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从陆家嘴到临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何新使命？

6月18日-19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2020：新起点、新使命、新愿景”。

起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跨过风云30年。

1991年，邓小平提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2009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提出上海至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面对最后三年的决胜阶段，2019年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建设全球资产管理、跨境投融资服务、金融科技、国际保险、全球人民币支付清算、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的六大中心，并形成国际一流的优良金融生态系统的“6+1”格局。

2020年2月14日，上海市政府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推出改革开放多项政策。

如今，上海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最齐备的城市之一，集聚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信托等各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2019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1934.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达12.7万亿元，占全国直接融资总额85％以上。

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筹资总额位居全球第一，全年股票交易额、年末股票市值均位居全球第四。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现货黄金交易量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上海期货交易所商品期货和期权成交手数在全球场内衍生品市场排名首位。上海原油期货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

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站上新起点，有何新使命？

中国金融开放“加速度”，上海取得诸多

“首家”或“首批”效应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离不开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

近两年来，中国在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展业门槛，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管制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绑，金融开放呈现“提速”态势。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副院长、金融学教授严弘向澎湃新闻表示，今年开始允许一些金融机构独资运营或控股运营，所以今年实际上是放开的关键一年。下一步，需要逐渐落实现有的金融开放政策，包括海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运作、监管以及在展业过程中困难的解决。

金融开放政策的频频出炉，上海成为备受外资机构青睐的入场之地。目前，上海已有合资证券公司7家(占全国50%)，合资基金公司23家(占全国53%)。

去年以来，上海在金融机构的开放和引进方面也取得了诸多“首家”或者是“首批”效应：首批外资控股新设的合资券商，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和摩根大通证券分别于2019年12月底和2020年的3月中下旬开业。2019年12月14日，首家外资参股基金投顾公司，先锋领航投顾投资咨询公司于上海开业。2020年12月20日首家外资控股合资理财公司，汇华理财获批筹建。2020年1月16日，首家外商独资的保险控股公司，安联保险（中国）控股公司开业。

外资机构已经成为上海金融行业的一股重要力量。银行方面，目前共有全球六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营业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沪落地，各类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共计230家。其中，在沪外资法人银行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总数的一半以上。截至今年4月末，上海辖内外资银行总资产1.44万亿元，同比增长8.81%；不良贷款率0.65%，低于辖内银行业整体水平。保险方面，截至今年4月末，外资保险法人及省级分公司共计58家；今年1-4月在沪省级外资保险机构保费收入147亿元，占整个上海保险市场的1/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告诉澎湃新闻，上海的金融开放能走多快，一方面取决于外部环境和时机，另一方面更主要地取决于国内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都有重要进展，但还需要有更重要的突破，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只有这样，上海的金融开放才能行稳致远。

他表示，利率市场化又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存贷款等基准利率的进一步市场化，涉及到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涉及到财政体系金融属性的清晰定位和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真正完善，甚至还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和地方财政体系的梳理。所以上海的金融开放需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进行谋划，很多问题是单个区域试点所无法解决的。

展望未来，金融开放仍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头戏”之一。徐奇渊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要求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从具体的顺序来看，金融开放可以分为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开放，以及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开放。我认为，前者应该是具有优先地位，而对后者应持有谨慎态度。”徐奇渊表示。

人民币国际化稳健推进，在岸市场重要性不断上升

金融开放的探索中，也涵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懈追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市场支撑，而人民币国际化又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指的是，人民币能跨越国界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进程中，上海身影频频出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都于上海启动。2019年6月17日，中国证监会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沪伦通《联合公告》，原则批准上交所和伦交所开展沪伦通，即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对澎湃新闻表示，沪港通、深港通这样一些通道可以方便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中国在岸的金融市场。因为在岸金融市场跟离岸市场相比，提供的产品的规模更大，类型更多，流动性也更强。这就使得其通过在岸市场金融开放，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速上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2020年3月5日，上海《临港新片区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方案（试行）》发布，对临港新片区内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实行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业务的先行先试，实现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

在多年的努力下，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长足发展，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计价货币功能逐步呈现，支付货币功能稳步增强，投融资货币功能不断深化，储备货币功能显著提升。

据IMF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四季度末，人民币外汇储备资产约合2176.7亿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1.96%，位列第五位；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数据，2020年4月，在基于金额计算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市场份额为1.66%，位列第6位。

回购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张明认为，2010年到2015年上半年，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速度很快，2015年下半年到现在速度明显放缓。很重要的原因是过去人民币有升值压力，推本币国际化相对比较容易。但从2015年下半年之后，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本身就比较困难，再加上为了遏制贬值压力，中国央行在2016年收紧资本外流，包括人民币的资本外流，这就进一步放缓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向澎湃新闻表示，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并非仅靠交易平台、货币互换的机制建立，总体还需国内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专业交易兑换的各种机制以及装备设备的完备。“这方面承受汇率剧烈波动的能力其实还不够，所以2020年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那是不现实的。”他说。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包括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在内的自贸区加快发展等，人民币国际化将继续稳步推进。

严弘认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具体项目的落实，一方面可以帮助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夯实， 另一方面，可以使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民币的资源配置中心。

张明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正在从离岸市场向在岸市场转变。但他也表示，离岸市场依然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是不受管制的，资本流动也是没有限制的。而且在岸市场的限制或多或少依然存在。

张明称：“所以未来，我们依然会靠在岸和离岸双龙驱动，但是在岸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上升。”

推动金融市场改革，提升风险定价能力

央行行长易纲在去年陆家嘴论坛上指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内容是使得上海成为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管理的中心。

严弘表示，国际金融中心要真正成为资产配置中心或者融资中心的话，很重要的功能或者特征，就是能够对风险有很好的评估和定价。

“只有市场定价功得到了充分的提升和完善，作为人民币资产的配置中心得到一个充分的体现。易纲行长说的实际上对我们金融市场的定价功能和定价机制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跟其他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都是相辅相成的。”严弘对澎湃新闻说道。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上海要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并且表示要提升资产管理的国际化水平。集聚和发展一批具有全球知名度和重要市场影响力的资产管理机构，积极争取更多银行资产管理子公司落户上海，扩大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试点范围，深化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

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7）中，投资管理板块，上海位列全球第二、全国第一。

截至2020年4月末，上海基金管理公司股票型及混合型公募基金规模达1.6万亿元。

与此同时，资管机构近年来纷纷落户上海。今年4月1日，国务院和中国证监会允许证券期货类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百分之百申请控股设立机构以后，首批三家已经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设立外商独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国际资管公司，都选择落户上海。

严弘表示，一方面因为中国有新的发展的机会，特别是政策推进力度很大。另一方面中国资产管理市场潜力巨大，因为中国目前资产管理行业发展阶段，还在相对比较初级阶段，财富水平的话还在不断的增长，整体社会对资产管理的需求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海外资产管理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也是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前景的一个看好。

2019年陆家嘴论坛上举行了上交所科创板开板仪式。今年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施行，明确了包括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新的制度改革。6月12日，证监会发布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式落地。

严弘指出，这些政策措施标志着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在逐渐走向成熟，对资产管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实际上资产管理的核心就是资产配置。整体来说，金融市场风险定价功能的提高，对资产管理行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金融科技方兴未艾，优化提升金融司法环境

当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金融科技科成为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

2019年《行动计划》提出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目标后，时隔一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方案》），表示将力争用5年时间，将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

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宣布启动上海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或称“监管沙盒”）试点工作。6月17日，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关于征集上海市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创新应用项目的公告》，宣布启动上海市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创新应用项目征集工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晓燕向澎湃新闻表示，目前上海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不足在于缺少一批总部位于上海的非常顶尖的金融科技企业。头部的顶尖金融科技企业，可以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协同带动一批金融科技企业的产生。她指出，上海市政府应通过资源倾斜、人才政策、风险监管等方式重点培育金融科技企业。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则认为，上海的定位和其他城市不一定相同，它是做好一个生态，把很多外地的已经做好的机构，吸引到上海，并不仅仅说要作为创业的地方。

从企业角度，他认为上海发展金融科技，第一可以配合现有金融机构给客户提供支付、证券、投资、信托等产品或服务，第二可以通过技术赋能实现目前传统的金融机构所不能覆盖的功能。政府则可以提供一个创新友好型的环境。

金融司法环境是营商环境和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8月20日，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挂牌成立，成为中国首家金融法院。

2020年2月21日，上海金融法院发布《上海金融法院五年发展规划纲要（2019-2023）》，围绕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建设好上海金融法院，对今后五年工作进行了全面规划。

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与上海高院制定并发布《关于合作推进企业重整 优化营商环境的会商纪要》，对上海困境企业重整再生及僵尸企业处置、提高破产办理效率、保障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落实意见，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提升上海法治化营商环境。

从陆家嘴到临港新片区，在岸离岸市场可以齐头并进

根据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7），上海已跻身为全球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

根据上述指数，上海由2019年的第五名上升至第四名，与第三名的东京只相差1分，与第二名伦敦相差2分。而在2007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首次发布时，上海与第一名的伦敦差距为193分。2017年，上海排名为第十三名，2018年则为第六名。

2014年以来全球金融指数中上海的名次变化

徐奇渊表示，在远东时区，上海作为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地位正在快速上升，潜力可谓巨大。“尤其是上海还依托于中国庞大并且快速膨胀的经济体量，中国经济在全球贸易、投资网络中都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最大优势。”

那么，如何看2020年后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考虑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依托的国内金融市场不够成熟，尤其是国内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的定价基准（利率、汇率）的形成机制尚不完全成熟，徐奇渊建议，一方面，应当从要素市场改革的高度积极推进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另一方面，稳妥有序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通过开放使得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多元化，为金融市场改革创造市场主体条件。

严弘则建议中国要进一步金融开放，引入国际化金融机构，促进本土金融机构更好、更有动力地改革与提升，使整体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达到国际化标准。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李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胡浩在给澎湃新闻的撰稿中表示，上海在建设在岸/离岸双向有条件渗透的内外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具备天然的基础和优势，应明确两大运行主体，一是以陆家嘴为核心的在岸金融中心，其职能包括人民币定价、交易结算、证券融资、大宗商品定价、资产管理等；二是以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为核心的离岸金融中心，其职能包括海外投资、离岸人民币定价、跨境贸易融资等。并在在岸和离岸金融中心间建立适当的联系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于泽在给澎湃新闻的撰稿中表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为了应对疫情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变化做出的及时应对。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正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需要更好借力双循环发展，并通过完善的金融市场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支点。

“随着金融开放进一步往纵深推进，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显现出来。 起码上海全球排名第三的日子，实际上我觉得都不会太远了，超越东京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作为全球最顶尖的金融中心。”严弘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