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余额宝时代：天弘基金的求变与困局

如果说平台优势一去不返和明星基金经理的离职，不足让天弘基金有危机感，第二家“万亿级”基金公司的诞生，无疑给了天弘基金“灵魂一击”。

约谈过后，再起波澜。

据证券时报消息，证监会将依法持续加强对蚂蚁集团旗下证券类金融机构、金融服务机构的监管。

作为蚂蚁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天弘基金的处境蒙上一层阴影。尽管风声鹤唳，业内人士认为，在强监管、高透明的行业底色下，天弘基金出现监管“黑天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后余额宝”时代的天弘基金，最大的威胁是三只“灰犀牛”：平台垄断优势的丧失，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的投研短板，叠加货基规模和收益率“双降”，天弘基金的“规模霸主”地位摇摇欲坠。

2020年，公募权益市场的火爆，让头部基金公司出尽风头。易方达和汇添富领跑基金发行市场，新发规模双双突破两千亿元，南方、广发、鹏华和华夏4家基金公司的募资规模也在千亿之上。

作为资产管理规模排名第一的公募，天弘基金的存在感却极弱。据Wind统计，截至12月29日，天弘基金年内共发行31只新基金，规模加起来仅194.03亿元，不敌其他头部基金公司一只“爆款”带来的规模增量。

从行业“末等生”跻身规模龙头，再到如今的止步不前，天弘基金做对了什么？又错失了什么？

穷则思变

2013年6月，在中国资本市场饱受钱荒炙烤的那个初夏，一款将互联网与理财完美结合的货币基金——余额宝横空出世，因其投资起点低、方便快捷、与生活场景高度融合，极大地激发了草根人群的理财热情。

在支付宝上线几分钟后，余额宝的用户达到18万人。6天后，这个数字突破100万。一年后，用户数量超过1个亿。

这场声势浩大的创新背后，是支付宝与天弘基金一次成功的跨界“联姻”。

事实上，最初在筹划余额宝时，天弘基金并非支付宝的合作首选。当时，支付宝逐一拜访了国内的大型基金公司，但头部的大佬们并未对此表现出太浓厚的兴趣。

头部公司的“冷漠”情有可原：此前腾讯试水过基金销售业务，却反响平平。互联网渠道虽然比银行渠道更好打交道，但成本未必比银行低，还得成立一个单独的部门来运营互联网业务。

尽管大家都觉得在网上卖基金前景一片光明，但光明什么时候到来，没人能提前预见。在大基金公司纷纷退出后，天弘基金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在这些选择中，它是最积极的一个。

据支付宝的前CEO彭蕾回忆，在挑选基金公司的时候，天弘基金没有任何优势，而且和大公司相比，它还有一些重大缺陷。“在网上卖基金至少要有一些电子商务的积累，但天弘让我们很惊讶，它在这块是空白的，没有人员，没有系统，没有客户，典型的三无公司。”

另一种说法是，祖国明和周晓明多年的老交情，促成了这场合作。

2011年7月，祖国明入职淘宝。履新之后，他给很多相熟的朋友打了电话，告知自己的工作变动，其中就包括认识了十年的前同事周晓明。

彼时，经历了事业低谷期的周晓明，正准备到天弘基金出任首席市场官。祖国明在淘宝网工作的消息，让他眼前一亮。当时的淘宝网风光无限，电商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周晓明心里隐约感觉到，通过电商来销售基金一定大有希望。

在后续的交流中，两人的想法一拍即合：祖国明要在淘宝的理财频道上销售基金，而周晓明想拓展天弘基金的电商与互联网渠道。

2011年9月，周晓明带队到杭州淘宝总部拜访淘宝网总经理姜鹏，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次见面之后，他开始积极推动天弘基金成立电子商务小组。

周晓明争取和阿里巴巴合作的原因再简单不过——“我们太穷了”。穷则思变，处于行业下游的天弘基金，不变革很快就会死。

独孤求败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天弘基金和支付宝彼此成就。

在余额宝推出前，天弘基金的管理规模只有百亿出头。一年后，天弘基金的规模体量逼近6000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要知道，作为“老大哥”的华夏基金花了16年，才将管理规模从8000万元做到3000亿元。

为天弘基金做了“嫁衣”的支付宝，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合作关系。2013年10月，支付宝母公司出资11.8亿元认购天弘基金2.623亿元的注册资本金，以51%的持股比例成为天弘基金第一大股东。

支付宝的这笔财务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2014年-2019年，天弘基金的年度净利润分别为：6.32亿元、11.25 亿元、15.34亿元、26.5亿元、30.69亿元、22.14亿元。

余额宝的崛起，一度激起了整个行业的危机感。到2017年一季度末，天弘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2万亿元，成为中国公募历史上首个规模破万亿的基金公司。

背靠支付宝这个巨大的流量平台，天弘基金的规模增长速度让其他公司望尘莫及。在之后的三年里，天弘稳居业内唯一一家“万亿级基金公司”的江湖地位。

但是，在用业绩说话的公募行业，一时“独孤求败”的天弘基金，仅仅依靠平台流量绝非长久之计。曾经穷则思变的天弘基金，似乎少了一点居安思危的意识。

优势不再

靠货基一招鲜吃遍天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流动性新规出台前夕，为了降低单一货基集中度高的风险，余额宝很快被限购和分流。

先是经历了三轮限购调整：

·2017年5月，天弘基金下调余额宝个人账户持有限额，由100万元降低到25万元；

·2017年8月，天弘基金再次下调余额宝个人账户持有限额，从25万元调整到10万元；

·2017年12月，天弘基金将余额宝的单日申购额度调整为2万元，持有额度不变。

紧接着，余额宝不再姓“天弘”。2018年5月开始，余额宝平台陆续接入中欧滚钱宝货币A、博时现金收益货币A、华安日日薪货币A等19只其他基金公司的货基，对天弘余额宝进行规模分流。

不再“一基独大”的天弘余额宝，基金规模从2018年一季度的峰值1.69万亿元，降至今年三季度末的1.19万亿元。

除了平台垄断优势的丧失，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持续下滑，权益类基金大放异彩，使得余额宝的投资吸引力不断下降。

据Wind统计，截至12月28日，695只货基（不同份额分开计算）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仅为2.62%，这与余额宝问世之初“6”字打头的收益率相去甚远。

致命短板

对于综合型的基金公司而言，单只产品的衰落不足以伤及根本。但天弘基金不同，长期仰赖平台的垄断优势，却忽略了行业的竞争本质。

和其他头部基金公司相比，天弘基金有一个致命的短板——主动投研能力匮乏。如果说原来的天弘基金因为太小太穷，没有财力去招兵买马，在逆袭成为行业龙头后，天弘基金似乎依然没有将提升投研能力放在心上。

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2013年一季度末，即在搭上支付宝这趟快车前，天弘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为105亿元，其中，权益类规模（股基+混基）为28亿元。四年后，天弘基金登顶万亿规模之时，权益类规模仅为208亿元。

2019年和2020年，公募基金迎来权益发展大年，头部公司依靠过硬的业绩快速扩张，部分中小公司也依靠个别基金经理的冒尖发展壮大起来。在这场规模混战中，各家使出浑身解数，积极抢占市场份额，却几乎不见天弘的身影。

天弘基金未必是不想，或许更多是有心无力。抢占市场份额的武器是业绩，而天弘旗下拿的出手的基金经理凤毛菱角。

在天弘基金为数不多的权益类产品中，三只历史业绩表现最好的基金——天弘永定价值成长、天弘精选混合和天弘周期策略，都有肖志刚的身影。

肖志刚是谁？天弘基金前股票投资总监，也是在蚂蚁财富上拥有超过24万的粉丝、在雪球上拥有21万粉丝的网红基金经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粉丝亲切地称呼他为“刚哥”。

在业内人士看来，肖志刚在中国最大的货币基金公司当股票投资总监，相当于蒙古海军司令。但他并非徒有虚名，在任5年又208天，他让天弘永定价值成长的净值翻倍，在2016年的大熊市里，天弘永定逆势涨了17.46%，同期沪深300指数下跌11.28%。

这位长期业绩出众的基金经理，却在2019年8月离开天弘基金，转而经营实体书店。今年9月，他出版了书籍《投资有规律》，总结了自己在投资实践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灵魂一击

如果说平台优势一去不返和明星基金经理的离职，不足让天弘基金有危机感，第二家“万亿级”基金公司的诞生，无疑给了天弘基金“灵魂一击”。

2020年三季度末，易方达成为继天弘之后，第二家资产管理规模破万亿的基金公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易方达的权益规模高达4220亿元，天弘的权益规模不足500亿元。

在转型这件事上，天弘基金不是没有做过尝试。2019年8月，在宣布解聘肖志刚的前一天，天弘基金在北京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国民ETF来了—2019ETF峰会暨天弘指数基金战略发布会”，正式宣布进军ETF领域。

当时，指数基金之争已经进入中场，竞争之激烈，参与者之众，在公募史上从未有过。部分中型基金公司，依靠深耕行业主题ETF，迅速提升了规模。

指数基金对投研能力的要求并不高，讲究的是先发优势和规模化运作，姗姗来迟的天弘基金宣布入局的3只产品——天弘创业板ETF、天弘沪深300ETF和天弘中证500ETF，均为宽基指数ETF，早已被其他头部公司牢牢占据阵地。

进入2020年，公募行业的竞争聚焦到主动管理能力，市场资金愈发向头部优秀的基金经理聚拢。对于掉队已久的天弘基金来说，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