（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办理这些证件，需要东奔西走，十分繁琐。在大城市，公立学校都有配额，农民工既没户籍，也买不起学区房，他们的孩子就面临无学可上的境地。即便小学能就读，中学怎么办，高考又该怎么办？

中国人普遍视儿女前程为头等大事。农民工更是这样，他们不敢把孩子带进城里，因为那样要冒着巨大风险，孩子的教育随时可能被耽搁。农村老家好歹还有户口学籍，让孩子在农村一步一阶地读书考试，就是非常理性的选择。可是要知道，无论是孩子接受教育的水平，还是他的见识眼界，农村都是不能和城市相比的。

这种二元教育制度维持了很多年，近几年有些松动，很多城市都在放开户籍门槛，还有“租购同权”在保障外地孩子入学。不过，一线城市入学门槛依然很高，好学校基本上不起，差点的公立学校也激烈竞争。从小学到初中和高中，每一道门槛都会拦下很多人。对农民工而言，孩子上学问题仍是很现实的困难。

每次谈到这里，总会有人说：教育资源很有限，农村孩子到城市上学，怎么够呢？这是很常见的理由。事实上，教育资源并不独特，它也是由人提供的。农民工孩子有上学需求，就会有人建立学校，给他们提供帮助。你可以说这些教育资源很粗陋，聊胜于无，也比农村小学好得多。民办小学的市场需要培育，给它成长空间，多一些选择总不是坏事。

遗憾的是，许多城市对这类低端民办小学鲜有温情。他们总能以各种理由，教师没有资质、教学条件不足，有安全隐患，等等，把这些民办小学关掉。2011年北京就关闭了24所打工子弟小学，部分学生分流到其他学校。看似教学条件变好，事实上是一些学生无法就近读书，一些学生干脆返乡。2017年底，北京清退部分低端产业人口，这样的事情还有上演。

人口学家梁建章说过，现在大城市纷纷采取“赶人”政策，主要的手段就是限制外来人口小孩的入学。这样做的代价，就是留守儿童增加。大城市本来应是一个复杂的生态体，农民工不只在城市打工，他们还有各方面需求。他们想租房买房，想生儿育女，让孩子上幼儿园读小学中学。只要市场有需求，大城市的分工协作都会提供这样的服务。现在的关键是，一些政策性因素阻碍了市场发育，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民办教育，都面临这样那样的门槛，供给不足，市场不自由。想减少留守儿童悲剧，得从城市变得自由和友善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