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动的疫情看新型城镇化下一程

“流动的中国”，流动的疫情。庚子鼠年这个春节，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都被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所牵动。始现于武汉的一种小小病毒，在短短几十天内就将“蝴蝶效应”释放得淋漓尽致，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

流动的疫情，激发了空前的凝聚力，也引发了舆论场里的一连串反思：反思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反思该不该买卖野生动物、吃“野味”，反思暴露出来的基层治理“黑洞”，反思某些方面应急能力的捉襟见肘……其中，就有声音在问：为什么不早一点封城！武汉市委书记在央视《新闻1+1》节目连线时也表示，若早点采取封城措施，疫情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控制。

不让人流动，是防止疫情蔓延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封城，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极端措施。但是，这个特例绝不能轻易采用。此次疫情让我们对人口流动性巨大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加快推进治理现代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经过了40年快速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流动的中国。很多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工作在城镇，但未在城镇落地生根，形成春运人流潮。去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未来，随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壮大，人口流动依然会是流动中国的一个注脚。

面对这样一个流动性巨大的社会，新型城镇化仅仅关注“人往哪里去、地从何处来、钱从哪里出”，显然是不够的，还要关注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传染病防控以及更广泛的公共服务问题，比如“公共服务设施往哪里建”。如何公平、有效、合理地配置公共服务资源，让人们安全便利地享受公共服务，是对国土空间治理的一次大考。

事实上，上世纪30年代，人们就开始关注城镇化、空间规划、流动人口和公众健康的关系。1933年，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召集全球规划师签订雅典宪章，针对当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传染病和环境污染，提出了功能分区的理念。像此次病毒源发现地华南海鲜市场的布局问题、公共医疗服务设施不足等等，这些都应在城市功能分区时统筹考虑。此次疫情将这些规划“短板”暴露无遗。再想想近年时而听闻的“化工围城”“垃圾围城”、停车难、入学难……这些城镇化道路上的顽疾也都迫切需要从空间治理上去解决。

所幸的是，当前不少地方已经在行动，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逐渐成为业内共识。如何围绕“人”来安排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空间布局安全便利、舒适宜居、美丽有序？日本将城市空间治理与功能调整相结合的“生活圈”理念，值得借鉴。空间治理也好，功能调整也罢，最终是要满足人的需求。在国内，上海已提出要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让人们在以家为中心的15分钟步行可达范围内享受到完善的养老、医疗、教育、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无疑，这对提升社区品质、促进公众健康乃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具有积极意义。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写好“人”字，说到底就是要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而在“美好”的评价指标里应该有“健康”。没有全民健康，就谈不上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期待此疫过后，在新型城镇化下一程中，我们能够迎来真正的全面“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