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怒

原标题:美国之怒

导读：从历史上看，短期内部矛盾和失衡常常会导致国际冲突。但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相反，结果取决于领袖的领导力质量。比如，在美国，华盛顿、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成功地处理了危机并让美国变得更强大，因为他们都能够认识到解决内部分歧必须兼顾国家核心价值观、国家在全球的地位、以及国家长期发展目标。

在香港，很多人将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反动归咎于极右翼。极右翼承诺响应工薪阶层之恨，通过煽动恐惧和鼓励极端倾向来赢得选祟。但在指责领袖利用大众之怒的时候，许多人忽视了愤怒本身的巨大影响，愤怒指向过去三十年中财富急剧膨胀的精英阶层，而相比之下，中产和工薪阶层的财富却不见增长。

两项最新研究直击当前问题的核心，尤其在美国，但世界其它国家亦然。在新书《尾旋坠落》（Tailspin）中，记者出身的作者史蒂文·布里尔（Steven Bril）指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与其推崇的社会目标脱节，因为它们只保护一小撮人，而以自由市场的名义放任其它脆弱群体遭受掠夺。在布里尔看来，这是美国英才制度的后果：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有机会爬到顶端，但随后就把登天梯子撤掉，以便能够把持民主机构，并利用它们固化自己的特权。

马修·斯图尔特（Mathew Stewart）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英才阶层精通巩固财富的老伎俩，慷非英才阶层子孙后代之慨将特权传递给自己的后代。”斯图尔特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底层90%的人所持有的财富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值，为35%；三十年后他们的财富比例下降到20%，而他们所损失的财富几乎全部流向了顶层的0.10%。中间的9.9%——斯图尔特称之为“新美国贵族”——构成了从前所谓的中产阶级。在1963年，底层90%的人口需要让其财富增加六倍后才能成为中间阶层的9.9%；但到了2010年，从底层90%跳到中间阶层9.9%，他们需要让财富增加25倍。

结果是，大部分美国人比从前工作更努力，但生活水平仍然在下降。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要承担高额房债，许多人还没有医保。顶层10%能够轻松获得高等教育，让他们的孩子获得与他们一样的特权；而底层90%必须加倍努力才能付得起高昂的学费，通常他们毕业的时候便已经负债累累。顶层10%能获得一流的医疗服务；而底层90%通常无法获得，或必须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

税收理应是促进平等的工具。但美国共和党却一直在寻求降低富人的税收，理据是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促进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长，从而实现财富向社会其他阶层“滴涓”渗透。但事实上，为富人减税只是进一步固化了他们的特权，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更糟糕的是，穷人实际上要付更多的间接税（包括土地、不动产、消费税等），底层20%的美国人支付的平均州税是顶层1%的两倍多。除此之外，底层还需要面临自动化和机器人的挑战，更不用说由气候变化导致的日益频繁和剧烈的自然灾害了，不难看出为何如此多的大众感到如此愤怒。

斯图尔特认为，中间9.9%的精英“操控着将资源从底层90%引向顶层0.1%的社会机器”，并愉快地接受其努力工作的“战利品分赃”。但这个社会机器所制造的不平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比如刺激社会不满以及我们现在在美国所看到的无法理喻的决策过程与结果。奥地利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指出，历史上，不平等往往需要通过战争革命、国家崩溃或自然灾害来消除。

如果希望避免这些灾难性事件，就需要顶层10%的精英更好地推动底层90%大众的利益，包括收入、财富、福利和机会等。但经济短视加上政治极化导致许多人试图将美国大众之怒转移到外国移民、中国和国际贸易（包括与盟国的贸易）头上。这就导致整个世界目前都陷入了没有赢家的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斗争中。

从历史上看，短期内部矛盾和失衡常常会导致国际冲突。但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相反，结果取决于领袖的领导力质量。比如，在美国，华盛顿、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成功地处理了危机并让美国变得更强大，因为他们都能够认识到解决内部分歧必须兼顾国家核心价值观、国家在全球的地位、以及国家长期发展目标。

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巧妙地利用大众之怒来推动自己的利益与议程。但制造愤怒的并不是特朗普，而是美国的精英，几十年来他们为特朗普之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现在特朗普已经大权在握，90%的底层大众的状况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特别是他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帮不了他理应代表的大众；还会破坏历史上曾经团结大众与领袖的公平和主人翁意识。指责外国人是政治权宜之计。但“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唯一办法是解决内部不公，而不是进口关税和边境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