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渲染广州成最冷漠城市

陈壁生

近日，广州某网站发起了一项“大街上听到有人喊救命，你会怎么样？”的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广州人不会出手相助，引发了讨论的热潮，有网站已经挂出了广州“被评为全国最冷漠城市”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

事实上，道德滑坡问题不是广州特有的，而是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只不过广东在现代化和多元化过程中，走在全国的前面，所以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一些。

相比于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化，是文化变迁带来的结果。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中，城市化、工业化是必然经历的过程。人们的生活空间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这种转移，带来的是整个生存状态、生活礼仪、道德情感的全面变化。

从生存空间看，人们从传统的乡土社会，也就是熟人社会，转变成现代的陌生社会；在身份上，人们从宗族、家族体系中的父、子、夫、妇、乡人、族人的角色，转化为法理体系中的公民；在社会礼仪上，传统乡村中赖以成立的各种风俗、仪式，在城市生活中都失去存在的基础；在伦理道德上，祖辈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仁义礼智信孝等道德，在城市生活中都面临着全面的变更。

可以说，当人们从贫穷落后的乡村，走向灯红酒绿的城市，一方面是从土地与亲族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向自由；另外一方面，是被熟人社会所构成的温情脉脉的家园抛弃，走向陌生人构建起来的荒漠。

在城市生活中，城市的高速流动性和开放性、多元化，带来了两个貌似相反实则紧密相连的结果，一是宽容，二是冷漠。人们因自由而学会宽容，因陌生而学会冷漠。是现代城市生活中一个硬币的两面。城市因宽容而让人得到自由感，因冷漠而让人失去人情味。

对广州来说，一直以来，广东都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因此，她必须既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好处，也承担现代化带来的道德沦丧的代价。而在目前这个阶段，广东仍然处在传统的礼仪道德已经受到强烈的冲击，新的伦理规则还没有真正建立的过渡时期。正因如此，外来者对广州常常有特别矛盾的评价：这个城市是冷漠的，却又是宽容的；这个城市很混乱，却又很包容，等等。

要建立新的伦理道德原则，建立一个更有人情味的社会，塑造具有君子人格的公民，最关键在于制度、礼仪的重建。一种坏的政治、坏的制度会把好人变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京的彭宇案。当一个热心助人的青年扶起摔倒的老太太，并将之送到医院，却被反咬一口，最后打输了官司，这个社会便由于制度之恶，而失去了把人的道德引向高尚的能力。

对目前的中国，尤其以开放城市来说，要培养人的道德的自觉，最基本的，在于各种地域、行业、单位的人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兴趣、职业、利益，结合成新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在乡村、城市中，建立起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的制度，在各种行业中，建立起行业自治的规则，包括工厂的工人自治组织等等，通过这种共同体的重建，让陌生社会不再陌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各自孤立无助、彼此莫不相干的关系。

只有从制度上发展各种行业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才能让人们在共同体的生活中学会互相关爱，建立起共同生活而不是互相冷漠的礼仪和道德。一个有人情味的城市，依赖的是大量有人情味的共同体的存在。

人性本善，天生有融入群体并且被群体接纳、关爱他人并且被他人关爱、帮助他人并且接受他人帮助的需要，一种好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条件，就在于能够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为人们的自由自愿组合，以保护权利提升道德，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间。这样的政治所塑造出来的城市，就是充满人情味而非冷漠僵硬的城市，这样的政治所塑造出来的人群，就是富有道德感而非彼此莫不相干的人群。(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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