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预售奇迹后现罕见退票潮，《后来的我们》才是真·幕后玩家？

今年五一档的片单让不少影迷略显失望，但有关五一档本身剧情的发展却非常精彩，比电影好看一万倍，情节跌宕起伏，不断反转……

上映前，刘若英首部导演作品《后来的我们》预售票房即破亿，将同档期强有力竞争对手《幕后玩家》远远甩在身后，但《后来的我们》上映首日却被曝出现规模退票，据36氪报道，不少影院单日退票率都在10%以上，被退票的影院总数接近4000家。

有业内人士称，此举疑似：预售期片方大量买票锁场，造成预售过亿假象，院线排片跟涨后片方再退票。难道《后来的我们》才是真·“幕后玩家”?

退票潮罗生门：猫眼欺诈?躺枪?

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曝光，这场退票潮则渐渐演变成了一场罗生门。

其中一种猜测认为猫眼为本次事件的“幕后玩家”。

图片来源：微博

猫眼在《后来的我们》中的角色很微妙，据公开资料，猫眼作为第三方售票平台，同时也是本片的发行方，属于利益相关者，难免让人觉得“既当了裁判员，又当了运动员”。有人据此事件绘制了一张图。

图片来自微博@电影票房

按照图中思路，片方/发行方在预售期大量买票，占领场次，院线看卖这么火就加场，排片量增加，据虎嗅网报道在《后来的我们》上映首日拿到近80%的排片。预售火爆加之压倒性排片，观众出于跟风心理或选择性较少等原因跟着订票，最终造成了预售过亿的假象。

上映前，片方利用影城的退票政策，开始规模退票，撤出自己的资金，这样一来不仅不用花钱，还增加了排片，制造了火爆现象，一举多得。

据电影博主“电影票房”援引院线内部人士消息，武汉万达影城共退票4342张，东莞万达退票2800张，据壹娱观察消息，全国各地大院线能退票的影院，基本都被退了一定比例的票，被退票影院总数接近4000家，退票额在1500~2000万之间。此举使得影院方遭受了巨大损失，因此爆料最初来自一些影城经理的抱怨。

图片来源：微博@电影票房

但今日凌晨猫眼的官方却给出了另一种解释，猫眼平台表示自己并没有干扰市场秩序，平台疑似被而已刷票并退票，现已将相关详尽数据和证据提交主管部门，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并将暂时关闭退票功能。

这种说法则将幕后黑手指向了电影或平台的竞争对手，同时有匿名猫眼相关人员在知乎表态：猫眼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后台程序员们数据工程师们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刷票任务，称这是自杀式营销。并表示从昨晚十点到今天中午，猫眼程序员在加班排查问题，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简单。

资本玩弄下的中国电影市场

事到如今，这场大戏的精彩程度似乎已经超过了电影本身，剧情不断反转，最终走向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谁是“幕后玩家”都重创了院线影院对互联网渠道的信任度，与影迷对电影市场的信任，从原院线到普通影迷似乎都被资本肆无忌惮的玩弄于股掌之间。

2016年3月4日，《叶问3》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有关数据显示，《叶问3》上映首日票房高达1.55亿元，打破华语动作片首日票房记录。但在“创纪录”后不久，《叶问3》即曝出票房造假丑闻。

据爆料该片出现了“同一个观影厅10分钟一场”“零点场满场”“凌晨一两点还场场爆满”“工作日非黄金时段影票售罄”“票价高达203元”等异常情况。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调查结果显示，《叶问3》虚假排场场次有7600余场，涉及票房3200万元。

而这起事件也揭开“票房对赌”冰山一角，近些年，影视传媒行业渐趋流行的“保底发行”，导致影视制作公司和发行公司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对赌，也催生出了票房造假现象。据《红周刊》报道，票房造假有时是为了冲击票房冠军，有时则涉及非法洗钱，如果有上市公司参与其中，其目的可能是通过虚构票房收入来拉抬股价，然后在二级市场上谋取利润。

在《叶问3》事件中发行方快鹿集团打得就是“票房换股价”的如意算盘，为了将票房净收入“装入”上市公司，票房越高，越是能带动上市公司股价攀升。但最终事情败露让美梦破碎，假票房风波后一周内，快鹿集团董事长施建祥控股的港股上市企业十方控股股价下跌了59.17%、快鹿集团旗下的A股上市公司神开股份周跌幅也达到了18.0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句名言：“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资本的嗜血性某些时候的确助推了电影市场的发展，但不择手段的逐利则往往对电影市场形成反噬。

好莱坞也曾有过类似案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大片厂为利益最大化往往拥有自己或者合作伙伴的院线，来放映自己出品的影片，形成了制片—发行—展映，高度整合，对整个流程的垂直垄断，即便是自家产出的烂片，也能找到好的销路，制造事实上的供不应求的市场情况进行谋利，这使得独立制作人和独立展映商生存困难，因此1938年7月，由于罗斯福新政，美国司法部对巨头提出了反垄断诉讼。这个1938年开始由联邦政府起诉的案子最终于1948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决大片厂败诉，要求他们放弃电影院放映的业务。

这个案件被称作“派拉蒙案”，在此之后放映方可以自由选择放映任何一家片厂或者独立制片人出品的电影，派拉蒙案也作为反托拉斯法的成功案例，经常被其他类似案件引用，为公平竞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虽然目前猫眼究竟在《后来的我们》“退票潮”中扮演什么角色尚无定论，但这起事件也为中国电影市场敲响了一个警钟：在规则并不完善的情况下，逐利的资本很有可能随意作假，操控售票渠道和排片，对于国产电影市场无疑是劣币驱逐良币。

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之路也许是时候将目光从一个个令人惊喜的数字处移开，转向一条更健康、稳健的发展之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