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攻坚，新电商要如何参战

扶贫与公益不是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最重要的主题。互联网巨头云集乌镇，有的是宏大话题可聊。但扶贫与公益在当下中国又是一件重大紧迫的议题，尽管它作为国内民生事务，近来很容易被国际贸易热点抢去风头。

确实很紧迫。到2020年还有两年，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的目标，到那时，中国农村现有扶贫标准下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即使按照2500万人尚未脱贫计，每天也要有超过3万人脱贫。这个任务了不得，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也必须要完成。

为实现上述目标而推出的“三大精准扶贫政策”，包括教育扶贫、住房扶贫和就业帮扶。其中的“就业帮扶”，是“指国家重点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让大家掌握更多的技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让农民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职业”。不仅是给钱、送物资，还要授人以渔。这事说来容易，落实起来可不简单。

这样艰巨的任务，这么紧迫的时间，而且，扶贫要体现效率，要创新，就要有最先进生产力的介入。企业也是扶贫主体。以创新与效率衡量，当然首推互联网企业。扶贫也要“互利网+”。

事实上，中国互联网企业一直致力于参与农村扶贫公益。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的重点，还是将自己的优势、商业模式与扶贫需求相结合。包括几个大的传统电商公司，都有向农村下沉发展的项目。这些尝试，对于农村的扶贫，当然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目前来看，与它们在城市取得的成就相比，似乎还有相当距离。

但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和新的尝试在不断涌现，新的互联网公司又在源源不断加入到农村扶贫中来。其中一些模式已经显现出更为明显的效果。

11月8日，在乌镇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拼多多创始人及CEO黄峥在“网络公益与扶贫：消除饥饿与贫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作为一家成立三年的“新电子商务”平台，拼多多平台已汇聚3.44亿用户和超过200万商户。黄峥表示，电商企业参与扶贫工作，核心是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让贫困地区有产就有销，多劳能多得。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对现有商品流通环节进行重构，持续降低社会资源的损耗。

黄峥介绍了拼多多扶贫助农的成果：“过去三年，拼多多平台已累计帮扶139600户建档立卡扶贫家庭，产生超过21亿笔助农订单，累计销售109亿斤农产品，相关交易总额达510亿元。”

黄峥在发言中称“扶贫助农是本分”。至少比起其他很多互联网公司，“扶贫助农”对拼多多更接近“本分”。这一方面是因为拼多多的商业模式，本身就基于移动互联网。根据11月4日《人民日报》的《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一文中数据，“70%的新型职业农民通过手机进行农业生产销售。”拼多多比其他电商模式的市场更为下沉，或者说，它关注到了“五环外的广大中国”。这也决定了它比其他电商在抵达农村、连结农民上更具优势。

另一方面，新电商发挥作用，也是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内在需求。中国农产品面临的最大瓶颈，仍然是信息壁垒与隔断。农产品的很多特点，比如不易保存和运输，种植成本高，也放大了信息瓶颈的影响。

在消除信息瓶颈上，日本农协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农协在整个亚洲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它在实现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农协的作用，主要体现于生产指导、集中采购、统一销售。从生产过程看，农协的指导涉及农业的方方面面，带有服务性、技术性和综合性，通过指导，使分散经营的农户，按照统一的农业技术、农产品标准要求进行现代化农业生产。

为减少生产资料流通中的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农协根据成员的需要，统一购买农户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先由基层农协接受成员订货，再向农协经济联合会订货，农协经济联合会把订货集中起来，形成集团交易优势，跟生产企业直接签订价格优惠的交易合同。对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农协也组织统一购买，可以享受厂价或批发价。通过集中采购，使加入农协的农民得到了实惠。

统一销售农产品是日本农协重要的日常工作。农协统一收购农户的产品集中上市销售，农协通过统一进行市场谈判和集中销售，防止中间商压质压价，保护了农户利益，减少了市场风险。同时能够促进农协与中间商之间形成稳定的计划销售体制，并建立起相互依存和信赖的合作关系，促进农协形成合理的销售网络，使农协的生产指导更有组织性和计划性，避免了盲目生产，从而确保了农民收入的稳定。

客观上，日本农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户实现了农产品的定制化生产。

日本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当然是有区别的，比如空间差异、市场规模，更直观地说，是对信息连结的有效性要求指数性增加。所以，此前尽管在中国也有类似尝试，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但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和模式的创新正在弥补差异。像拼多多这样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日本农协的部分功能，而且是最低成本实现。

黄峥举了几个例子。拼多多用3年的时间，为分散的农产品整合出了一条直达3.4亿消费者的快速通道。经由这条通道，吐鲁番哈密瓜48小时就能从田间直达消费者手中，价格比批发市场还便宜；以前一度滞销的河南中牟大蒜，现在打包卖到了北京，价格只有超市的四分之一。经由这条通道，平台将全国679个贫困县的农田，和城市的写字楼、小区连在一起，成功建立起了一套以“拼”助捐的可持续扶贫助农机制。

拼多多的的商业模式当然对其他产品也都适用，但在农产品上，更接近于解决了“痛点”。当然，日本农协除了帮助农户实现定制化生产，还有权益维护、金融支持等作用，这些功能并不能单纯依靠企业，而应该通过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良好合作来实现。

新电商公司与农村扶贫的匹配还不止此。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最突出的能力，是实现“精准”，而农村扶贫的正确表述，就是“精准扶贫”。“要在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深入分析致贫原因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扶贫对象。”这正是基于移动社交互联的新电商公司的优势所在。同样，在此模式下，也可以“拼”出生产与定制的差异化、多样性，避免农村扶贫中很容易出现的“一刀切”弊端。

从一代代互联网公司投入农村扶贫公益，可以清晰地看出一种进化路径。未来或许还会有更新的商业模式，可以为中国农村扶贫提供更大助推。从当下的整体社会环境来看，民营企业的价值被重申和确认，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上的现实存在感，“民营企业是自己人”的定位，提升了这一参与的正面意义。正在开始攻坚战“最后冲锋”的农村扶贫无疑需要互联网公司，给后者发挥作用的空间，还非常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