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沧桑——百年血火百年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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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沧桑——百年血火百年泪

1919年上半年,年仅28岁的前牛津大学优秀毕业生霍华德•E•劳伦斯身穿阿拉伯大袍,陪同麦加哈希姆圣裔家族三王子费萨尔出席“巴黎和会”,试图说服英法兑现给阿拉伯人起兵联手埋葬奥斯曼帝国的诺言,建立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大一统阿拉伯王国。然而,因有效组织部落沙漠游击战而被誉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这位英国军人毕竟人微言轻,只能愤然拂袖而去。

7年后英年早逝的劳伦斯更不会想到,让他一鸣惊人的中东进一步“巴尔干化”——在民族主义、神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三大力量绞杀及两次世界大战冲击下,这块孵化过烛照世界的伊斯兰文明及天方夜谭迷人神话的广阔土地,不断魔瓶倾覆,咒语解封,动荡与战乱的精灵鱼贯而出,恣意乱为,成为各种思潮荡涤、力量兴替、冲突频仍的险境畏途和世界创口。百年岁月,在7000年中东历史长河中堪称白驹过隙,然而,其所历变化之巨之迅,足以让长眠在文明断层里的先贤们目瞪口呆。

1,中东碎片化——

信仰、政权与民族大一统的分崩离析

“巴黎和会”无疑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大会,是一战胜利者对战败国生吞活剥和生杀予夺的盛宴,它形成东方大国缺位的凡尔赛体系,使曾经君临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惨遭第三次五马分尸。此前,由盛转衰的奥斯曼已陆续被迫放弃巴尔干和高加索,并被西欧对手夺走北非领地,导致近现代大中东的首次破碎。如果说1918年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率先脱离奥斯曼而标志着中东碎片化开始波及亚洲西部,一战引发的奥斯曼解体多米诺骨牌,则在此后不断倒下并甩出长长的尾巴。

随着奥斯曼亚洲残部继续土崩瓦解,原本以“穆斯林”为共同身份认同、以“哈里发”为统一精神与世俗领袖的中东伊斯兰世界,被切割成20多个民族国家,尤以阿拉伯人为甚,形成22个国家或实体,与奥斯曼继承者土耳其、恺加王朝继承者伊朗和犹太文明复兴主体以色列,共同镶嵌出中东多民族、多国家的马赛克拼图。尽管1400多年来,这个伊斯兰文明中枢区域的大一统并非一以贯之,但是,像百年来这样因外力撬动和主导而出现的大面积碎片化,以及内外力量博弈的错综复杂,亘古未见,这也注定中东将经历刀戟丛生、血泪纷飞和悲剧叠发的灰暗世纪。

2,烽火连天——

饱经喋血杀伐的文明焦土

中东自从文明发轫就是讨伐与征服的持久热战场,多个帝国的诞生与崛起无不仰仗刀枪剑戟,积淀了浓厚的冲突基因,百年来帝国统治秩序解体,权力板块去中心化,民族国家建构,国家内部失和而导致的领土、民族、信仰、宗派和利益纠纷,以及域外大国的持续与反复争夺,加剧了中东的兵连祸结。

1923年奥斯曼末代将军凯末尔率部浴血3年,推翻《色佛尔条约》并迫使西方签订《洛桑条约》,确立今天土耳其的最终边界。1948年至1982年间的5次中东战争,埋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长久对立与仇恨。1954至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近百万人为民族独立付出生命代价。1975年至1991年,地中海东北角的黎巴嫩,漫长内战几乎摧毁这个“中东瑞士”;而地中海西南端的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也为西撒哈拉归属干戈不息。

1980至1988年两伊战争爆发,阿拉伯和波斯两大民族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周边“教胞”相残并使百万人成为炮灰;同期,美国不仅在地中海之滨两次教训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还在波斯湾与霍梅尼创立的伊朗新政权兵戎相见。贫瘠荒凉的东非索马里自1986年爆发内战至今未见和平曙光,“伊斯兰青年党”的恐怖袭击和破落农民下海为盗则成为这个国家的世界形象。

1990的海湾危机及次年的海湾战争,不仅使科威特蒙受亡国之难,也让伊拉克遭受多国部队致命重创并为12年后的政权覆亡自掘坟墓。1994年,统一仅4年的也门爆发南北战争,虽然很快再度统一,但治理乏善不仅使这块传说安葬着始祖亚当的“幸福之地”于17年后再陷动乱,还最终演变为至今没有停火的内战与干涉战。

2011年,北约首次剑指中东发动利比亚战争,摧毁这个由部落拼凑靠强人管制的国家。同年,干涉者的战争机器也以民主与反恐之名开进叙利亚,引发造成48万人死亡、400万人流亡的 “小型世界大战”。

百年来的世界,找不到第二块像中东般战争频繁、冲突不断、内战叠加外战的哀伤之地,几十个国家难得几处未曾经战火洗礼的角落,这种状况在数千年中东史上也相当罕见,堪称“战国时代”。

3,现代治理屡试屡败——

各种主义与教条的交织竞逐

中东是人类文明发祥地,是古代世界思想、智慧和治理理念的发轫之地,从不缺乏见解主张和治世攻略。百年来的中东更是沧海横流,或西学东渐,或推陈出新或崇古复兴,堪称思潮、主义、学说和理念的滥觞。作为破碎之地和后发洼地,中东统治者们尝试过无数灵丹妙药以救亡图存和兴国安邦,展现了奥斯曼帝国时代未曾经历的百舸争流,呼啸勃发,构成一部宏大而杂乱的时代乐章。

如果说,世俗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奏是这部交响乐的主部主题,并在土耳其、以色列和巴列维王朝治下的伊朗取得成功,也曾在多个阿拉伯国家有过华彩亮相;那么,神权主义与复古主义的混搭则作为副部主题,也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并在不同国家和阶段哗众取宠甚至压倒主部主题。这两种主要思潮的耳鬓厮磨和此消彼长,使中东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曲折反复,形象斑驳,始终处于痛苦的磨合过程中。

诞生过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和萨拉丁等历史巨星的中东,从来就是魅力型领袖的灿烂舞台,百年间也不乏众多纳赛尔式的国父级政坛常青树。然而,他们的作用和能力毕竟无法超越古人,即使曾经率领民众实现过阶段性中兴,但大都未能推动国家进入制度化良性成长轨道,也未给后人留下现代治理的良性资产,甚至自己晚节不保、身败名裂。百年风雨表明,西方代议民主制很难融入部落传统深厚、迷信弱肉强食的中东,世俗主义“政治侏儒”的相继登场,更因其力所不逮而使治理与转型尤其艰难,人民近乎绝望地面对无奈现实。相反,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不断攻城略地,刷新战绩: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夺取政权,到黎巴嫩真主党走向权力中心;从“伊斯兰拯救阵线”酿成阿尔及利亚“黑色十年”,到苏丹尝试全面伊斯兰化;从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赢得大选,到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一度登临权力的金字塔……都表明伊斯兰文明打底的中东,世俗主义与神权主义、现代治理与复古尝试,将是二元对立并存的无限缠斗空间。

4,大国博弈——

成也中东,败也中东

历史上,除了昙花一现的蒙古帝国,几乎所有世界性权力中心都诞生或崛起于中东,如巴比伦、亚述、波斯、罗马、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而近代欧洲列强也无不争夺这个“世界岛”十字路口。中东既是大国磨刀石,也是大国演兵场,还是大国乱坟场,百年中东见证了大国兴衰和权力转移,而这种超级力量的传递及王者争霸,使中东内忧不断且外祸绵延。

一战前夕,“西亚病夫”奥斯曼已将半壁江山拱手让给横行世界的大英帝国和快速南扩的沙皇俄国,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新贵美利坚因羽翼未丰且奉行“孤立主义”,虽觊觎中东市场和霸权荣光但也只能浅尝辄止,叨陪末座。随着两次大战引发欧洲传统中东掠食者急速衰弱,以及沙俄被凤凰涅槃的苏联所取代,中东开启美苏角逐新时代,也成为全球冷战前沿和两极格局代理战争主战场。美苏控制并争霸中东在很长时间和宽大空域内重塑了中东地缘格局和政治议程。

1990年,随着冷战体系轰然垮塌,中东任由美国独步天下。也正因为由早期支持民族国家独立的“威尔逊主义”,逐步蜕变为新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美国从二战后普遍受中东民众欢迎的域外大国走向反面,并因长期偏袒以色列和频繁干涉地区事务催生出反美反西方主义,直至引发建国200多年来本土遭遇首次大规模袭击,而且是来自中东非国家行为体的致命报复,进而拉开美国阶段性衰落帷幕,陷入“大国坟墓”之诅咒。这种比法老诅咒更可怕的预言与现实,迫使美国在奥巴马任内逐步抽离中东,也使其继任者特朗普放弃叙利亚,从而成就了俄罗斯在中东局部逼退美国的破天荒斩获。

5, 石油财富——

碳氢能源带来的福分与灾祸

石油,地质剧烈变化的产物,是造物主对中东沙漠与干涸的慷慨补偿,几乎与中东文明相伴而生,5000年前即被古埃及人用来制作木乃伊和治病疗伤,也被巴比伦人以工业化生产规模用于军事和建筑。古代石油传奇直到公元前500年才从中东突然消失,成为波斯帝国阻断两河流域文明的殉葬品。此后,这种老祖宗初步开发的天赐之物对中东人变得陌生,仅以东罗马神秘武器“希腊火”而闻风丧胆。

百年前,西方现代能源革命激活石油这笔巨大的地下财富,自1908年伊朗首先发现大规模油气田和1932年巴林打出现代第一口油井起,中东步入新石油时代,尤其是两次大战使飞机、军舰、坦克、装甲车等现代化兵器大行其道,蕴藏世界探明石油储量2/3的中东时来运转,诸多产油国一夜间从落后的农牧业文明跨入现代工业文明,破落地主、牧主、部落酋长华丽转身为资本家、企业家和慈善家,昔日闪烁着骆驼身影与海市蜃楼的荒凉沙漠因滚滚美元注入变成世界建筑橱窗,石油也赋予中东产油国以地缘分量无法匹配的政治话语权。

然而,一如尼古丁具有两面性,石油也祸福相依甚至被形容为另一种诅咒。作为“世界油库”的中东不仅刺激了大国逐鹿,源源不断的军火裹挟着征服荷尔蒙也与日俱增,加剧了纷乱与战争。石油使产油国“油瘾”难戒,完全依赖外部市场和价格高企维持经济与社会稳定。石油分布不均还拉大地区国家的贫富对立和发展失衡,滋润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仇恨土壤。

6,百年长痛——

阿以争端、库尔德问题和极端主义

百年中东内忧外患,遍体鳞伤,新仇旧恨,层出不穷,留下三大长久之痛和世界之伤,即阿以争端、库尔德问题和极端主义。

1916年,英国忽悠阿拉伯人反叛奥斯曼帝国,以钳制欧洲战场并确保其东方利益,同时却因军费捉襟见肘而盯上犹太人的钱包,借助《贝尔福书简》将阿拉伯人的世居之地私授渴望重返阔别1000多年之故土的这个流浪民族,埋下巴勒斯坦问题祸根,导致战后阿以长期交战与敌对,巴以天天刀兵相向,无法共处。

同样,英国也曾许诺奥斯曼治下库尔德人独立建国,1923年却通过《洛桑条约》叛卖这个质朴的边缘民族,留下库尔德问题病灶,使后殖民时代的中东四国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饱受分离主义困扰,也日益强烈地给中东安全与稳定制造了阿以争端之外的另一出大悲剧。

中东是伊斯兰文明发祥地,自其伴随奥斯曼帝国衰落与解体跌入低谷,如何浴火重生已成为世纪话题,并扮演与现代化、西方化和民主化同台竞技的角色。19世纪复兴伊斯兰思想由印巴传入中东并逐步发酵,一战结束10年后埃及学者哈桑•班纳首创穆斯林兄弟会,尝试“伊学为体,西学为用”而肇启中东现代伊斯兰运动。

然而,百年伊斯兰复兴除在伊朗达修成有限正果外,并未成长为足以对抗世俗主义的主流治理共识,更不可能引领伊斯兰文明重现中世纪时的那般辉煌。相反,由于阿以争端长期发酵,阿富汗战争外溢刺激,世俗治理失败以及西方文明强势东进,反而催生出宗教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暴力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怪胎,最终以“基地主义”轰然登场,并因“阿拉伯之春”扬絮飞花而蜕变出更具危害性的“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组织方式和野蛮杀戮,而且一度肢解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民族国家边界,触发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与反恐怖战争。

7,中国崛起——

从“东亚病夫”到中东伙伴

在重构现代中东的“巴黎和会”上,远东的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没有摆脱西方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引发伟大的爱国“五四运动”。百年一瞬,曾经的“东亚病夫”不仅基本治愈与中东国家同病相怜的历史创痛,而且日益繁荣强大,并以全新姿态进入中东,展示大国姿态,寻找大国位置,发挥大国作用。从2002年首设特使并派往中东,到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新世纪诸多中东首脑首访北京,到主持公道推动伊核协议签署,乃至6次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而改变叙利亚战争进程和方向……曾以“丝绸之路”东方源头而闻名中东的中国,正在逐步回归这片热土,并在和平外交理念下参与地区治理与和平机制塑造,相信未来的中东也将看到一个与“巴黎和会”之中国更加不同的世界大国。

(作者为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联社总裁马晓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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