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策】陈光磊:新的生育政策干预好比被同一辆卡车撞倒了两次
2018-08-17 18:46:20
来源:
国子策
作者:
陈光磊
【凤凰网财经国子策第41期】
作者:陈光磊,金融学博士,量子金融学院首席导师
编者按:2018年8月14日,《新华日报》刊发了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的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引发热议。文章中提到,要设立生育基金制度,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补贴,但如果公民没有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需等到退休时才能取出。
对此,金融学博士,量子金融学院首席导师陈光磊表示,为调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可能又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好比被同一辆卡车撞倒了两次。在他看来,如果仅盯住生育率这个目标,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这种教训已经太多了。他表示,人口发展的长期规律难以用短期政策来将其调整,人口结构调整过程至少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市场经济下,增加个人的选择权,提高人口质量,才会有一个良性的人口结构。
以下是陈光磊发表的文章全文:
关于人口政策最近引起很大争议,尤其是生育基金制度对于人口问题我们一直持续地关注,首先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过去的计划生育的得失,再结合有关专家的论据,为调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可能又带来了新的结构问题,好比被同一辆卡车撞倒了两次。
中国经历了压缩型的人口转型。中国和许多国家不一样,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很快从过去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的模式过渡到目前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的模式。大多数发达国家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它们的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中国人口转型的过程有两个特点:
一是较强的调控性。
中国政府从1980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计划生育政策,把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予以贯彻和落实。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一份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中号召只生一个孩子。1982年又把计划生育政策列入宪法。
二是人口转型的时间更短。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高、低、高”到“低、低、低”模式的转变,而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50年以上,甚至近百年的时间才实现了这个转变。出生率从30‰左右下降到20‰左右,完成生育率转变的法国用了78年,瑞士和瑞典用了44年,比利时用了38年,美国、荷兰及英国分别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转变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17年。
中国的生育率从1972年的29.77‰降至1976年的19.91‰,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1990年代以来,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为1.8(主流认识的生育率为1.8,一说为1.6甚至更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1。
生育率水平短时期内的急速下降,使中国在近3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属于典型的转变快、持续短的“压缩型”模式。而一般来说,生育率水平下降越快,短期内人口红利越明显或劳动力比例越高。
人口红利是一国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的时间内会出现一个人口增速高峰,由于人口转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而社会抚养负担相对又较低,由这种“上无老、下无小”局面推动的社会发展。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比重大幅度下降、劳动力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人口结构也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
一是少儿人口下降。中国少儿人口首先出现了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已经出现“少子化”现象,明显低于正常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在1995年前后中国0-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3.34亿人,而后便持续下降。
二是人口加快老龄化。
过去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设定了人口总量峰值上限,但却从没确定过人口老龄化的峰值上限,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2010年后中国老年人口加速上升,老龄化加速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2010-203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66%,2030-2050年年均增长速度下降到1.26%。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3.4%,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于届时世界21.9%的平均水平。
关于新的生育政策干预的主要论据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旦国民生育意愿下降的趋势形成,尤其是生育水平跌到1.5以下就很难逆转,即所谓“低生育率陷阱”;而生育率跌到1.3以下而实现逆转的国家,几乎没有先例。” 因此,“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首先,发达国家跟中国的经验截然不同,中国刚刚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低生育率有之前政策影响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生育权也是一种选择权,是个人选择行为的结果,由个人的经济状况,生活压力和抚养成本等所理性权衡的结果。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说法并没有理论依据。
关于新的生育政策干预的实施方案理由是,发达国家“财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生育成本,因此各国的生育率水平与财税支持力度大体正相关。”前面所说生育权是个人选择权,财税政策与生育率水平的正相关的说法值得怀疑。另外,“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生育减税政策实施成本高、难度大。”, 应当“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为了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建议设立具有强制性和保障性的生育基金制度,鼓励家庭生育。”所以,生育基金制度其实是个转移支付的政策,这种生育基金会可能造成生育权的不平等问题,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由于生活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的加大,年轻人推迟结婚、推迟生养小孩非常普遍。而农村同龄人早早地已享受天伦之乐。为调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可能又带来了新的结构问题。
如果紧紧盯住生育率这个目标,为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改变了激励,会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在分析任何一种政策时,不能仅仅只考虑它的直接影响,而且应该考虑政策通过激励产生的各种间接影响,可能会适得其反,这种教训已经太多了。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人口发展的长期规律难以用短期政策来将其调整。人口结构调整过程至少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市场经济下,增加个人的选择权,提高人口质量,才会有一个良性的人口结构。
[责任编辑:荣辛 PF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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