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应加强前瞻指引 发力国内循环并利好实体经济

宏观经济回暖，物价指数回落，给了货币政策更灵活的调整空间。然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连续3个月“原地踏步”。在业内人士看来，下半年降息有大概率降准概率。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于泽表示，4月份以来市场利率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这种上升基本上反映了当前货币政策节奏的调整，更多体现了当前灵活适度的情况。

从基本面来看，二季度经济回暖，增长速度3.2%，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立场还是维持相对宽松，目的是要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对于当前的利率体系来说，虽然货币政策立场应该保持一个连续性和持续性，但当前的利率体系仍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

“这种调整，因为当前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风险定价，所以我们建议适当降低短端政策利率，同时由于货币政策不仅仅是一个总量，它还调整了风险分布，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政策建议是央行可以进一步加大真实的资产购买以承担更多的系统性风险，来改善当前的利率风险定价结构。”于泽表示。

他建议，要进一步通过市场化改革来疏通当前的政策性利率传导体系；同时尽快明确前瞻指引，指明未来一段时间的国内利率走势，才能进一步降低短端利率，为更好的进行资产购买保驾护航。

货币政策发力国内循环

在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屈宏斌看来，货币政策的本分和主要的功能，就是逆周期调节工具和政策短期试图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调节工具。所以，判断货币政策是要宽松还是要紧一些，主要看周期性的经济状况。

事实上，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形势良好，但其中，3.2%的核心仍是资本拉动。

于泽发现，二季度投资拉动GDP超过5个百分点，进出口拉动GDP 0.53个百分点，消费实际上依然处于疲弱态势。所以，二季度的复苏力量体现了政策的推动作用，市场本身动力相对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6月份货币乘数为6.92，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对于货币政策的考虑，不能简单考虑我们所面对的短期基本面因素，更要考虑到需要建立的国内国际两个循环。要从原来更多依赖于出口转向于国内循环为主体，这个调整过程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进行维持。”于泽表示。

据介绍，利率传导上有两个线条，一是沿着时间从短期、中期到长期，一是沿着风险从无风险利率到低风险到高风险。对于中国而言，短期有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中期有MLF货币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上的时间跨度传导没有问题，但由于风险衍生品不足以及刚性兑付的问题，实际上两种利率传导机制经常混合在一起，使得风险体系内利率传导存在着扭曲。

于泽建议，降低短端的政策利率，给出更大的风险定价空间。通过降低短端利率带动长端利率下行，能够减少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我们原来抬高短端利率，就是为了防止’滚隔夜’资金空转现象。但资金空转的背后更多的不是利率定价问题，而是由于实体经济下行，金融机构不敢放钱出去，更多的钱进入了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同时，金融空转背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恰恰是对金融价格的过度管制。比如，2013、2014年，金融空转比较强，大量影子银行的涌现，正是因为大量的利率管制。”于泽说。

实际上，当前抬高短端压长端降低息差的模式，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使得商业银行会过度注重利润，产生过度创新，而过度创新就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原因。

因此，对于降低短端的利率可能产生的资金空转问题，这更需要宏观审慎管理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通过“宏观审慎”对这个问题进行管控，不能期望货币政策既能够稳增长，又能够解决金融空转，一个政策干好所有的事情，而需要政策的相互配合。

比如，降准可以部分解决长短区扭曲的问题。但现实市场中，数量和价格并不对等，所以需要工具与目标直接对应。对于当前在执行利率的时候，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短端利率，给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更多的风险定价空间。

“货币政策的很大的传导机制是调整社会的风险分布，也就是降低企业和居民的风险以及风险感知，从而企业和居民能够更好地进行支出，提高需求。而当前的货币政策，是将大量系统性风险留在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个时候其实应该由央行来承担系统性风险，而商业银行更多的是承担搁置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直接购买金融资产的方式来多承担系统性风险。”于泽说。

应落到实体经济

今年上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213万亿，增长了11.1%，远远高于经济增长；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增长6.5%，这是最近这几年上涨最快的。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国刚看来，当下中国经济更多的是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目前，在中国的实体面上也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一些企业非常有钱，定期存款在不断增加，一些企业很穷，连短期贷款、存款转为活期存款都很难实现。在这一背景下，仅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需要用更多的金融政策，给金融市场化开路。

“总结过去半年的时间，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宽松政策包括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是宽信用的效果。在货币市场利率变化过程中，利率从下调到回调，再到再平衡，这种调整的过程反映了对财政货币政策积极的调整过程中，信用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些变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诚信国际董事长和总裁闫衍表示。

从目前市场来看，今年的融资规模非常可观，社会融资规模20万亿，信贷规模12万亿，信用债融资额达到7.43万亿。这些指标似乎和融资难之间相悖论。

不过，在闫衍看来。目前90%以上的债券市场融资，都是国有企业获得了债券市场的融资机会。

“债券市场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能不能进入债券市场，目前来看，由于前期的信用风险过度释放，尤其是民营企业违约风险释放，对市场形成一定的冲击，导致民营企业在边际上逐步退出这个市场。对中小企业来说，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票据等工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解决大规模的融资还是难以解决实际的问题。”闫衍说。

从信贷市场，融资难融资贵也是结构性问题，央行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很大的压力，尤其在疫情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小微企业本身的风险在放大，商业银行再去放款，信用风险没有转移的时候，信用风险发挥的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未来随着货币政策在经济逐步复苏后，回到常态化的水平后，我们希望回到利率适度的水平。一方面支持实体经济复工复产，保持经济增长复苏的持续性，仍然需要一定的宽信用的政策环境，适度利率对支持实体经济的复苏和经济持续复苏会有一定的持续的效果。同时，保市场主体也需要适度利率下调，保市场主体也意味着稳就业，因此，从’六保’角度需要一个适度的利率环境。”闫衍表示。

在屈宏斌看来，要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仅仅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也要通过财政政策做出相应的贡献。

数据来源：天眼查

见习编辑：方凤娇 主编：陈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