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以党建引领打通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任督二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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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以党建引领打通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任督二脉”

伴随我国社会转型与城镇化进程加速,超大城市发展治理面临挑战。而作为城市发展治理体系的最基本单元,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社区,无疑成为城市发展治理的“最后一公里”。11月22日至23日,一场致力于构建超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发展治理格局的论坛——“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成都论坛”将在天府之国举行。这一次的成都,又一次因为城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走到了聚光灯下。而这次创新从萌生想法到先试先行,成都只用了两年。

“成都市委社治委”开中国社区发展治理创新先河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成都已不是头一回了。不论经济结构转型、文化创新,还是人才战略、社区发展治理,它总是走在全国“尝新”前列。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首次专门为社区治理进行了全方位的顶层设计。一时间,如何提升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命题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彼时的成都很清楚,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以城市为单位进行改革创新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源和加速器。是的,若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加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宏观下沉到微观”,落实到城乡及社区。

思路确定后的2017年9月,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简称“成都市委社治委”)诞生。也恰恰从那一刻起,天府之国以“市委社治委”之名开创了中国社区发展治理创新先河,主动肩负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先试先行的使命。

尽管使命艰巨,但成都并非冲动行事,从哪着手社区发展治理最为奏效?怎样的治理目标最为科学合理?很快,一张城市社区发展治理“链式网”被清晰地描摹出来,上面既有大城市下每一个区域内的“城市细胞”——社区分布,又有“细胞连接”的组织载体——社区党建,尽管密密麻麻,却是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的关键节点与突破口。所谓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社区发展治理亦如此。

于是,“成都市委社治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依托社区党建的引领力量,让社区发展治理高效化、亲民化。通过密布各区域的社区党建载体,全面辐射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破解社区发展治理的难点与盲点,用创新巧治“大城市病”,为天府之国转型发展释放更大空间。

党建引领下的“四新四提”打通基层治理任督二脉

社区党建,打通了基层治理的任督二脉。两年来,成都在社区发展治理上的创新实践已初见成效。

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中写到,社区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社会关系的社会团体。早在1948年,联合国就提出“以社区为代表的社会发展”理念。而纵观国际社会,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所衍生出的社区发展治理模式,必须与具体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论美国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日本混合型社区管理模式还是新加坡政府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都无法复制照搬,只能汲取个中经验。

就像成都试行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之初,也曾做过横纵向的海量调研,不断归纳总结出发达国家社区发展治理上的一致性:即通过政府、社会团体与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的结合,共同协作发挥社区发展治理作用,且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之间采用平行管理方法,共同配合开展社区工作。

放眼中国,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以“单位制”为主来承担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单位本身既承担生产功能,又承担社会管理与服务功能,而街道和居委会只是单位的一种补充。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体制外”就业的出现,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相分离,“居委会模式”渐成主导并长时间稳坐社区发展治理头把交椅。

然而,随着城市化朝纵深发展,旧模式相继暴露出一系列“治理失灵”问题,愈发与当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着眼点相脱节,使得改革势在必行又迫在眉睫。社区发展治理必须引入新模式。

而“社区党建”让成都管窥到超大型城市社区发展治理新格局。一时间,成都党建引领下的“四新四提”,成为其它城市纷纷借鉴效仿的社区发展治理范本。

“四新”,即在党建引领基层社区发展治理的过程中,引入“互联网+社区发展治理”新元素,打造亲子社交、运动社交、宠物社交等新兴链接方式,通过为居民搭建沟通交流平台编织新关系,根据自身社区特点“量体裁衣”构建适合未来发展的新型社区形态。而“四提”则是本着“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创新思路,全面提升社区党建单位部门的决策水平、服务质量、专业程度、造血能力。让社区党建成为链接社区群众与顶层设计间最接地气的枢纽。

成都的逻辑很简单,始终都是在明确方向后,从微观单位切入,通过达成一个个小目标、近目标,去无限接近大目标,最终实现政府的宏观规划。譬如,用党建切入成都社区发展治理,实现每一个区域内社区的有效治理,是为了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只有这层逻辑,才能真正提升成都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举头见支部,低头惠民生,城市和谐发展迈入“黄金时代”

归根结底,社区发展治理创新从根本上讲是要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让百姓安居乐业、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在这份赤诚初心的照耀下,除了先试先行的成都,眼下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在内的全国多个超大型城市也在陆续“以点带面”,从典型大社区着手,陆续插上“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大旗,并不断针对各个社区自身特点与难点,优化治理思路、制定针对性的发展治理方案。

譬如,成都实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亲民化改造,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功能复合齐全、资源高效利用、环境亲民和谐的温馨家园,实现“社区和美有变化、居民亲近有感受”的新格局。在物业纠纷频发的商品房小区探索出“找党员、建组织、优机制、聚合力、植文化”五步工作法,既有效化解了物业纠纷,又支持了小区居民的自治。

又譬如深圳、上海针对大区域社区,探索出区域化党建机制新路径,整合驻辖区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开展社区发展治理,有效推进了社区互联共建,同时设立党建智慧平台,通过党建微信公众号,推送“微党课、微学习、微服务”,实现服务党员、群众“零距离”,大大简化了治理流程。

再譬如首都北京针对像西城区天桥街道这样的老小区、胡同比较集中的区域,采取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层层抓落实的“三级联动”组织体系,建立街道工委书记、职能部门负责人、社区党委书记共担共治的三级联动责任体系。

从先试先行的成都到全国各大中型城市,从新型商品房社区到城中老旧小区,让每个社区、每条街巷都能实现“举头见支部,低头惠民生”的社区发展治理亲民化新局面,才能真正推动城市和谐发展迈入“黄金时代”。

眼下,这场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的改革创新战,依然行进在不断优化的路上。在收效与获得的同时,诸如一些地方的社区党建浮在面上、停留在口号层面、缺乏清晰的边界,甚至一些新建的商品房小区“隐形党员”和“口袋党员”过多,以及老旧小区的老年党员多、青年党员少,难以发挥党建对于社区的组织功能等顽疾也需要在创新实践中解决。

用成都市委社治委的话说,社区党建创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仍有提高的空间。这绝非只是简单的维护社会秩序,而是以群众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全面实现党领导社区发展治理、依靠群众加强社区发展治理。横向上夯实区域化党建,纵向上健全组织体系,引导社区自治良性运行。

是的,党建引领社区的终极目标是带领广大民众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逐步变成现实。成都的实践,让我们见证了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的最新努力和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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