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武造假为何全盘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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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宋馥李/文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段著名的相声。说的是一个普通工人，偷听了工厂的统计数字专门会议。企业负责人对各项经济运行指标，一本正经地进行了一番修改和创造。

数字造假也是一门“经验科学”。有经验的造假者，往往深谙造假的分寸：数字不是越高越好，要恰到好处；改了主要指标，其他指标也要相互协同；数字还要兼顾同地区同行业的客观情况，符合人们的一般性认知，搞出了“亩产十万斤”就很容易暴露。

你看，数字造假痼疾由来已久，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凡有数字KPI悬在干部的头上，就难免有操纵数字的冲动。这几年，很多地区的经济下滑是不争的事实，经济财税数字造假也渐渐滥觞，查禁之声不绝于耳。

近日落下帷幕的宁夏临武统计数字造假案，极其典型。此案在2018年被查处时就曝出，灵武市20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虚报，1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直接原因是：灵武市有关部门非法干预，指令企业报送虚假统计数据。5月21日，国家统计局对这一案件实施了责任追究并公开通报：处理了厅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8人，共计42名违纪违法责任人。

灵武是由银川市代管的县级市，为正处级建制。市委书记为副厅级高配，此次被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而临武市长被予以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除了市委书记，另外三位受到处罚的厅级干部，通告中未公开其具体职务，还是留了一些颜面。

灵武这次造假是全盘沦陷。不止是涉及经济运行的发改局、统计局和工信局，灵武市交通运输局、教育体育局、住建局、卫计局、林业局、科技局等部门负责人，均受到了处分。

在环保领域，灵武也同样“显赫”。中央环保督查在2018年督查发现，宁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灵武市以敷衍整改，甚至弄虚作假的方式应对中央环保督察，那一次，灵武市常务副市长朱立峰、市委副书记邬鹏和副市长马波、杨国龙等分别被处分。

灵武造假涉及的广度和深度让人叹为观止。假设你是一个外来的投资者，从官方的统计公报来了解灵武，怕是会得到一个彻底的“假灵武”。

怎样遏制地方官员的造假冲动，是一个老话题。一个地方的造假生态一旦形成，不仅上行下效，还会形成“你追我赶，不甘人后”的荒诞景象。2018年，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称，对统计数字造假要“零容忍，严查处”，并以更好的科技手段、彻底的调查和将地方官员排除在数据搜集阶段之外的做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实际上，统计局在防范统计造假上，也没少想办法。2012年施行的统计一套表企业联网直报，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作用有限。企业在地方生存发展，很难不受地方政府影响，主管部门有虚增数字的要求，企业如何能够秉笔直书？

屡屡爆出的造假大案，根本在于“数字出官”的政绩考核体系，即便不考核GDP，换一套考核办法，仍然会滋生新的造假攻略。

或许不久的将来，更好的科技手段，真的能有效遏制数字造假。但在这之前，将“零容忍”兑现到位，给造假者以充分的警醒，大概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回到国家统计局对灵武的这则通报上，通报用词除了彰显查处决心，也应该比照生态环境部一年前的通报，将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公之于众，以防公众胡乱猜测，造成新的误读。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使造假者在利弊权衡之间，选择当“老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