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磨一剑，新任央行行长易纲的新使命和新挑战

“心情平静、庄重，使命神圣、光荣”，易纲以此形容被任命后的感受。业界认为，易纲接任周小川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而改革任务依旧艰巨：金融监管体系重构；金融去杠杆、防控系统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等长期改革挑战；2018年货币政策的具体拿捏……一系列挑战有待破解

《财经》记者张威、俞燕/ 文，袁满/编辑

肇始于5年前的中国央行行长职位交接终于尘埃落定。

3月19日上午，全国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审议机构改革之后的新一届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正式接替任职15年的周小川。《财经》获悉，这一任命是高层共识，亦在多数金融界人士意料之中。

对于自己的任命，当日易纲用“心情平静、庄重，使命神圣、光荣”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他向媒体表示，会按照宪法宣誓誓词做好工作。主要任务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金融稳定。之后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措施出台。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学者出身，都有博士学位。简历显示，易纲汉族人，1958年生于北京，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财经》记者此前了解，去年4月初央行一副部级干部接受正部级投票考察，易纲作为央行第一副行长、党委副书记被视为央行系统的首要人选，之后考察顺利通过，内部呼声较高。“主要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接近央行人士曾向《财经》记者表示。

作为周小川任职央行期间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易纲身上与周小川有诸多相似点，包括良好的国际口碑、较高的专业素养，二人皆为学者型官员。

刚刚过完60岁生日的易纲，自1997年便进入央行系统服役已超过20年，在此前的各种分析猜测中，易纲也一直被市场认为是周小川合适的接替者。

“易纲的英语发音很好，国际组织对易纲评价都很高，从这点来讲，易纲接任小川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某货币政策权威专家表示。

从北大教授到央行官员：20年多重历练

1997年，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创办人之一的教授易纲，走进位于长安街的央行大楼，就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从学者转换到政府官员的角色。那一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从风暴眼泰国席卷了整个亚洲，中国经济亦受波及。

加盟央行的次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阐述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重要。这一年，易纲还预警了通货紧缩的出现，并提出对策。

进入央行五年后，易纲升任秘书长（正司局级），同时兼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7年12月，在进入央行十年后，易纲升任央行副行长，主管货币政策、办公厅、人事司、国际司等多个举足轻重的司局级。

因研究货币政策需要详细数据，所以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与易纲工作交集颇多。盛松成眼中的易纲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正直、实事求是且表里如一。分管司局下属对易纲的评价是，对人对事客观公正、不谋私利，且工作效率颇高。

央行20年间，易纲的一个职业节点是2009年7月开始兼任外管局局长。与易纲相熟的香港中文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原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曾对媒体介绍，易纲出任外管局局长后，取消了外管局的很多审批权，加强了对部门自身的约束，这对增强经济活力和增强经济自由度是很好的，对长远经济发展也有帮助。在他看来，作为政府部门领导，“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得”。

“作为直接执行者，易纲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中国汇改事件上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负责货币政策兼外汇管理多年，他（易纲）协调的都很好。”盛松成说。

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在贬值预期中推进定价机制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定价机制改革推出后，人民币兑美元随即创下汇改2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1.8％。在随后三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累计下跌3000个基点，引发世界性关注，人民币汇改也被推到风口浪尖，贬值成为敏感之词。

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紧急召开会议，成为提出“人民币没有长期贬值基础”的第一人，现在已经被转化为流行语“人无贬基”。这件事被国内学者认为“做的漂亮”。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在7以内。

易纲认为，人民币汇率会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基本稳定”是对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根据：第一，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在稳步提高。第二，中国的经常项，特别是货物贸易还存在着非常大的顺差，我们的FDI（对外直接投资）和ODI（外来直接投资）都是稳步增长的。第三，外汇储备是充裕的。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会回归到基本面，回归到人民币保持基本稳定的基本面。

某货币政策权威研究者告诉《财经》记者，易纲在国际上口碑很好。易纲在货币政策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货币深化论"monetization"。在货币政策上，主要制定者之一，但具体细节外人无从知晓。亦不敢妄评。

中国当下的货币政策兼顾多元目标，货币政策与外汇时有冲突。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必定带来人民币大量流出，而人民币大量流出去一定会造成人民币汇率压力。易纲作为具体的操作人员，也需要有高瞻远瞩的视角。货币政策司长、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等经历都为易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易纲是市场化改革派。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有区别，但是处理上述问题都协调非常好，该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推人民币国际化，该管住汇率就管住汇率，该资本项目不能太自由就不太自由，短期目标和长短期目标冲突的时候首先考虑短期目标，一旦条件成熟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接近易纲人士说到。

2014年4月，身为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开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3月，由央行党委委员升任党委副书记。种种信号显示，这可能是易纲将获重用的信号。据知情人士透露，任职央行行长15年的周小川一直颇为赏识易纲的才干。

央行新挑战

历经中国央行20年的多重历练，易纲应当说熟悉央行的一切。多位金融界权威人士向《财经》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全球重要性提高，面对国内外保持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多重使命，周小川卸任后的中国央行，无疑面临诸多挑战，对于新任行长易纲来说，未来的工作显然也并不轻松。

第一个摆在易纲眼前的挑战，便是本轮机构改革带来的金融监管体系重构。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将银监会和保监会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在将形成新的“一行两会”结构中，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性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从公布方案来看，央行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相关政策的制定，银保会主要行为监管，证监会相对独立。为此，央行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此前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架构下，人民银行一直扮演牵头增强各监管机构间协调效率的角色。

执法和立法分开会有一定脱节的问题，这就需要两个部门密切配合。方案提出的“重要法律法规”，也意味着不是完全上收规则制订的权力。而央行上收的规则制定，也需要其对市场深刻了解，特别是保险市场和业务层面的政策。所以，央行不仅要做好协调工作，还要深入了解方针政策和相关的市场、业务。

此外，有业界人士表示，值得关注的是，易纲目前的级别为中央候补委员，而周小川的身份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且担任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相比而言，易纲的级别略低于周小川，而新的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架构中，央行须发挥强势作用，易纲在日后的强央行身份中能否顺利协调一行两会也是其日后面临的重要问题。业界预期，这或有进一步的人事后续组合安排。

金融监管改革起源于金融业快速发展衍生的风险，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易纲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便是防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去杠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曾表示，在中国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

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刘鹤提出，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是防范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源于我国的高杠杆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银行业总资产/GDP）高达305%，远超同期美国近80%的水平，与日本近年来的杠杆水平相接近。

国际清算银行对14个发达国家在过去140年左右的债务数据和货币发行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增速过快，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而高杠杆背后是庞大的影子银行。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内资产达232.25万亿元，表外业务为253.52万亿元，其表外资产规模表内资产规模1.09倍。

互借通道、层层嵌套的影子银行体系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对底层资产进行穿透监管，导致大量货币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其中隐藏着巨大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这些都是人民银行新任行长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某监管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除了国内面临的挑战，国际金融界亦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被认为是易纲接任行长之后需要花时间应对的长期改革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一定成绩。2017年，人民币继续成为我国跨境收支第二大货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储备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保持了长期向好趋势。

但是，在某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在2009年——2014年发展很快，2014年以后便出现退潮，到最近已经退到一半了。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并非像我们想的那么好，这也是新行长需要思考、面对、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从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更是有所放缓。

自去年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指标出现积极变化。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17年1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全球市场份额重新回升；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业务也出现好转。同时，一年多以来首次有高收益离岸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香港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存款规模也止跌回升，触及一年来高点。

今年年初，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好转，市场上再次出现央行应利用有利时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

易纲在去年12月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央行没有特别急切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想为人民币和其他主权国家货币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逐步便利人民币的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一定是市场驱动的过程”。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认为，只有汇率机制进一步理顺，资本项目进一步放开管制，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央行发布的《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也指出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对于汇改，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汇率市场化改革并非一放了之，市场化的根本解决之道，是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增加交易主体、放宽交易限制、丰富交易产品。

有关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在2018年面临的挑战，易纲今年年初就曾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所阐述。

易纲认为，从国际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易纲说。

易纲提出以下政策思路：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在外管局任职多年的易纲，人民币国际化还是汇率市场化或许都将开启他工作生涯的新篇章。

事实上，对于债务以及杠杆率的问题，易纲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曾表示，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即要稳住总的杠杆率，或者让它每年少增、慢增。其次，易纲建议，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可以有一些优化。

而如何稳杠杆，易纲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稳杠杆这种事，要有资本金的补充机制，也就是要有有效的资本约束机制，就是有多少资本做多少事情，不能说没有资本金，光靠借贷去扩张太厉害，严格的财务制度和资本金的约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不论什么所有制还是什么类型的经济体，都要严格依法执行财务制度，资本金的约束。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市场化以及货币政策等挑战，某监管人士表示，作为市场派、改革派人士，易纲在这些领域早已有一定建树，而新的挑战也将为易纲的行长生涯打开新的篇章。

各方寄望新行长：勤奋的学者型官员

过去20年里，易纲在央行总体表现低调。但与他有较多工作交流的金融界人士看来，这更有助于易纲未来更务实地履行其职责。

王健曾向《财经》表示，易纲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是他接触的非常独特、非常有潜力的官员。而这样的一个人，同时又非常低调和内敛。

有人注意到，在易纲的人生中，有几个重大的转折都和“7”有关：1977年，当时还在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的易纲，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在干活之余，只用了一两个月复习备考，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并称为首批留学生，在美国哈姆林大学（Hamline University）的学业后，考入名校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博士毕业后，易纲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易纲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多篇英文论文，受到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了中国的货币化理论模型和货币供给机制，并发布了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研究成果。

但是易纲并没有想长居美国。1993年易纲回国与北大同班同学、原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以及北大教授林毅夫等人，在次年创办并顺利运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对于为何在获得终身教职后选择回国，易纲曾在2013年CCER Club创办的《朗润之声》第三期刊登的一篇的专访文章中谈到，他回国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所致，是自己做的一个选择，既有文化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成报效祖国，这些话太大。”在易纲看来，人是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选择并不难，难的是选择以后你要承担这个选择的长期后果”。

易纲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开始着手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1994年，易纲参加了由世界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中国金融规划研究课题，具体负责货币需求以及货币化的研究，研究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彼时，易纲关注到央行的一、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在1995年对此做了调研。1996年，易纲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

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的过程中，易纲没有管中窥豹，而是同时对美、日、德三国的体制进行了对比研究。此外，他在1996年还关注到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把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

对于金融专业的人来说，易纲最知名的著作则是由其编篡的《货币银行学》。该书至今仍是金融学销量最大的教科书。一些金融专业的学生评价，若论国内货币银行学的写作水平，易纲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20年前，易纲作为在海外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知名教授，被央行揽至旗下，开始由学者向监管者转型。

一位央行中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属于学者型官员，平日里对待下属平易近人。不过，易纲的另一面是工作狂，同事们经常在节假日和周末时在金融街遇到还在加班的他。

熟悉易纲的人士介绍，央行早上大小会议时间一般是8点半到9点召开，但是易纲主持召开会议基本都是8点开始。这样的会议节奏也带给一些人唠叨，因为每一次易纲开会，央行的司局长都要较以往早起半个小时。

而会议中的易纲从来不讲虚话，准确地说，最多用两秒钟时间说一句诸如“大家早起开会辛苦”的含蓄用语，然后直奔主题。易纲召开的会最短十分钟散会，最长三小时不散会。

与易纲共事过的同事都知道易纲有一个特点——勤奋，属于专业干部。倾听下属汇报工作时习惯用语“你说，你说”，然后不忘做记录。虽然早年缺少基层工作经验，但是善于学习。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易纲之前对票据不熟，于是在交流中非常谦虚地问，你给我拿一个票据看看。

对于媒体来说，易纲则是非常友好的采访对象，态度诚恳，言之有物。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央行的政协委员是被各路媒体围追的焦点人物。易纲在铁道大厦参加经济小组讨论结束后，总是被众多记者围堵，而他对蜂拥而来的的记者并不迅速回避，而是一边沉稳地回答大家的问题，一边还会提醒，不要影响到其他委员出入，然后把大家引到一个不影响角落里继续回答。

面对众多记者，易纲会平静地说“我只回答三个问题”。他对每个回应的问题都表述简洁，思路清晰，逻辑缜密，但不会回答重复的问题。

“以前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官员，我只想说我的最终理想还是做老师。但是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工作（指作为官员），我就一定会把它做好。” 易纲的理想是，退休以后还会继续当一名老师，“我希望做一个普通人，普及国民素质，传授一些知识，做一些有用的事。”易纲对燕园学子们曾如是规划未来的退休生活。

不过，对于刚刚接任央行行长的易纲来说，这样的退休生活恐怕还要在几年后才能实现。

易纲简历：

1958年出生于北京。

1977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Hamline University）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3年回国，1994年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起，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4年4月同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6年1月，卸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职务；2016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