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南大道 一条街道的国家记忆

2010年12月16日 15:29锦绣 】 【打印共有评论0

深南大道所体现的历史一幕,必将载入史册。虽然只有30年短暂的历史,但从最初2.1公里到30公里,从一条光秃秃的小路,演变为一条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从低矮简陋的棚屋、厂房、食街到摩天大楼的聚集;从孺子牛雕塑到邓小平画像的树立—深南大道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运动的历史变革故事。在30年里,它的内涵逐渐丰富、深刻起来,当你经过的时候,仿佛穿越中国改革开放的陈列馆,体验着世界最快速城市化的种种不可思议。

撰文:李咏涛 

前传

这只潜伏已久的大鹏鸟,它曾经迷惘、疑惑的眼神变得无比锐利,巨大的双翼拍地欲飞。

狭长的应许之地

东经113˚46′-114˚37′,北纬22˚27′-22˚52′;东西长49公里,南北平均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

从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份地图诞生,到1949年11月新中国出版的第一张地图上,这一位置一直没有任何显著标记。

这并非是地图绘制者的粗心大意,在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岁月里,这块土地实在乏善可陈。21世纪前夜,这儿发掘出土了一些彩陶盆、青铜器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以至有本地学者兴奋而自豪地宣称,这块土地的辉煌文明已达到6000年!但与中华大地上为数众多的古都、古城、古镇相比,这点骄傲多少会显得底气不足。关于深圳历史悠久的说法,始终没有得到人们的真正认同和响应。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岁月里,这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名人的足印。在近代史之前,惟一来过这片土地的“大人物”,可能就是那个走投无路、被大臣抱着跳海身亡的宋少帝。苏东坡、韩愈、文天祥这些历史上的“明星”,尽管曾一度近在咫尺,却始终未曾踏入半步。

惟一值得钩沉的前朝往事,是500年前坐镇于此的广东按察司副使汪鋐写的一个奏折《师佛朗机以制之》,明确提出学习西班牙、葡萄牙的先进武器。这比魏源提出“师夷人之长以制夷”足足早了三百多年。当然,汪鋐的提议只能被天朝上国饱学之士讥讽了事。今天,我们也只能在《四库全书》中翻找到这一最早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动议。

在天下承平的悠悠岁月中,中国近代史的沉重一页,却猝然从这里打开。在极大的屈辱和无限的困惑中,巍巍天国伸向海洋一小块国土,被硬生生割去,5000年的文明之躯,在这里流血、疼痛。百年之间,那块被割裂的海岛,从“贝壳”变成“珍珠”,这块土地却因历史的伤口更形沉寂。每当国际、国内形势风云突变,少不了政客名门、文人学子、商家巨贾由此出出进进,但没人原意停留半刻,即便偶尔出现在那些名人们的随笔闲谈里,也只是匆匆一笔带过。

历史是最好的导演,给这块狭长的应许之地,安排了最漫长的前奏。而当它到来的时候,势必惊天地、泣鬼神,以奇崛之笔书写历史雄文。

欲张者伏翼。

这块395.81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形酷似即将张开双翼的大鹏鸟,一翼伸入东部的大鹏湾,一翼揽过西部的珠江口海域,一条蜿蜒的小河在它面前流淌……大部分地段是形以波浪般缓缓起伏的平原和并不十分险峻的丘陵台地。对于漫长的农耕社会来说,这块土地不适宜大规模种植,无法聚拢太多人气,只有一些稀疏的小渔村点缀其间。

1979年3月中旬,离开故国30年的台湾诗人洛夫和余光中来到河对岸,望远镜中笼罩在薄雾中的故国山河,耳畔鹧鸪的鸣叫,激起洛夫化不开的诗情: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落马洲;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这首名为《边界望乡》诗中还提到这块土地上的景物:“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飞越深圳,又猛然折了回来。”“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对于香港和海外华人来说,这里只是一个排遣乡愁的地方,一个逼近的却又遥远如梦中的所在。

然而,当历史与地理相遇,时间和空间冲撞,再平庸的空间也能化为神奇的维度。诗人们只看到哀愁和幽怨,却未曾感受到—这块狭长土地的东、西、南、北方位所深埋的巨大能量开始集聚。

越过北面绿色的山岭,广袤、穷困的中华大地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变革,尽管没有人能够先验地知道将要发生的是什么。这块土地的东西两翼—大鹏湾、珠江口;梧桐山、凤凰岭—最宽广的大海和最挺拔的山峰遥相呼应,大气对流,激荡天地,仿佛有一种力量要把它们拉近。

邓小平的深圳第一印象

“深圳”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史籍,是在1410年(明永乐八年),清朝初年建深圳墟,使它成为一个正式的地名。据正式的文献资料记载,“深圳”这两个字第一次进入邓小平视野中,是他在文革后复出后不久。

1973年3月,在林彪覆灭一年半后,邓小平得以走出“邓小平小道”*,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邓小平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党、国、军的日常工作。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再次“靠边站”。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剪除、文革结束,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被解职前的全部职务。9月29日,一份反映深圳口岸进出口人数增加但接待工作滞后的《情况汇编》(由人民日报编印)递到了邓小平的案头,他批示:“这样的事情需要国务院具体抓一下,绝非深圳一处问题,所有口岸都要管好,设置专业职工,严格规章和奖惩制度,如何?”

一个多月后,邓小平抵达距深圳180公里的广州,这是他复出后第一次离京视察,时间是1977年11月11日到20日。现在,人们更多是在赞颂1984年和1992年两次“南巡”,对这次“南巡”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在此次 “南巡”中,“深圳”这两个字再度闯入邓小平的思绪中。他注意到了这个边境小镇的财富价值。在与广东省领导的会谈中,邓小平提及:“深圳每年光兑换外币就三千多万美元,可是还用打算盘的办法,花点钱买几个小计算机嘛。”(《邓小平年谱》2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以他对“常识”的坚守,向姓“资”姓“社”发出质疑。当时一个荒唐的规定是,农民养鸭子的数量关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邓小平说:“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这次广东之行,邓小平还见到了对他大力支持的叶剑英。而发生在深圳的“偷渡”现象,令两位老人心情沉重。

此时,那条蜿蜒在深港两地之间的深圳河,不知不觉成为一条偷渡与反偷渡的战线。长37公里的深圳河,发源于梧桐山牛尾岭,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署,让这条弯弯小河蒙受屈辱,成为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的界河。1949年,解放军百万大军挥师南下,饮马深圳河。不久,中英交恶封锁边界,深圳河成为堪比柏林墙的冷战“铁幕”。 1949年及1950年代,新中国的建立、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华人资本大量向这块弹丸之岛汇聚,再加上“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和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香港一跃而起……令人炫目的摩天大楼从山野间、海水边一栋栋“拔出”,焕发着迷人的魅力。然而,东方之珠闪耀了世界,却照不过深圳河。偷渡香港,成了深圳河对岸百姓的致富“捷径”。偷渡客在香港发财的故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冒险。

当广东省领导向邓小平抱怨边防部队防守无力时,邓小平的目光投向窗外,经过许久的沉默后,说出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虽然大家都很清楚,“逃港”的根本原因是深圳河两岸的贫富差距,但听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对政策的反思,不能不深受震撼。这次不被注意的“南巡”中一系列意味深长的谈话,为邓小平即将启动的改革大计埋下了伏笔。

进出境人口日益增多、外汇兑换出人意料的高、偷渡事件愈演愈烈—改革开放前夕,原本陌生的深圳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后,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亮出自己的政治宣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中共中央会议上所少见的淋漓畅快的话语,催醒了这个昏睡的国度。邓小平的思想和策略并不高深莫测,就像他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但正如吴敬琏在《中国经济60年》一文中所说:“这种看似没有理论指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蕴藏着一个内在合理性,即允许分散的微观主体分头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且一旦这些探索取得成功,整个社会可以分享其成果。”

由于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也由于是一种“增量”改革,注定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首都北京和经济重镇上海,是“存量”的集中地,“增量”改革只好从有地缘优势的广东出发,选择临近香港的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问路之“石”。

似乎是一种宿命,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几乎都是源自广东。在这里,1840年的鸦片交易和炮火,将沉睡的中国强行拉入现代世界;洪秀全在这里接受了上帝的洗礼,跑回广西老家,以土法练就基督教,把大清帝国掀了个底朝天;孙中山在深圳远郊的三洲田,发动了推翻清王朝第一次起义,最终把中央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赶出了紫禁城;国民革命军由此北伐,扫荡军阀,拼凑了一个大致完整的现代中国……这些重大事件的背后,都绕不开西方世界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据点—香港。

这一次,一个在历史关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小个子”,同样把这片南方的土地作为撬动中国的支点。

这只潜伏已久的大鹏鸟,它曾经迷惘、疑惑的眼神变得无比锐利,巨大的双翼拍地欲飞。

特区版图之“圈”

深圳快步走向历史前台。

但它对于决策者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版图。或许与这块土地东西狭长的结构有关,或许是大鹏鸟东西两翼的共振,深圳特区的版图先后从其西部和东部开始,最终以一条大道融合为一。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句歌词描绘的情景,其实并没有真实地发生过,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力主建立的,但他却不曾在地图画圈。或许是李先念的神来一笔,启发了歌词作者。

第一个在中央决策者面前打开这块土地地图的,是生长于深圳大鹏湾的本地人袁庚。袁庚,原名欧阳汝山,曾用名欧阳珊,曾参加过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搞过情报工作,时任交通部下属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他长期待在广东和香港,对乡亲们偷渡香港感同深受,对家乡很早就曾提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想法也有所耳闻。大地苏醒的气息刺激了他的神经。

对百年“老字号”招商局来说,袁庚吸引外资的举措应该算是一种“返祖”现象。100年前,李鸿章创办招商局,发起“洋务运动”,企望与外资合作推进中国的现代化。1978年10月9日,袁庚代交通部党组给中央领导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在蛇口圈地,整合国外资金、技术和国内的廉价土地、劳动力资源。现在看来,正是这个并不复杂的模式,创造了30年来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奇迹。袁庚的报告,正好符合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思路,得以以他自己没有想到的速度在中央领导中形成共识。

招商局的本业是船运,圈地选址自然要在海边。这块狭长土地的东西两翼都伸入海中,自然是不二之选。东部的沙头角、大鹏和西部的蛇口出现在袁庚视野里,也得到广东省主管领导的认可。从个人感情来看,袁庚更愿意选择位处深圳东部的大鹏老家,那里的乡亲们穷困潦倒,视他为救星,在这里更能找到衣锦还乡的美妙感受。但从区位、基建配套等方面看,位处珠江口东岸、南山半岛南沿,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才是惟一的正确选择。

1979年1月31日,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集资兴建工业区,但并没有明确用地范围。这一天,交通部长彭德清和袁庚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带领下,晋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一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试管”的诞生—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蛇口工业区诞生日,并被精确到1月31日上午10时至11时45分。

在汇报过程中,袁庚提出在蛇口划出一块地。然而,这个当时令袁庚激动万分的时刻,也成了他日后追悔不已的场景。据《袁庚传—改革现场》(涂俏著)记载:“李先念仔细审视着地图,目光随着袁庚手指的移动,从香港地面移到西北角广东省宝安县镇新安地界上,说:‘给你一块也可以。’当他抬起头来在身边找什么的时候,袁庚立即起身,从李先念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削好的铅笔送过去,李先念接过铅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个半岛吧。’”李先念一笔划出的三十多平方公里吓了袁庚一大跳。只打算圈一小块地建五六个工厂的袁庚,对此完全缺乏心理准备,只要了南头半岛最南端面积只有2.14平方公里、可开发面积仅3000余亩的蛇口。袁庚的“小气”让他在此后深圳大发展的格局中裹足不前。不过,在那个满目荒芜的年代,谁又能想到有一天会发展到地都不够用的地步?

1979年7月2日,蛇口炸响隆隆的开山炮—中国大地醒来了……

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蛇口放出的炮声,对广东省来说,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个刺激。其实,他们的改革线路图也酝酿已久,此时则骤然提速。从1977年春开始,财政部长张劲夫、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姚依林、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以及广东省领导到宝安考察后,逐渐形成在宝安、珠海建设出口商品基地的构想。1979年3月3日,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先手’,就是掌握主动权,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吴南生也有类似袁庚最初的故乡情节,提出在老家汕头划出一块地搞试验。

不久,吴南生的心愿,在一个陌生但更吸引镜头的地方实现,并带来一生难忘的体验。

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决定撤宝安县设深圳市,任命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为市委书记。不过这个深圳建市纪念日,很快就因另一个更加重要时刻的来临被人遗忘。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正式宣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作为事先的准备,一年前,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便取代张勋甫为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并兼任广东省特区管委会主任。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诞生日,每逢10年、20年、30年都在深圳举行隆重的国家庆典,被当成真正意义上的深圳诞辰。

“特区”已然横空出世,但该如何落地呢?

深圳总面积1952.84平方公里,是香港的一倍。当时,比较被看好的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只有60平方公里大,中国的经济特区该有多大?选择有二:其一,按照外国出口加工区,圈一小块地,搞完一个再搞一个。这个方案实际上袁庚已在蛇口开干了。其二,把整个深圳变为特区。但这样范围太大,大家对如何防范走私、偷渡没有把握。其实,人定不下来的边界,大自然已经规划好了。在两套方案的争议中,决策者发现,横贯整个深圳东.81平方公里,正好可以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地盘。

这个基于“北山南河”的规划,其实在特区成立半年前已有雏形。当时宝安县刚刚升格为深圳市,便提出规划“先富区”的设想。深圳首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回忆:“市委和市革委的同志请来香港五丰行经理、德信行经理、九龙海关关长、边检站站长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具体商量研究,决定将边境地区共13个社、镇开辟为‘先富区’,占全市社、镇总数的47.8%,面积是327平方公里。”这比1985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观点早了五六年。

吴南生接替张勋甫深圳市委书记的位置后,对深圳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实地调研,于1979年10月14日向广东省委提交了一份关于深圳改革的设想,明确提出要在深圳布局三个区:在边防线附近建设农业区,形成一条“富线”;在深圳水库建设旅游区(市区内也拟修建旅馆、饭店、娱乐场所,发展旅游业);在福田划出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3公里,总面积3000公顷的出口加工区,与蛇口工业区、沙头角农工商联合企业试验区一起组成出口特区。

袁庚空降西南一隅、张勋甫畅想的“先富区”、吴南生提出的三大经济区划以及更早提出的“出口基地”,种种惊世骇俗的想法和举动,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深圳这块空白的土地上。它们将取代偷渡客在这块土地上的冒险—与那种违法的、不要命的冒险决然不同,这是一次伟大的制度探险。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沉静国土,因为这十万分之三面积的躁动,逐渐爆发出地层深处的巨大能量……

一条通向未来的大道,如一道闪电,在这个狭长的应许之地,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大道 大厦 大城

1980/1981

这条连通深圳和蛇口中国两大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大道”,以不可阻挡之势决然西去。

改革大道

“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这是1980年5月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封来信中的一段话。刚刚结束上山下乡的流放生活、从农场回到城市的年轻人们,充满希望又茫然困惑之际,被这段话深深触动了。这封名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所署作者名“潘晓”,实际上是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和纺织女工黄晓菊的合称。因为这篇文章,他们的人生道路被改变了,二人先后失业、失学。

潘晓对人生道路发出的大声疑问,实际上也是这个刚开始转型的国家所要直面的问题。经过不止10年的的尘封和扭曲后,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个国家也在寻找和建设通向未来的“大道”……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发表3个月后,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宣告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这一年,这座城市的脊椎深南大道也开工建设,一系列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和力量的试验与创新,在这条大道周围铺陈开来,似乎是对“潘晓疑问”一个有力的回答。有意思的是,“潘晓”之一黄晓菊在80年代后期也南下创业,开了多家服装店—人生的路逐渐宽广起来。

不过,这条“大道”诞生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篇文章所享有的轰动效应,连准确的出生日期都无从知晓,“深南大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也无据可查。

早期称为深南路的深南大道,和在特区草创之际的大多数项目一样,根本顾不上搞开工典礼。甚至,深南大道并不是由“正规军”修建的。可能对于忙碌的“正规军”来说,修这样一条路的技术含量太低了点。广东陆丰县在深圳的办事处听说后,从家乡动员600人,在稻田、鱼塘和坟地间艰难施工,以“修地球”的精神,用锄头和手,建成了从蔡屋围到上步(相当于现在从地王大厦到华强北)的2.1公里长、7米宽的道路—还只能称之为一条“小道”。

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是深南大道的见证者。他回忆说:“最初我们并没有给这条路想好一个名字,这条路计划从原来的深圳镇一直往南头修,就叫了深南路,并且一路叫下来。”至今,不少深圳人还以为叫深南大道只是因为它在深圳南部,而不知道是因为要连接深圳和南头、蛇口之意。曾担任深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的孙骅声说:“深南大道的选址,主要考虑到特区内的地形地貌,放在特区内相对平坦的地带。特区北面多是丘陵、山脉,南侧多是旧村、缓坡。这条路修到现在中心位置的时候,路南边一直在填海,填了两年多。”而在深圳市主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的记忆中,大家对这条路的价值并无清晰的认识。管钱的副市长司马鲁就提问:“路两边有项目吗?没有项目修路干什么呢?”罗昌仁一下被问住了。

确实,它仅仅是一条路而已。

现在人们也想不起来,这最初的2.1公里的“小道”是1980年哪月哪日正式竣工通车的。恐怕谁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这条小小的街道,把深圳这个城市带出狭小的罗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让深圳跻身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行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深南大道的修建,启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宏大进程……

一条街道能有这般神奇力量?

的确,一条伟大的街道,不仅仅是一条供人踩踏、让汽车随意碾过的路。当传统与现代、保守和创新、市场和计划、北方人和南方人、老板和打工仔等等都因这条街道的生长发生剧烈冲撞、融合,将会发生的一切又何止一个城市所能容纳?

对街道的起源,古老文字中各有各的回答。根据考古发现,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最早出现城市的地方,苏美尔的表意文字中,市场一词用“Y”字来代表,表明市场是在道路交汇之初,显示街道与市场的关系。在英文中街道street这个词,源于拉丁语中的sternere,意为“铺设”,说明未经铺设的道路没有资格叫街道。而在汉语中,“道”的字面意思是一个人在行走,后来演化为代表宇宙的力量和世界的规律,可以有更复杂深刻的联想。

现在,人们下意识地认为,规划建设道路或者街道,不就是为了数量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的汽车吗?其实不然,在人类历史上,交通并非街道的主要功能,街道作为公共空间一直具有强烈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含义。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制度下,街道呈现不同的形态,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伟大的街道是一部史册。不同于书本,它不仅呈现历史,还创造历史,有的时候它自身的演变也代表了历史的变迁。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研究了一条在中世纪被称为Papale的街道,试图从这一公共空间的支配权的变化,发现其政治和文化功能的演变。一条崎岖的小路由梵蒂冈通往教皇的官方住所拉特兰(Lateran)教堂,标志着在教堂、贵族住宅以及贫民社区之间现实权力的调整。一位新当选的教皇需要沿着这条街道走一遍,这段行程充斥着繁文缛节,他不得不5次停下来,抛硬币安慰狂热的围观者。到了利奥十世时代,街道的支配权从教皇转移到了城市市民手里,社会所有阶层参与的游行庆典成为街道上的主要活动,并逐渐变成了一个类似迎接主降临的盛大节日。

与这条中世纪小道类似,公元前312年动工的古罗马大道,12世纪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描画的世界第一大都市开封的街道,1805年杰弗逊总统举行宣誓仪式时骑马穿过所形成的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838年建成的巴黎香榭丽大道,1939年希特勒打造的柏林南北大轴线菩提树下大街,从1949年到2009年上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4次阅兵式的北京长安街,都铭记着人类历史的重要时刻。

深南大道所体现的历史一幕,同样将载入史册。虽然只有30年短暂的历史,但从最初2.1公里到30公里,从一条光秃秃的小路,演变为一条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从低矮简陋的棚屋、厂房、食街到摩天大楼的聚集;从孺子牛雕塑到邓小平画像的树立—深南大道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运动的历史变革故事。在30年里,它的内涵逐渐丰富、深刻起来,当你经过的时候,仿佛穿越中国改革开放的陈列馆,在体验世界最快速城市化的种种不可思议。

斯皮罗¦科斯托夫认为:“在与城市的完美组合中,街道反射出它在城市中的荣耀并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不过,对于彼时的深南大道来说,还没有半点荣耀可言。规划建设深南大道之初,从市长到规划师到建筑工人,想到的只是能并行几辆车、将来会不会拥堵这类问题。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深南大道只能在风餐露宿中建设,在坎坷不平中前行,各种争议和非难还在前面等着它。

罗湖:争议中出发

30公里长的深南大道,从东向西,自1980年到1993年,用了13年时间才全线贯通,其反复装饰整修则花费了更多时间。对于一条街道来说,这的确是太过漫长了;但对一座城市的形成,却又显得过于短暂。深南大道就是这样一条矛盾的道路。并且,这条大道为什么是从东向西,而不是从西向东,或者从中间向东西两头修建,其中也大有学问。

深圳特区是一张面积395.81平方公里的白纸。谁来干?怎么干?干的后果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革故鼎新之际,必要有敢为天下先者勇立潮头。蛇口的炮声已经炸响,特区西部已然立起一个标杆。特区其他地方呢?在哪里树起改革开放的猎猎大旗?

蛇口的时势是袁庚造出来的,分量更重的深圳当然也需要一位这样的“猛士”。

千钧重担落在此时已58岁的深圳特区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肩上。吴南生是个标准的文人,喜下棋、好收藏、善书法,来深圳前在省里负责宣传文教工作,把去深圳比作“弃文从商”。黄苗子曾赞许他的文化贡献:“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宋《群峰晴雪图》,就是他发现、收藏、千辛万苦保护下来,后来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的。”不过,相对于袁庚在蛇口的大张旗鼓,吴南生掌管的深圳市却在为到底先开发哪里展开了一场辩论。

在吴南生的计划中,特区要由他所兼任的广东省特区管委会直接管,深圳市委、市政府要搬到关外的布吉办公。这基本上是国外出口加工区封关运作的模式,遭到深圳市当地干部的反对。且不说哪种特区模式更合理、更先进,谁都不想把自己排除在特区之外啊。值得注意的是,原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在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后,并未调走,而是转任深圳市委常务副书记,以他和市长贾华为代表的深圳当地官员对吴南生的新思路很不认同。1980年10月下旬,也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两个月后,深圳市委形成一份《市常委会议纪要》,提出了比较尖锐的看法:“举办经济特区,要看到深圳市干部、群众有一定的搞经济工作的能力,要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经济特区中的积极作用,要发扬民主,听取他们对特区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消除各种疙瘩和疑虑,使特区人民成为特区的建设者,而不是把他们当成负担,置于特区之外,甚至强令迁出特区。”(据莫小培《评深圳特区筹建初期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

据一位早期在深圳从事基建的领导评价,吴南生的想法是搞出口贸易加工区(类似国外的出口贸易加工区),而不是开发建设一个城市。这种模式,只需要一个规模不大的封闭区域就可以了。

最初,吴南生计划在深圳经济特区的中心位置福田划出3000公顷土地搞出口特区,并在1979年10月14日《致广东省委谈深圳改革》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但不久,他认为这块地太大,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相比之下,罗湖面积较小,距离香港最近,且是国门所在,先把罗湖建起来,可以更好地通过香港向世界展示中国经济特区形象。但就像“深圳”这个名字所呈现的,罗湖遍布山岭、沟壑纵横,且水患频仍,并无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地利之便。

吴南生后来把这一转变归结为一个偶然事件:“一场大雨使我们改变了初衷。” 他所说的,是1980年7月27日的一场大暴雨把罗湖一带淹成汪洋泽国。此时,吴南生和一些城市规划专家恰好住在新园招待所,大水把专家们的规划图纸都淹了。这使吴南生决定将开发罗湖和治理水患结合起来,炸掉山丘、填平洼地。但把深圳特区“第一步棋”放在罗湖的想法,依然遭到当地不少官员的反对。直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出面力挺,方才作罢。在吴南生的不断争取下,谷牧还破例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支持—这也是国家创办深圳特区的惟一直接投资。

就这样,比蛇口晚了一年多的“炸山炮”在罗湖轰轰作响。罗湖,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性城区。在这块狭小的地带,至今仍然是中国建筑密度最高的地方,一个方寸之地却先后产生了中国3栋第一高楼—国际商业大厦、国贸大厦、地王大厦,先后垄断了中国摩天大楼第一高度达15年之久,直到上海陆家嘴的金茂大厦出现。

罗湖和蛇口以“炸山”的方式,唤起了中国人对改革开放的激情,但也将深圳原有的缓坡低丘地貌彻底毁灭。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和发展观来看,这样做无可厚非;但从30年后的生态观来看,这却是一个十分遗憾的开始。

建设特区风雷激荡,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经验做各种研究论证。从罗湖出发,后来也被认为是一个匆促的决策。

罗湖地处“国门”,但并不能完全满足深圳经济特区的大历史使命。由于其地段狭小,罗湖再也装不下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能量,深圳城市拓展的脚步只好抽出罗湖,步步向西挪移。

从罗湖向西,是一个必然的取向。深圳建市之初,只有解放路、人民路两条水泥路,又短又窄。深圳经济特区版图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无论是主张先开发罗湖还是先开发福田,修建一条从东部的罗湖到西部的南头、蛇口的大道,是所有人的共识。

这条连通深圳和蛇口中国两大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大道”,以不可阻挡之势决然西去。

宽度之变

1981年1月20日,正在不断修整延伸的深南大道旁,深圳第一栋高层建筑—高69.9米共20层的电子大厦破土动工。这栋大厦由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投资,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是特区人心目中的第一个地标。为何特区创立未久,就急于搞出这样一个“形象工程”?

经济特区这个全新的“概念”,是那个年代闻所未闻的稀奇事儿。一时间,全国各路人马纷纷前来探营,各部委、省市都准备在特区一试身手。但面对纸上的蓝图和满目荒芜的土地,人们大都小心翼翼,走一步看一步。深圳市领导不得不用激将法:“谁敢建大楼,谁才是真正扎根特区的人。”正在兴建的电子大厦,犹如特区建设的定海神针。甚至,一些观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士,也在落马洲遥望电子大厦工程进度(那时电子大厦金鸡独立,没有遮挡,很容易看到),以此猜测深圳特区的行情变化。

谁都想不到,就是这样一栋代表特区雄心和成就的最高建筑,却一不小心成了“拦路虎”。

电子大厦动工的前一年,深南大道2.1公里长、7米宽的第一截路竣工。设计部门随即提出将路面加宽到50米,宽度增加7倍!很多人目瞪口呆。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当时特区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汽车也不多,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而且资金也是一个问题。不过,在特区建设一日千里的态势下,这座理想主义者居多的城市还是倾向于修建更宽的街道。有位美国老华侨在广播上听到深圳建立特区,写信给深圳市领导:“你们新建城市,我很高兴,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路要有六线走车的宽度,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城市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晚了。”由此,深南大道宽度被规划为50米和60米两种方案。

但在两种宽度方案尚未最后敲定时,电子大厦便毫不客气地扎在大道50米宽的位置上,一点不留余地。不过,没有人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妥,从7米拓宽到50米或60米,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就在“深圳第一楼”快速拔高之际,一个有更大雄心的人出现了,电子大厦一度面临停工厄运。

1981年1月的一个晚上,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约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到办公室,闭门谈了整整一夜。67岁的任仲夷力劝62岁的梁湘去冒一次险,离开工作了30年的广州,到深圳掌舵,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任仲夷下决心临阵换将,是因为深圳市领导吴南生和一些当地干部政见不合,特区局面难以打开。他需要一个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猛士,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他打开中国的“南风窗”—他们都已近暮年,时间不多了。

2月20日,中共中央的任命决定正式发布,梁湘走马上任。他很快显示出与前任的极大不同:将深圳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来开发运营,而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加工区。正在施工贯穿深圳东西的深南大道,便成为梁湘实现城市梦想的主线。得悉电子大厦居然遮挡了这条大道的宽度,梁湘自然难以接受,下令暂时停工。据当时在深圳市基建办工作的杨荣成回忆,梁湘甚至动过拆楼退后重建的念头。但项目投资方已经投入巨资,这样做可能导致大厦流产,后果自然极为糟糕,也不是梁湘所愿意看到的。趁梁湘去北京开会的工夫,他的搭档,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决定电子大厦恢复施工。这恐怕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在今后的日子里,只能成为一个向后人反复讲述的深南大道之憾。今天,走在深南大道上,如果你留心,会发现电子大厦是靠近深南大道最近的建筑,这一段的人行道都因此收窄了许多。

因为挡过深南大道的道儿,而备受贬抑;因为带动了大道沿线高楼大厦的竞赛,自己却淹没其中,少人问津。只有在纪念特区历史时,它才会被重新提起。2005年,深圳经济特区25周年之际,电子大厦入选深圳市文化局等单位评选的“深圳改革开放10大历史建筑”,颁奖词煽情地写道:“如果说,华强北电子街是一条河,她,曾经是这条河的源头;如果说华强北商圈是一个舞台,她,曾经是这个舞台最早的导演;如果说深圳电子工商业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她,就是看着这棵树长大的园丁。”

这段评价刻意回避了电子大厦与深南大道的关系,或许评选方在私下仍然认为这是电子大厦不光彩的一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有理由和底气为电子大厦“翻案”。

深南大道的宽度,因为“电子大厦事件”,走向另一个极端。

1983年夏,梁湘率队到新加坡考察,被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景观震撼。回深圳后,决定在深南大道两侧各留出30米的绿化带,并在大道中间设置宽达16米的绿化带,以备修建地铁。当时设想从地表开挖的方式修建地铁,16米正是开挖放坡所需要的宽度。上海宾馆以西却扩至130米,有些路段此后达到160米。因电子大厦的影响,深南大道在上海宾馆以东为60米宽,其东段和西段由此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1961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曾对没有人情味、大尺度的街道给予迎头痛击。她说:“街道及其人行道,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是一个城市的最重要的器官。试想,当你想到一个城市时,你脑海中出现的是什么?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也就有生气,街道沉闷城市也就沉闷。”她心目中理想的街道是连儿童都能自由行走的安全的公共空间。日本著名建筑师芦原义信认为,最好的街道应该是行人能看到街对面人的脸—这样的宽度大概在二三十米左右。

在深南大道上行走,当然看不清楚对面的人的脸。对于讲究生活情趣、喜欢在街头漫步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或许,这条大道的主角不是行人,甚至也不完全是汽车,而是密密麻麻排列在两旁的高楼大厦。

但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城市大发展观来说,梁湘的选择或许是惟一的。深南大道宽阔的路面、绿化带以及沿线摩天大楼组成的壮丽城市景象,为千千万万的下海人展示出一幅美丽醉人的图景,也深深刺激和牵动着内地城市改头换面的神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从颓败破旧的城市氛围中走出,从机械僵硬的体制里醒来,深南大道所尽情展示的“深圳梦”,代表了一个与过去完全相反的,无比新鲜、自由、美好的新世界。无数忐忑不安的下海人,就是在走过深南大道时,心潮澎湃,下决心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

深南大道是中国开启汽车时代的一个象征性的街道作品。它从一开始就按照汽车时代的速度和景观标准,以气吞山河的气势,串起了深圳组团式的产业蓝图,展现了深圳城市发展的大格局。它所体现的大气魄、大手笔,也触痛继而改变着当时社会体制、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坚硬的内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这种气魄和手笔,就没有今天的深圳。梁湘可能并不知道,他对深南大道的大幅拓宽和绿化,也在无意中开创了中国城市美化运动的先河。城市美化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城市物质空间的形象和秩序,来创造和改进社会秩序,而对以梁湘为代表的深圳早期的改革精英来说,就是要创造一个宏大、美观的城市景象,从而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面貌。当然,还有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改变自己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他们未必熟悉变化多端的城市规划理论,其做法更多是一种政治家的气概。

摩天大楼破题制度改革

用Google卫星实景地图搜索观看深南大道,呈现在眼前的,仿若美国大峡谷般的景象。大道两岸的峭壁,是由无数的摩天大楼组成,反射着金色、浅蓝、绿色的玻璃光芒……这个场景,世所罕见。在摩天大楼的故乡芝加哥,在高楼大厦更集中的纽约或上海浦东、迪拜,它们都没有像这样紧紧围拢在一条街道的周围,形成狭长、陡峭的城市峡谷。

这个城市,很简单,一条主线加上两边的大厦阵列,就可以勾勒出它主要的脉络和面貌。

是什么力量让深圳的渔田荒草里以长庄稼的速度长出这么多的摩天大楼?

除了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这个大背景外,一项制度的突破和改变,给钢筋铁骨间注入一剂“兴奋剂”和“增高剂”。

1982年1月29日,深圳市建筑工程施工由行政分配任务、预算加签证的老办法改为工程招标承包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新中国建设史上的重大突破,就是深圳特区改革开放投下的第一块“石头”。不过,这并不完全是领导或专家的贡献,是被一家体制僵化的小建筑公司给逼出来的。

1981年冬,深圳市房地产公司和香港中发大同公司在罗湖合作开发国际商业大厦,这栋大厦是继电子大厦之后,深圳第二个动工兴建的标志性建筑,楼高也是20层,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最初,这栋大厦像全中国所有的大楼一样,建筑施工方是由有关部门指定分配的,国商大厦这次分给了一家广东省内的建筑公司,报价每平方米500元。还没等项目投资方深圳市政府回话,这家公司又先后两次将报价提高到每平方米550元、580元。工程为此耽搁两个多月,青草长到了膝盖齐。梁湘得知后大怒:“走了张屠夫,我们就要吃带毛猪?”受蛇口“三通一平”基建工程承办制启发,他决定像香港一样将这栋大楼的建筑工程公开招标。

经过18家建筑公司的激烈角逐,中国第一冶金建筑公司以每平方米380元的报价折桂,工期只要一年半,比原计划缩短了一半。省钱又省时,还公开透明。

改革者惺惺相惜、暗通款曲。这一年年底,袁庚在蛇口想出了一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是对深圳工程招标承包制度最好的描绘,以比流行歌曲更快的速度走红全国。不过,就像所有的制度探险一样,工程招标制度实施之初,并非一帆风顺。曾任梁湘秘书的陈荣光在《首次工程招标开创深圳速度》的文章中回忆,这个举措一提出,就遭到广东省基建部门的反对,因为这可能会让外省甚至香港的设计和施工企业抢走本属于自己地盘上的生意。一位省基建负责人还当着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的面,以“国家主权”为名向梁湘施压。幸而梁湘得到张百发的支持,他说:“基建行业要搞活,深圳的做法是个试验。”同年秋天,国务院总理视察深圳,对这一做法给予肯定,并要求国家相关部门总结推广。这一制度在全国遍地开花,让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大大提速。

事实上,邓小平一直很看重建筑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深圳在建筑工程上的率先突破,或许是一个赢得邓小平青睐的做法。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首次南巡回京后,约见中央领导,专门谈到深圳工程招标承包制:“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几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由此可见,工程招标承包制驱动的深圳和中国第一代摩天大楼的疯狂生长,撑起了一片充满希望和机会的天空,让人们最直观地感受和见识到改革的威力。而在另一方面,每当经济过热需要降温的时候,这些耀武扬威的大楼又会突然之间变成罪魁祸首。

中国第一代摩天大楼的代表作—1985年12月竣工的深圳国贸大厦则创出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这正是工程招标制和科技施工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一年,深圳有五百多项工程采取招标投标制度,占所有项目的90%以上。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前3年间,就有全国一百五十多家施工企业、九十多家建筑勘察设计单位进入深圳,展开大规模建设。

“深圳”这两个全国人民刚刚开始学着指认的字,一开始就跟“速度”和“效率”画上了等号。这两个词汇也赋予深圳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品牌价值。

大厦、大道合成“巨型空间”

在20世纪80年代,从1981年初动工的电子大厦到1985年底竣工的国贸大厦,短短5年间,罗湖建起了数十栋高层建筑,组成了中国的第一代摩天大楼方阵。在这期间,北京1985年建成长城饭店,上海1983年建成上海宾馆,广州于1979年建成白天鹅宾馆,但按总体规划成片开发的,只有深圳罗湖。

早期的深圳高层建筑大都分布在罗湖人民南片区和深南大道沿线。而如今,在深南大道东段,沿街基本上没有一块空隙,高楼大厦像牙齿一样排列两旁。不过它们穿金戴银地挤在一起,实在有些不协调。最高的“牙齿”是地王大厦;稍稍向前突出的“牙齿”是电子大厦;最短的“牙齿”是上海宾馆;最东端还有三颗“金牙”—罗湖商务中心和对面的新世纪广场—不过新世纪广场这两颗巨大的“金牙”,生虫烂尾已近十年了……

在深南大道西段,形成了中心区、中心西区(车公庙)、科技园区三大高层建筑群。这三个地方,大厦与大道也组合着各自不同的关系。在中心区,深南大道因为在中轴点上围合形成一个椭圆的中心地带,成为这块区域具有舞台效果的段落,再加上中心区的南北生态走廊形成的开阔带,这里新建起来的摩天大厦们与大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更多地扮演着在路上被人观赏的角色……到了车公庙一带,招商银行大厦与NEO企业大道,犹如两根巨柱,挑起了这片天空,大道两旁楼群密布,犹如两军对垒。这是自机场经广深高速公路进入深圳市区的第一地段,因而具有门脸效果。在科技园和高新区,以高科技企业自建大厦为主的高层建筑群也蔚然可观,代表了大道30年所形成的强大而生生不息的企业力量。

深南大道由大厦和大道组成的构图,也是深圳这幅城市大图的最基本的形状。同时,这也意味着要面临新的审美标准的评判—街道的宽高之比(D/H,D是指街道的宽度,H是指建筑外墙的高度)。芦原义信在《街道美学》中,认为不同的D/H比例会给人非常不同的感受。他说:“根据笔者观察,当D/H大于1时,随着比值的增大会逐渐产生远离之感,超过2时则产生宽阔之感;当D/H小于1时,随着比值的减小会产生接近之感;当D/H等于1时,高度与宽度之间存在一种匀称之感,显然D/H等于1是空间性质的转折点。”不同历史时期,街道的D/H比值不尽相同。西方中世纪时期,D/H大约等于0.5,而在达·芬奇看来,D/H等于1是最完美的了,到了巴洛克时期,D/H又成了2,说明街道的作用得到提升。

D/H的一个衡量标准来自人的视觉角度。人的仰视角度一般习惯于40度,街道宽度D等于建筑高度H的2倍时,才能够轻松观赏到建筑整体,否则必须很费力地、专门地去看。深南大道东段的宽度是50米,大多数建筑高度超过130米,D/H约等于0.38。怪不得有人第一次在深南大道仰望高楼的时候,帽子会掉下来。也有很多人,因此而对自己天天经过的建筑根本就是熟视无睹。惟一的例外是在蔡屋围和中心西区(车公庙地段)。在蔡屋围,大剧院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深南大道在此略有拐弯,因此从西向东的路上,可以很轻松地欣赏到地王大厦和深圳发展银行这片建筑群。从东往西过来深圳特区报业大厦一带,远远就能看到新建的NEO企业大道,也是一个街道的弯度提供了一个观赏的角度。地王大厦没有选择正对着深南大道,而是充分借助大道拐弯的斜角来展示自己,恐怕也是出于D/H的考虑吧。而深圳特区报业大厦就没有这种便利,要观赏它的旗舰风采,并不是一件随心的事。

在深南大道上海宾馆以西,街道加宽到130米,路边的建筑密度还不够高,所以即使建筑高度更高一些,却还没有给人太多的压抑感。但相信要不了多少年,除了绿化隔离带和中心区水晶岛以外,大多数地方也会被高楼大厦的“牙齿”填满。在西段D/H约为1,从街道一侧看对面建筑要开朗许多。但由于街道的宽度太大,要想到对面去,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以此看来,上海宾馆以西的大尺度的深南大道是缺乏人情味的,满足了人的视觉需要,却造成双腿的困难。很不幸的是,在深南大道中点的中心区投资大厦地段,因为道路过宽,车速过快,行人难以逾越,导致称党觥2009年10月深圳交警局的统计,深圳三大死亡事故高发的道路依次为深惠公路、广深高速、深南大道,前两者是高速公路和客货两用的郊区公路,而深南大道却是与长安街、南京路同样的城市标志性大道。如此看来,深南大道恐怕是全国最危险的城市中心主干道了。

基于此,我们或许有理由为电子大厦翻案,它曾犯的错误,反而可能是一件幸事了。事实上,上海宾馆以东的深南大道的宽度,能够容纳足够多的汽车,步行者通过也不太费劲,因而人气旺盛、商业繁盛,东门、人民南、蔡屋围、华强北这几个深圳最好的商业圈,都在这里培育生成。而西段的深南大道,因为过度宽阔,一直是汽车的天下,在路边很难形成好的商业或休闲聚集区。我们对深南大道西段的印象更多是通过眼睛获取,而不是靠双腿走出来的体验。

最新的西方规划观认为,街道不应是城市的分割线,而应该起到连结和交流的作用。街道设计要充分考虑步行者,而不能让汽车横行霸道。以此来看,深南大道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它太宽,尤其是上海宾馆以西地段,完全是汽车的天下;另一方面,深南大道特有的历史寓意,让它成为深圳人与自己城市的精神走廊。从历史的角度看,用西方世界最新的城市规划理念拷问成形于中国改革开放初年的深南大道,拷问梁湘这样早期的改革拓荒者,不全面,也不公平。因为,这些改革之初的“拓荒牛”们的理想,并非只是为了修建一条完美浪漫的街道,虽然其中包含着他们的凌云壮志。

以深南大道为主轴,一个大城理想,在他们心中反复冲撞。

世界工厂“上步”

1982

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只用短短30年时间,便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产业革命史。

2008年8月,一个英国小伙子刚刚买了一部iPhone手机,竟意外发现初始存储里有3张中国女孩的照片,他好奇地把这几张照片发到网上。人们并没有因此指责这位女工私自用刚组装好的手机拍照,这个清新、朴实、可人女孩的形象,反而不可思议地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全球,被封为iPhone girl。好事的网民还发起全球搜索,最后发现这女孩来自中国深圳的富士康检测工厂车间。

iPhone girl的这个不经意举动,是“世界工厂”给世界的一个浪漫猜想。她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渴望世界了解自己。而实际上,她无意中扮出了经济全球化的一道美丽风景。她所在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仅她从事的手机制造,这个城市在2008年一年就生产了上亿部,全球每5部手机就有一部产自这里。2008年,即便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个城市还是向全世界出口了1797.20亿美元的产品,其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999.55亿美元,连续16年位居中国大中城市榜首。

深圳和珠三角的“世界工厂”之路,是世界产业发展、转移历史上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怎样构思和创作出来的呢?

这首先得从深南大道旁的上步说起。

工业开路

“上步”这个词与深圳很多村庄的名字诸如下步庙、赤尾村等一样土的掉渣。由于位于深南大道北侧,是深南大道西进的第一站,这个寓意起步的地方就成了深圳大规模发展工业的一个起点。不过,一开始,这里更多扮演的是中国“橱窗” 、“车间”而不是“世界工厂”的角色。

1982年9月,梁湘及其搭档“二周”(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周鼎、副市长周溪舞)雄心勃勃地祭出三大工业区开发战略—上步、八卦岭和水贝工业区,犹如三剑齐发,杀出一条深圳工业化的大道。此时,关于特区发展模式的责难已开始蔓延:特区为什么热衷倒买倒卖进口商品?特区商业和外贸是否发展过度?特区能否坚持以发展工业、出口为主?这三大工业区的建设,就是对这一质疑的一个有力回答。9月5日,上步工业区工程指

以上步工业区的建设为先声,深圳大规模建屋设厂,发展工业。1982年新建工厂55家,1983年达到一百多家,到1985年就有446家新工厂投产。工业总产值连年翻番:1980年为5100万元,1981年为2.025亿元,1983年为7.2亿元,1984年为十六亿多元,1985年达到三十五亿多元。

1982年秋,中央调集两万基建工程兵南下深圳,支援深圳建设。这种大规划和大手笔,为深圳的“世界工厂”之路奠定了十分结实的基础。近三十年后的今天,由上步工业区发轫的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深圳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与它同时蓬勃发展起来的机械、服装、钟表、家具、印刷包装、黄金珠宝六大制造业,至今雄风不减。

可以说,深南大道是以工业开路的,深圳是以工业开局的—工业化是这个城市的胎记。

2008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3527.8亿元。深圳制造囊括了34个工业行业,能够生产出上千种工业产品,三十多种产量居全国前列。其中,集装箱占全球38%,硬盘驱动器占全国50%、全球10%,计算机磁头占全球近60%,激光唱头占全球超60%,程控交换机占全国40%以上,基因工厂乙肝疫苗占全国51%,钟表占全球45%,黄金饰品全国市场占有量达70%……连跟着深圳发展的邻居东莞也可以扳着指头,数着自己在全国和全世界的第一了!这样自豪的数字,在长三角众多城市里也比比皆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源自深圳的“中国制造”已经穿越了整个地球。

2007年,中国“世界工厂”名声最盛的时候,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英国,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个“相信中国制造”的论坛。伦敦金 融城前市长白乐威说:“我在家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微波炉,我在办公室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复印机,就连我女儿穿的服装,也有许多是中国制造的。一位来英国访问的中国商业代表团的女成员曾经向我抱怨说,她曾用一个下午在伦敦购物,想买点儿英国特产送给国内的亲友,但她看中的商品,却都是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对这位市长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包围”,跟世界头号企业沃尔玛所发起的“采购中国”行动有关。1996年,沃尔玛通过深圳进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深圳人为这个跨国大鳄落脚于此感到难为情,因为它一直在亏损,难道它选错了地方?!这期间,曾有别的城市用各种方式拉拢诱惑,沃尔玛中国总部却始终坚守深圳。后来大家恍然大悟,沃尔玛真是太高明了,它更看中深圳及其周边地区“世界工厂”的价值。2001年12月,沃尔玛在深圳建立全球采购中心,每年采购金额150亿美元,深圳和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源源不断送上沃尔玛在全球的货架。沃尔玛得以大幅降低成本,使其供应链在平坦的世界得到极大优化,屹立全球五百强榜首。与沃尔玛同时,麦当劳、欧姆龙、松下、三洋、家乐福、飞利浦等在深圳都设立了全球采购中心。

跨国大鳄们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世界工厂”的价值。

人性与商品的解放

2006年12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深圳的成功得益于一个简单的公式:廉价土地、工作热情高而又顺从的工人和宽松的环境标准,这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商。深圳1200万的总人口中有700万是民工,这与上海1800万人口中只有200—300万民工形成对比,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真实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心脏。”这种隔岸观火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数百万民工愿意千里迢迢到深圳来冒险?为什么除了民工外,还有大量的知识精英、技术专家冒着同样的风险会聚于这个原本蛮荒之地?

这种力量来自观念的解放和制度的革新,它与国运相连,亦与人性相关。上世纪80年代初,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因深圳悄悄地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深圳首先砸烂了“铁饭碗”。一个人不会再为某个固定的单位“绑架”,可以随便找工作;一个老板也可以炒掉不合格的员工,不必为冗员发愁。这在“解雇一个人比枪毙一个人更难”的年代,不啻是一场革命。1981年,深圳最早的合资酒店竹园宾馆为提高服务质量破天荒解雇了6名员工,并采取“基本工资+职务工资+浮动工资”的新工资制度。而在1979年蛇口码头工程中,为了早日完工,便实施了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这两项改革都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行为受到批判,几经波折方才得以贯彻实施。蛇口的超产奖励制度还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干预下,才得以网开一面。

这一人身解放制度一经确定,便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因此被吸引到深圳来。在深圳经验的推动下,全国也逐步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国人的职业生涯由此改变。

第二个变化:深圳率先取消了凭证供应商品制度和物价管制。从1982年开始,在深圳买吃的穿的,不用再凭票证了。物价管制取消,供需调节价格,各种商品大量涌入深圳。一开始,因为放开价格,还曾引起抢购风潮。但价格的上涨又吸引了国内外商品纷纷流入,供求关系很快趋于平衡。

如果说第一种变化是对人的价值的解放,第二种变化就是对商品价值的解放。人和商品都可以按照价值规律自由流动,从而形成巨大的力量。因为这种解放,这个城市的空气中充满了机遇,每一个行走在深南大道的人,都可以自由呼吸。

这些制度的建立,除了特区历任执政者不破不立的气概,一些外资企业对这些西方“常识”的不断“游说”,也功不可没。就像人很难自己战胜自己一样,任何内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刺激。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改变了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注重老百姓更需要的消费品制造和轻工业的发展,1979年和1981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收到了初步效果。同时,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亚洲四小龙”承接了美国及日本二次大战后的产业转移,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其相对低端的电子、服装、玩具等加工业需要再次转移。把国内的经济转型和国外的产业转移这两大机遇充分对接起来,深圳起到了一个“插销”的作用,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让“中国制造”遍布全球。

深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生逢其时。我们比林则徐幸运,当我们又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没有鸦片和洋枪大炮,一方面是我们自身的团结强大,另一方面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变化。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的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的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可是,当中国将自己的经济前景过多寄托于国际贸易上时,“世界工厂”却因美国金融危机,陷入一次生死考验。

白宫圣诞树下的荣耀和尴尬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的同时,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将深圳“世界工厂”的声誉推向顶峰。报道说:“深圳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圣诞用品生产出口基地,每年出口额超过20亿美元。美国人购买的圣诞树,每10棵中有7棵产自深圳。美国白宫所用的圣诞树,多年来均来自深圳布吉的一家加工厂。国际大型超市沃尔玛在全球销售的圣诞树全部由深圳提供。”

深圳出口圣诞树最高峰的2007年,生产圣诞树的企业有四百多家。圣诞树的生产和出口是中国与美国经济“伙伴”关系的一个有趣案例。哈佛大学著名英裔历史学家弗格森创造了一个新的词语Chimerica (中美共生体),来形容这种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他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之日起,中国的储蓄者与生产者和美国的借贷者与消费者之间,构成有30年历史的伙伴关系。确如他言,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以美国为主的外资以及产业链的结合,生产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再把赚来的血汗钱投资美元和财政债券,供美国人疯狂消费。

然而,曾经摆到世界最高权力据点白宫的深圳圣诞树,让弗格森发明的Chimerica (中美共生体)显得有点脆弱。或许是一个预兆,2008年初,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每年向欧美市场出口大约600万棵圣诞树的全球最大圣诞树生产商深圳宝吉公司轰然倒闭,令这个制造快乐的行业陷入恐慌。圣诞树生产技术含量低,利润微薄,全部出口,这个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文化消费产品,很难在中国市场找到新的足够的空间。即使抛开文化因素,绝大部分中国人也没有足够大的房间和庭院来摆放圣诞树。与圣诞树有些类似的,还有备受称颂的深圳大芬村手工复制西洋油画产业,同样因为美国次贷危机,房子卖不动,没有足够的墙壁来挂这些一笔一笔用血汗画出来的廉价艺术品,大芬村的艺术家们恐怕将不得不从画框中走回现实。

人民币升值、劳动合同法对人工成本的提升、更为严格的环保要求,再加上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行业在深圳已然式微。圣诞树的故事,会在多大程度上在“世界工厂”蔓延?至少,那个给世界以浪漫猜想的iPhone girl可能会离开深圳了。为了降低成本,深圳最大的出口企业—为惠普和苹果公司代工的富士康已经部分走出深圳大本营。

深圳该怎么办?中国该怎么办?人们开始期待中国走出一条升级换代之路,就像曾经次第发生在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故事一样。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是中国“后发优势”论的坚定支持者,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对此充满期望:“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常常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日本制造与高端、高质、高价挂上了钩;70年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制造的产品也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他们的产品摆脱了这种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又甩给了中国大陆制造的产品。我希望,未来的中国制造,也能够像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的产品一样,与高端、高质挂上钩,但最好不要与低价脱钩。”

我们能做到吗?

腾笼换鸟

2009年4月8日,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珠三角经济黑云压城之际,《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深圳现场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出人意料地以5个字点题:“向深圳学习。”随即,广州、东莞这些平日与深圳明争暗斗的城市,纷纷提出“向深圳学习”。这让努力在珠三角规划中寻找自身定位的深圳,反而有点意外和受宠若惊之感。

以解放思想为施政理念的汪洋,所看中的正是深圳独自摸索和疾呼了十几年的转型之道,的确如他所说:“深圳比其他地方更早地遇到了发展转型问题,也较早着手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对全省其他地区无疑具有学习借鉴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深圳新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形成新的业绩,显示出新的竞争力。”

深圳为什么能够未雨绸缪,很早就开始产业转型、升级的努力?

寻找这种转型的母体,还是得溯源到上步工业区。1982年开工建设、1983年首期竣工的上步工业区,此后迅猛发展,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可是,几年后,深圳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深南大道地段价值的急剧抬升,逼迫着上步工业区走上变身之路。1988年,赛格电子市场在深南大道和华强北路交汇处开业,电子产品交易抢占上步工业区的电子制造业高地,意味着服务业在跟制造业抢地盘。1994年,万佳百货首先将美国仓储式百货模式带到中国,大大推进上步工业区从制造业基地到商业中心的转型步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升级、转型的故事在深南大道周围反复上演,创新、求变也成为深圳城市和产业最流行的词汇。虽然路数不一,形态不同,上步工业区的转型未必不会成为“世界工厂”的榜样。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更加漫长、复杂……

深圳的产业转型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只用短短30年时间,便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产业革命史。

著名经济学家、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的作者萨缪尔森认为,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起飞阶段,在18世纪中叶前,这个阶段经济增长非常缓慢,主要依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驱动,才得以实现。其后是发生在1770—1870年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机器代替了手工,人突破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在这一阶段,主角是资本密集型的机器制造业和其他重工业,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19世纪末兴起的现代经济增长,是凭借的是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的,即创新驱动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电脑、互联网为核心的IT产业唱起了产业大戏,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在深圳30年时间里,我们发现,这四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和产业模式,好像都发生了,似乎挤进了同一班列车,在深圳的高速发展道路上吱吱作响。因为这种挤压效应,我们并不能很清晰地将它们归类分装。我们只能依稀发现,圣诞树、大芬村油画及深圳各个村镇盖“农民房”的出租经济,有第一个阶段的影子;而以华为、中兴、腾讯为代表的IT和互联网企业,当之无愧是中国在信息化时代的中流砥柱。在圣诞树和QQ之间,夹藏着大量形形色色的产业形态。

正因为如此,各种形态的产业奇怪地糅合在一起,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整合、发酵,形成一股推动转型和升级的力量。

1993年,厉有为主政时期的深圳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在特区范围内,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这被形象地称为“腾笼换鸟”。这个决定有客观因素,也有利益驱动的原因。深圳特区内395.81公里的土地已日渐稀缺,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三来一补”占用了大量土地,但企业利润低下,社会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当年凭借内联起家的深圳国有企业日渐坐大,以及1992年之后跨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浪潮,也使决策者有底气作出这样一个冒险的决定。这一年,深圳民营高新科技产业崭露头角,并被寄予厚望。后来,深圳和中国的经济学界逐渐发觉,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较发达国家占据了附加值的高端,而我们则处于产生附加值的低端。深圳因此更加看中拥有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的高新科技产业,这一产业也成为深圳转型升级真正的、也许是惟一的引擎。

不过,这一转型升级之路并不平坦。2003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参加深圳市高级顾问会时意外地获悉,深圳正准备跟随全国其他城市兴起的“重型化”工业道路。这一“冲击”促使他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作为重点研究领域,并出版《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在该书中,吴敬琏回忆道:“当时我和几位在座的老同志一样,对这样的产业结构战略转型以及与之配套的扩大辖区面积的要求,是不赞成的。深圳市可用土地面积大于香港。香港开发了一百多年,到2003年末已开发土地只占可用土地的22%。深圳的GDP只有香港的1/6,近年来却出现土地紧张、成片的土地已经用完的资源硬约束。”可是,在吴敬琏出版这本书的2005年底,深圳“重型化”战略已经轰轰烈烈搞了两年多。在这一战略下,汽车制造、化工等深圳所陌生的行业,被作为重点突破领域。幸而,“重型化运动”在深圳没折腾出什么大项目,更多地是花费了新闻工作者的笔墨纸张,这一GDP至上的发展观也很快被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彻底覆盖掉。深圳所擅长的高新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重又回到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角位置上,并爆发出更大的能量。

漫漫转型路,“世界工厂”这个荣耀的桂冠,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黯然失色。

邓小平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深圳特区的缔造者。以他为首,叶剑英、习仲勋、谷牧、任仲夷等一批从文革浩劫中复出的老人,一直呵护着这块土地,成为深圳特区的“护法长老”。这群老人经历了最多的风雨沧桑,却在晚年造就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都市。

谷牧

改革开放初期,谷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对外经济和特区工作。1978年5月,谷牧组织一个庞大的对外经济考察团前往西欧各国取经,当是中国再次“睁眼向洋看世界”的壮举,在其前后,另两个考察团分别前往港澳和东欧国家。考察归来后形成的三份涉及经济、技术、经济体制的报告,堪称改革开放的开笔之作,对中央决策层和国内各界人士形成一股强劲的冲击波。1979年5月,谷牧再赴广东、福建考察调研,积极推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发展外向型经济。1979年到1988年是深圳发展的黄金十年,谷牧12次到深圳,参与并推动了特区几乎所有的改革创新、突围,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

华侨城:深圳原生地貌遗产

1986

在瞬息万变的旅游和娱乐消费需求面前,一直未能造出自己的“米老鼠”、“唐老鸭”的华侨城,如何赢得消费者持久的忠诚?在迪士尼、环球乐园从旅游到影视、传媒、动漫等强大的文化产业链面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做主题文章的华侨城,能否更多凭借文化而不是房地产开发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深南大道第一个地标建筑电子大厦兴建的时候,站在电子大厦工地上,极目西眺,蛇口的远山和深圳湾的海面尽收眼底。罗湖、上步和蛇口这两个激情飞扬的特区大工地之间,仍是一派田野风光。深南大道在这一段同样是狭窄的泥土路。可是,深圳特区的每一块土地都不甘寂寞。到了1982年10月,在这条窄小的泥土路最靠近深圳湾的地方,出现了一座中间高6层、两侧高4层、向东西两个方向如同双臂伸展的赭红色建筑。这是由广东沙河华侨企业公司与香港永明发展企业公司联合投资2.5亿港元建设的深圳湾大酒店,是深南大道西段第一个有型有色、像模像样的建筑,也成了漫长的深南大道上一个难以抹去的记忆。

让当年建设者意想不到的是,在短短的24年后,这栋曾经带来光荣和骄傲的建筑被强行“肢解”,除正面的一面墙体仍然保持着最初的姿势,墙后的建筑被全部拆除。24年,短暂得只是一个人的青春岁月,却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凝重而激越的历史记忆。因此,当深圳湾大酒店被拆除重建的计划浮出水面后,便招致社会各界一片反对声。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城市化研究会会长魏达志提交了《深圳建筑,慎言一个“拆”字》的提案,劝拆除者深思。舆论呼吁保护上海宾馆与深圳湾大酒店这样的“老字号”,以之作为对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历史的一种追念。此前,高交会展馆搬离深南大道,迁往关外的龙岗,给人们留下不少的遗憾—对他们而言,离开深南大道,就不再是100%的记忆了。

最终,商业利益和历史记忆达成了一次高明而美妙的共识。因此,我们在深南大道上,有机会看到这样戏剧性的一幕:一面老墙正上方镶嵌 “1982”四个数字,在它背后崛起一座崭新华丽的酒店,酒店正门对应处刻着“2006”字样,同一个建筑有了两个出生日期,有了两次生命的诞生。实际上,深圳湾大酒店完整存世时,深圳人已基本将这座陈旧落伍的酒店遗忘,深南大道路旁逐渐长高的树木也早已将它遮蔽。恰恰是这面孤零零的“1982墙”,给了它一种再生的力量。

这个创意不但彻底化解了华侨城当初拆毁历史的尴尬,反而把人们的思绪带到华侨城从荒芜到锦绣的神奇历史记忆中。

廖承志创意、叶飞命名、胡耀邦题字

时至1986年,深南大道从上海宾馆向东到蔡屋围再到罗芳村的东段,已经拓宽并显露出“大道”的派头,全速向西挺进。深圳湾大酒店已建成3年,亦成为深圳最高档的度假酒店,但除了深圳湾辽阔的海面外,酒店的背景仍然由稻田、池塘、山丘构成—这农耕时代的景象,将随着深南大道的西进而发生剧变,虽然眼前的一切看起来还是那样平静。

1986年10月5日,在罗湖、上步、蛇口纵横捭阖的推土机方阵,开进深圳湾大酒店附近、深南大道南北两侧共4.8平方公里范围内—这块原属光明华侨农场沙河分场所属的地盘,由此开始了一段沧海桑田的变化。

海外归来的华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尚未被大规模开发的荒滩山丘里?深圳特区建立后,对他们的生活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故事要追溯到五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不太稳定,不时发生的“反华排华”事件,迫使大量华侨归国避难。为安置归侨,中国从1958年起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地建立了数十个华侨农场。在宝安建立的光明华侨畜牧场(后称为“光明华侨农场”),在所有华侨农场中最先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1979年4月,廖承志担任主任的国务院侨办决定光明华侨农场在深南大道旁建立沙河分场,面积12平方公里,比袁庚从中央领导手里争取到的蛇口工业区面积还要大。

华侨城开工建设之前,光明华侨农场在深南大道上精心打造了两个标志性项目:深圳湾大酒店和康佳公司。1979年3月26日,几乎与深圳建市同时,康佳的前身光明电子厂在光明华侨农场成立,投资方是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与港华电子企业有限公司,因此被称作“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企业”。1980年5月16日,这家电子厂搬到光明农场沙河分场深南大道旁,同年11月,深圳第一个知名品牌“康佳”诞生。可以说,从“来料加工”到创立自主品牌,康佳最早完成了深圳制造业的转型,亦堪称深圳工业化道路的先锋和典范,但康佳的辉煌与这块土地将要发生的“蝶变”并没有多大关系。

1982年,已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提议,将沙河分场(此时已改制为沙河华侨企业公司)划归国务院侨办直属管理,将之建成一个吸引华侨投资、落实华侨政策的窗口。这一类似交通部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的构想,并没有马上付诸行动。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担心这会又变出一个特区中的“小特区”,为深圳的整体规划和发展带来麻烦。1983年6月,廖承志逝世,这一设想也就搁置一旁。1984年底,接替廖承志负责全国侨务工作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到珠海、深圳参观,重提“廖公遗愿”,建议由国务院侨办直属的香港中旅集团投资。据当时担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回忆:“叶飞还说:干脆不要叫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直接叫‘华侨城’好了。”出身菲律宾华侨的叶飞上将曾任招商局主管部门交通部部长,他的提议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蛇口模式。

这对深圳特区来说,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在广东先行一步,主要是想倚重这里丰厚的港澳和华侨同胞资源,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特区,对海外华侨资源自然趋之若鹜。但袁庚在蛇口的独立王国,让深圳特区如鲠在喉,对这个新提出来的华侨城自然心有余悸。在国务院侨办表示愿意将还本付息后的盈利40%交给地方,60%留作华侨城发展资金,并同意将占地范围缩小为4.8平方公里后,华侨城的设想才得到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认可。

这对深圳特区来说,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在广东先行一步,主要是想倚重这里丰厚的港澳和华侨同胞资源,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特区,对海外华侨资源自然趋之若鹜。但袁庚在蛇口的独立王国,让深圳特区如鲠在喉,对这个新提出来的华侨城自然心有余悸。在国务院侨办表示愿意将还本付息后的盈利40%交给地方,60%留作华侨城发展资金,并同意将占地范围缩小为4.8平方公里后,华侨城的设想才得到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认可。

1985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深圳特区华侨城”。1985年11月11日,国务院侨办宣布深圳特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成立,香港中旅副董事长、总经理马志民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担任中旅集团董事长的,是从广东省省长岗位上退休的梁灵光。1986年2月24日,香港中旅集团在香港铜锣湾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盛大酒会,宣布投资兴建深圳特区华侨城。5月13日,深圳特区华侨城经济发展公司正式在深圳市登记注册。

廖承志创意、叶飞命名、胡耀邦题字的华侨城在深南大道旁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奇妙旅程。

1985-1986年两年间,华侨城从酝酿到全面建设的时候,深圳经济正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深圳摊子铺得太大了”,“深圳是赚内地人的钱养肥的”,“深圳是靠国家输血”—这样的言论从北京和香港两个相反的方向纷纷朝深圳袭来。深圳应该以发展工业和出口经济为主的“谆谆教导”再度出炉。1985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刘国光关于深圳发展战略的两篇文章,其观点与不久前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的陈文鸿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的调门完全一致:“中央和深圳政府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期望,是建成能发展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体经济,可是,深圳事实上直至目前而言,工业仍从属于贸易,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在这方面,深圳的成绩还未如理想。”在中央一些领导眼中,深圳就像个不听话的孩子,恣意妄为,贪大求全。1985年4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考察深圳,罕有地表扬蛇口并批评深圳,甚至表示:要拔掉给深圳“输血”的针头!8月31日,梁湘的深圳市长职务被免,梁式的深圳激进发展模式戛然而止。1986年,深圳对全市一千五百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十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六千多栋。

如此情势下,华侨城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将工业区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而不能有太多的胡思乱想。叶飞和廖承志之子、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给华侨城的定位同样是“以工业为主、全面发展、环境优美、各具特色”。而拥有全国最早的电子制造业品牌,借助海外华侨的巨大资源,华侨城原本也有可能成为深圳特区最好的工业园或经济开发区。可是,华侨城在高调向工业区推进时,一个来自海国荷兰的“创意”却不经意间改变了它的航向。

“小人国”里的大梦想

1952年,荷兰人马都拉夫妇为纪念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儿子,在海牙市郊创造出一个面积1.8平方公里的“小人国”,把荷兰120多座著名建筑和名胜古迹,按照25:1的比例缩小集中在一起。这个微缩版的荷兰,一举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1985年5月,香港中旅副董事长、总经理马志民慕名来到“小人国”游览。这时,他即将到深圳特区主掌华侨城,一到“小人国”,便大受启发:何不把中国的名胜古迹也微缩到一个“小人国”中?

马志民的这个奇思妙想并非凭空而来。中旅集团的主业是旅游业,在深圳建立旅游基地顺理成章。发展旅游业在深圳建特区之初就很被看重,甚至与发展工业并列,并没有像转口贸易那样被“妖魔化”。“前华侨城”的标志康佳和深圳湾大酒店正是华侨城发展工业和旅游业的先河。深圳湾大酒店还设计了一个游乐场,也在无形中为华侨城走向主题乐园之路埋下伏笔。因此,当马志民提出在华侨城建中国“小人国”的创意时,虽然遭到一些质疑,但更多是对这个想法太过大胆的担心。大家没想到的是,深南大道这一带的地形也支持着马志民的狂想。负责华侨城总体规划的孙骅声回忆自己一次奇妙的发现:“那时我们天天加班,有一天我们下班早就出去走走,来到深南大道南边一块临水的坡地,我突然发现这里很像中国地形图,西边高,东边低,最高的地方类似青藏高原。”孙骅声的发现和马志民的创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小人国”的规划建设,再次体现出了全国齐心协力建设深圳的优势。按照规划,全国主要风景名胜在深南大道南侧依山就势,比如最高处放布达拉宫,有山脊的地方放长城。总体规划图出来后,华侨城遍邀各省市来设计建设自己的风景名胜。就像到特区办窗口企业一样,各地对此十分踊跃。孙骅声说:“我们基本按照地形本身来设计,当时就确定要有少数民族的东西,不能光是汉族的。里面不能摆得太密,每组建筑之间要有让人可以拍照的距离。还要设计旅游线路图。我做了规划后,有很多都是师傅带着徒弟来的,各省‘门儿清’的行家里手纷纷南下深圳。”

经过两年的精雕细琢,1989年9月,占地30万平方米、有74个微缩景点的锦绣中华在深南大道边建成并对外开放。虽然开业庆典在11月22日才举办,但开放当天就有3000人入园参观,国庆节期间每天游客达到3万人,场面极为火爆,以至于深南大道不得不封闭一半用来停车。锦绣中华在电视上打出的第一则广告竟然是:“希望深圳本地市民暂时不要参观锦绣中华”。据说,在国庆期间,深圳各大冲印店印出的照片,80%是以锦绣中华为背景的。就像北京的故宫、长城一样,锦绣中华一举成为深圳旅游业的标志。

更值得书写的是,锦绣中华开创了中国主题公园这一新型的旅游景区模式。锦绣中华投资1亿港币(大约7000万人民币),开业一年多就收回成本,1990—1993年营业收入共达3.93亿元人民币。在锦绣中华获得巨大成功的鼓励下,1990年5月,华侨城投资1.2亿港币,邀请全国百余名民俗学家、园林专家、雕塑家和艺术家参与中国民俗文化村的规划建设,并于1991年10月建成。中国民俗文化村将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建筑和歌舞表演艺术共治一炉,再次激起深圳人和全国游客的好奇心,同样创造一年回收投资的商业奇迹。紧接着,华侨城投资6.8亿在民俗村以西、同样是靠近深南大道的地方建设规模更加宏大的世界之窗。1994年6月18日,占地面积48万平方米、拥有108个景点的世界之窗开业,将华侨城主题公园推向又一个高峰,这个沿袭“小人国”模式的主题公园也只用了三年半就收回投资。15年来,世界之窗共接待游客4000万人,总营业额45亿元,利润15亿元。

从1989年到1994年5年间,华侨城一口气推出三大主题公园,一次比一次火爆,一次比一次赚钱,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处跟风模仿搞主题公园的却大都以亏损告终。华侨城主题公园缘何十数年长盛不衰?为什么别人学都学不会?

原因在于:华侨城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用最先进的模式打了一场中国主题公园最辉煌的战役,而其他公司即使实力再强也无济于事。

合适的时间: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的相继开业,与中国人逐渐走出家门、走出国门的旅游轨迹保持一致,甚至早了半拍,带动了中国旅游潮流。锦绣中华和民俗村对于刚刚开始懂得旅游的中国人来说,就像是出发前看看旅游线路图一样,世界之窗也是对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游遍世界的一场热身。

合适的地点:深圳作为中国与世界对接的窗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对境内外游客有巨大的磁力,锦绣中华的出现满足了入境者对中国全景旅游的需求。同时,深圳人口规模迅速达到百万级,但深圳却基本上没有名胜古迹,锦绣中华不但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本身也是深圳五湖四海的移民文化的化身。当然,锦绣中华在深南大道上的节点位置—福田区和南山区的交汇处—也促使它成为深圳的一道城市景观。

不过,那些对当年成功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可能会成为下一次失败的缘由。即便美妙如斯的华侨城也面临着这一“魔鬼定律”的考验和煎熬。进入21世纪,华侨城三大主题乐园对游客的吸引力日渐减弱,对许多深圳人来说,第二次、第三次购买高价门票都是被逼无奈带着外地的亲友去的—谁让它们“名声在外”呢?多年来,凭借持续投入和互动娱乐内容的强力支撑,三大主题公园仍然保持着生命力,但谁都知道,微缩景区时代已成过去。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这一带,是深南大道从东到西最长的一段连续的绿色生态景观,可是,绝大多数深圳人只是路过这里,快速欣赏着这里葱郁的绿色,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进去过了……

深圳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也使华侨城三大主题公园在深圳城市空间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以往地处城市郊区的主题公园,现在已变身为城市中心。这一变化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华侨城曾经的地标—世界之窗埃菲尔铁塔正在变成一个玩具。108米高的世界之窗埃菲尔铁塔,号称是世界最大埃菲尔铁塔复制品,建成后即成为华侨城及深南大道西段最醒目的标志。但在最近十年里,随着深圳房地产业的膨胀,比铁塔更高的建筑时不时从周边冒出来。时过而境迁,城市空间和功能的变化,将是推动三大主题公园转型的主要力量。实际上,三大主题公园中效益较好的世界之窗,通过兴建环球舞台,已经在向娱乐演艺领域发展。而酒店、度假等附加值更高的业态,正诱惑它们进行着更彻底的转型。

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将向何处去?这或许是深南大道上最大的悬念之一。

“孟”规“马”随

20年来,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以及后来的欢乐谷,沿深南大道一字排开,依次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如同王冠上的明珠。对于深南大道和深圳来说,华侨城的确是上天加冕于这座城市和这条街道头顶的王冠。如果说深圳是花园城市,华侨城就是花园中的花园。它激情勃发,又宁静似水,在每个深圳人心中,都曾把华侨城作为一个梦想之地。

行走或驾车经过华侨城这一段的深南大道,与经过其他地方的感觉总有些不同。这一段的深南大道有略微的坡度和弯度。深南大道在大部分地方都是直来直去的,即使有弯路也不容易感觉得出,但在华侨城却给人一个赏心悦目的弧度体验。在这一段,沿街没有密集的高楼,甚至也没有什么商业街区,毫无深南大道东段密集的沿街商业所带来的喧嚣和压抑感,大道中央和两旁高耸、浓密的椰林,甚至让人有种进入热带丛林的感觉……

大致以深南大道为界,华侨城的南北空间在功能上有清晰的划分,并体现为动和静的对比。深南大道以南是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三大旅游区,深南大道以北是居住区和商业区,东北和西北部则分别是康佳工业区和欢乐谷旅游区。后来出现的欢乐谷是对这一南北动静分界线的挑战,康佳工业区则随着工业厂房的外迁,逐步成为创意园区和休闲区域。总体来看,华侨城是深南大道沿线—除中心区之外—规划思路最清晰的区域空间。它与深南大道的关系处理也是最独特的。

这一切的不同,都来自于一位印度华侨孟大强的手笔。

1985年,廖晖推荐孟大强担任华侨城规划总设计师。孟大强20世纪30年代年生于北京,后就读于台湾成功大学,大学毕业后赴荷兰学习城市规划。对深圳最有说服力的是他在新加坡做城市规划的经历。自1983年梁湘考察新加坡后,深圳城市规划全面取法新加坡。而孟大强在新加坡从事城市规划达30年之久,圣淘沙、新加坡大学都是他的作品。在青岛、厦门的城市规划中,孟大强也带来了新思路,引起学界和政府的关注。在孟大强的主持下,他参股的新加坡大地设计事务所和深圳市工程设计咨询顾问公司、深圳华侨城设计室三方共同面对华侨城这个由山丘、荒滩、野草组成的空间。

孟大强见到马志民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马上撤回刚刚开进华侨城的推土机。这个要求,对正要大干一场的拓荒牛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马志民慨然应允,将这块土地的“生杀大权”交给了孟大强。

根据地理地貌,孟大强想把华侨城从南到北变成海城、水城、山城,在他的设想中,深南大道在华侨城区域空间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这也是他以“交通”作为现代城市规划核心的一贯思路。他对华侨城的总体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深南大道的理解上的。此时,深南大道虽仍泥土飞扬,但深圳学习新加坡的“蓝图”已经展现在孟大强面前,这正是他了然于胸的。

为了避免深南大道干扰华侨城宁静的花园空间,同时也不让逐渐发展大的华侨城对深南大道的交通产生影响,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孟大强确定了华侨城规划的“三规”:

第一:华侨城的商业设施要避开深南大道,安排在“城内”,以免造成将来交通的拥堵,并形成更好的商业氛围。

第二:华侨城禁止建设与深南大道交叉的南北主干道。华侨城自深南大道到北环大道有一定进深,一般的区域规划会设计一到数条南北干道,与深南大道形成整齐壮观的中轴效果。孟大强担心,这样的南北大道将破坏华侨城的安全和安静。因此,华侨城不但没有规划南北大通道,甚至没有一条笔直、宽阔的道路,以弯弯曲曲的小道灭掉汽车的“威风”,让行人成为街区的真正主人。

第三:华侨城区域的深南大道旁,只建多层建筑,不建高层建筑。高层建筑破坏景观,并造成诸多交通问题。主干道也会对高层建筑构成极大的噪音污染。孟大强始终认为,高层沿街,弊病多多。

这“三规”的基础,是孟大强“不砍山、不填水”的生态思想—当时,“生态”这两个字还没有流行起来。这两个“不”的结果是,深圳得以保留了一个特区开发前的原初地貌形态。特区大开发前,从大鹏湾到珠江口的狭长地带,布满了山丘、缓坡,除了稻田外,几乎没有一处像样的平整开阔地。特区成立后,隆隆的开山炮炸开了这个曾经波浪形的地貌,深南大道每前进一米,都要铲平横亘在前方的山丘。但浩浩荡荡的推土机在华侨城面前,却收起了尖牙利齿。华侨城的所有道路、房屋、绿化都是依照自然的坡度、曲线进行,没有笔直的道路,没有兵营方阵布局的建筑。在特区各处恣意生长的摩天大楼,在华侨城被迫让位于自然生态。华侨城的存在,是深圳原生地貌和生态环境的一大遗产,也是一种记忆和怀念。1990年1月,深南大道华侨城段拓宽工程完成,华侨城郁郁葱葱的绿意将深南大道渲染得如诗如画。

可以说,华侨城是深圳早年大规模建设区域中惟一没有实现“深圳速度”的地方。甚至,在这个追求速度的城市,它是以“慢”著称的。从孟大强绘就规划蓝图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华侨城在4.8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生长”仍未终结。但正是华侨城这个最不深圳的地方,却成了深圳最好的名片。

孟大强凭借华侨城在中国一鸣惊人,成了众多市长和老板的座上宾。刚刚开始学做房地产的万科,很快意识到华侨城规划的价值。王石碾转找到孟大强的合作者—深圳市工程咨询公司的高枫。高枫回忆:“万科当时开发第一个项目天景花园,希望在规划上有所创新,找到我了解孟大强‘概念设计’的思想,那时候国内还不明白什么叫‘概念设计’。”万科很快领会“概念设计”的精髓,使之在房地产中大放异彩。两三年后,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北海热”中,王石曾幻想邀请孟大强在北海造一个有8个华侨城大的“大城”,但终因这个“饼”太大而无从下口。实际上,孟大强在中国城市规划领域更多扮演了启蒙者角色,面对“短平快”的房地产开发商和政绩至上的政府思维,他很难遇到真正的知音。他在中国留下的盛名,至少有一半归功于华侨城。孟大强自己也说:“好的业主是成功的一半,马志民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业主,他能守,守住规划最初的一些重要原则。”

马志民无疑是最好的守望者,他与孟大强的合作,开创了中国区域运营商与规划设计师合作的典范。从此,规划成为华侨城的基因,不但没有因马志民的离去而消失,反而在华侨城商业模式转型中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从4.8到∞

1991年3月26日,一颗国际编号为3088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锦绣中华星”,遨游太空。锦绣中华不仅仅是商业奇迹,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是基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软实力的胜利,被各方寄予厚望。在这股冲天豪情的驱使下,1993年12月,一个斥资1亿美元、占地460亩的锦绣中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开建,马志民之弟马启谋被派去担任第一副总裁。这被视为中国文化“出口”的大手笔,江泽民亲自题词,基辛格、陈香梅等美国名流云集助威。要知道,奥兰多是美国最大的迪士尼所在地,锦绣中华此举堪称是到世界第一主题公园太岁头上“动土”。整整10年后,迪士尼才空降华侨城隔海相望的香港大屿山。

可是,美国锦绣中华的荣光如昙花一现,短暂满足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后,他们对这种安安静静的主题公园模式,没有耐心了。锦绣中华的生意每况愈下,撑到2003年最后一天,美国锦绣中华关门倒闭。但不管怎样,这是华侨城第一次对迪士尼说“不”—尽管是有些无知者无畏了点儿。

离开深南大道旁深圳华侨城母体的主题公园,似乎失去了原有的魔法。1997年10月,华侨城与港中旅、湖南电广传媒集团在长沙投资3.6亿元复制的世界之窗开业。华侨城这一国内的首次扩张泥足深陷。2001年,长沙世界之窗亏损近千万元。到2003年,长沙世界之窗不得不以300万元的低价“租赁”给电广传媒旗下湖南经济电视台托管经营3年,托管费用仅300万元,2006年期满后继续托管3年。2008年,在整合主题公园与影视演艺资源的新模式下,长沙世界之窗实现一千多万元盈利,但华侨城却无法与之分享了。

异地兴建主题乐园不成,华侨城只得改变思路,转而以输出管理实现对外扩张。进入华侨城视野的,是两个非同寻常的超级项目:一个是中国人的精神依归山东曲阜孔庙,一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三峡工程。华侨城于2000年9月和2003年1月分别获得孔庙和三峡坝区的旅游经营权。这两大项目同样以失利告终。

在这些接二连三的失利中,已接替马志民掌舵华侨城5年的任克雷,开始对华侨城的战略和主题公园前景进行新的思考。任克雷是任仲夷第三子,34岁就担任国家经贸委研究室副主任及国家经委青年经济研究小组组长,在国有企业研究上素有心得,其主张国有企业承包制的论文曾引起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注意。国家经委撤销后,任克雷担任中国包装总公司副总经理,1990初南下深圳,任深圳市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93年,调往华侨城集团任建设指挥部主任、党委书记、集团公司总经理。任克雷总结说:“1993年我来到华侨城,1994年开始我们做全面的调查研究,对当时华侨城下属110个企业做了全面的摸底。这110个企业涵盖三十多个行业,纺织、印染、玩具、自行车、照相机应有尽有。当时的调查资料显示,这些企业占华侨城资源的七八成,但是只贡献了总营业额和利润的百分之十几。当时我们团队的一个决策是,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到我们认为未来有发展潜力和现在已经做得占了集团主要的业务和利润的产业上去。”任克雷的“减法”让华侨城突出主业的战略清晰起来。对主题公园的发展,任克雷说:“我们当时有一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在锦绣中华、民俗村和世界之窗完成后,我们原来大体上想3年以后有一个新园区的开发。但是到了1996年、1997年,还是没有摸索到一个新产品的思路。”经过对欧美国家无数次考察,华侨城决心从“静”的主题公园向“动”的主题乐园发展。出现在他们眼前有两大选择:融合现代影视制作的迪士尼和环球乐园器械游玩两大主题乐园模式。他们决意打造中国的迪士尼和环球乐园,“欢乐谷”浮出水面。

1998年9月30日,投资17亿元的欢乐谷建成开业,门票收入一举超越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成为中国最赚钱的主题乐园。从2006年到2009年,欢乐谷把这一奇迹接连带到北京、成都、上海。扭转异地连锁的败局,成功地复制再生,让欢乐谷在华侨城的战略发展中扮演了比三大主题公园更重要的角色。或许是继承了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的文化集锦的基因,欢乐谷也容纳了中外各种文化。深圳欢乐谷有香格里拉区、玛雅区,成都欢乐谷有巴蜀文化区,上海欢乐谷有老上海街景。

在华侨城为欢乐谷兴奋不已的时候,华侨城在房地产开发上也找到了制胜之道—这多少跟王石的一句笑谈有关。华侨城在开发长沙世界之窗时,合作方独自在旁边开发别墅,大赚一笔。王石开玩笑说:“任克雷在长沙做了一件傻事,自己做公园,让别人做地产。”任克雷听者有心,华侨城由此将“旅游+地产”模式奉为圭臬。在开发了锦绣花园等普通地产项目后,华侨城于1999年用旅游和文化包装推出波托菲诺这一划时代作品,刻意

“主题”理念很快进入酒店业,2001年10月,深南大道旁威尼斯酒店开业,打出中国首家主题酒店招牌,主题酒店迅速成为华侨城的又一核心产品。2003年,华侨城沿着深南大道向东挺进,在东部山海开发一个新的华侨城。2009年,这个海边山上的华侨城亮相了,因为无法找到比“华侨城”这三个字更好的名字,更因为这是华侨城品牌的一次地理空间的位移,于是干脆就命名为“东部华侨城”。东部华侨城通过对生态自然风景、佛教文化、高尔夫球场、主题酒店、度假别墅的糅合,形成一种没有欢乐谷的新华侨城模式。2006年,这一新华侨城模式进军江苏泰州,在溱湖湿地公园侧3000亩土地落地生花,这也是华侨城首次进入三四线城市,其前景对华侨城关系重大。

在“主题”的大旗下,主题乐园、旅游地产、主题酒店终于形成华侨城成熟的商业模式。这是一个高明的价值换算方程式:利用各大城市对主题乐园和华侨城品牌的向往,获得廉价的土地资源,主题乐园、主题酒店和高尔夫球场等旅游度假项目极大抬升土地和区域价值,由此开发高端住宅获得丰厚利润,房地产带来的高额回报反过来用以支撑主题乐园等旅游项目的长线经营。

华侨城用“主题”将传统旅游、房地产、酒店进行升级再造并紧紧捆绑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一模式已经从深圳进入北京、上海、泰州、成都、天津、昆明、武汉等城市,更多的城市向华侨城伸出橄榄枝,华侨城的考察团队马不停蹄地行走在大江南北。在深圳,华侨城还将在深圳湾填海区以及其发源地宝安光明新城(原光明华侨农场)再造华侨城……与此同时,华侨城的“算盘”被大肆模仿,剧院+地产、MALL+地产、展览馆+地产、温泉+地产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

华侨城模式之纵横四海,离不开华侨城在深圳的这块由廖承志创意、叶飞命名、胡耀邦题字的金字招牌。与深南大道旁的上步区、香蜜湖、科技园等区域综合开发相比,华侨城死死守着当初批的4.8平方公里,没有卖掉一寸土地,并且,华侨城的开发速度也是最慢的,二十多年还没啃完这块肉。或许人们会埋怨,为什么当年只给华侨城4.8平方公里?而不是全部沙河农场?当年的吝啬或许蕴含着远见和智慧:地多了就不珍惜了,也许就要以卖地赚快钱了。正因为这小小的4.8平方公里,华侨城才能做到它LOGO中所寓意的∞(无穷大)。

不过,当一个华侨城变成10个、20个华侨城的时候,也同时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万科、中海虽然进入更多的城市、做更多的项目,但房子卖完就撤了。华侨城的房子虽然也是快速销售模式,但核心的旅游项目必须长期持有运营。而这,只能在文化这一软实力的支撑下,才能有更大发展。但华侨城主题公园、旅游地产、主题酒店的“文化”,更多是“舶来”欧洲异国风情,恐怕只能讨巧一时,不具备长远价值。在中国文化产业包括动漫产业的弱势环境中,华侨城在动漫形象上的努力也一直成效不彰。在瞬息万变的旅游和娱乐消费需求面前,一直未能造出自己的“米老鼠”、“唐老鸭”的华侨城,如何赢得消费者持久的忠诚?在迪士尼、环球乐园从旅游到影视、传媒、动漫等强大的文化产业链面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做主题文章的华侨城,能否更多凭借文化而不是房地产开发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赛格 · 华强北”传奇

1988

“山寨机”为何会在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创新型城市”深圳诞生?为何会在深南大道一座摩天大楼下“蹦”出来?

“城”与“市”两个字,已经回答了城市的两种起源。

“城”原意为城墙。《说文解字》中有“城,所以盛民也”的解释,《礼记》中有“城郭沟池以为固”的说法,证明了城市的军事起源;“市”原意为做买卖的地方,表明市场交易是城市形成的另一推动力量。对于一条城市标志性的街道来说,“市”自然是其一项不可缺失的重要功能,比如北京长安街的王府井、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

“市”之于深南大道,有两处地方值得书写:一个是东门商业区,一个是深南大道与华强北路交汇处。相比较而言,东门之繁盛在深圳建特区前,而华强北则形成于深圳建特区后。东门商业与大多数城市的步行街一样,是市民消遣购物的好去处。华强北与东门同为深圳的购物天堂,但其以电子市场起家,早已成为全国电子产品交易风向标,更能代表深圳的产业特色。2008年,源于华强北的“山寨机”声名远播,随即,“山寨机”演化为集创造性与颠覆性为一体的“山寨现象”,以摧城拔寨之势,几乎侵袭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也对诸如自主创新、软实力等宏大严肃的命题,狠狠地调侃了一把。

“山寨机”为何会在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创新型城市”深圳诞生?为何会在深南大道一座摩天大楼下“蹦”出来?

这牵扯到深圳最大的产业——电子制造业,事关深圳特区早年的产业发展模式,也与深圳移民城市特有的草根文化有关。而其源头,则要追溯到深南大道上步工业区这个“世界工厂”最初迈步的地方……

赛格电子市场:电子巨头的丰厚遗产

华强北的源头得自深圳第一座高层建筑、曾挡住深南大道拓宽计划的电子大厦。电子大厦1981年1月动工、1982年8月建成后,不但成为深圳的第一个地标,也将深圳最大的产业电子制造业定于一尊。1988年,赛格电子市场在深南大道与华强北路交汇处建成营业,奠定了华强北中国电子交易第一市的江湖地位,也促使上步工业区由电子制造转型为中国最大的电子交易市场。“山寨机”则是华强北极度发达的电子产业链中激活的一个生命力尤其强悍的“变种”。

可以说,深南大道亦是中国电子产业大道,其来由与中国国门洞开时的全球产业发展趋势有关。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中国的中心发展战略,尘封已久的国门一打开,人们猛然发觉,发达国家电子产业发展已领先了好几个年代。并且,这一产业在日本、美国的带动下,向亚洲四小龙进行大转移。从现在的眼光看,电子业堪称经济全球化的急先锋。深圳特区筹备时的1979年,电子业就被作为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

在电子大厦动工前的1979年、1980年间,来自内地和香港的电子产业资源便不断向深南大道和华强北交汇处聚集。现在深南大道旁的华强集团、爱华电子、深圳中航集团都是当年广东省和国家部委在这里设的电子业基地:广东省政府将地处粤北山区的三个省属小电子厂 (8500 厂、 8532 厂、 8571 厂 ) 迁入深圳合并组建为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华强北路与华强南路也以此得名;第四机械工业部 (后更名电子工业部)在深圳设立的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 (现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电子大厦的投资方,第四机械工业部还从广州 750 厂抽调一批人员组建了深圳爱华电子有限公司;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更名航空工业部) 则在深圳设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办事处(现深圳中航集团)。这些早期的电子工厂,都以“三来一补”的方式,生产令国人感到无比新鲜的初级电子产品:袖珍收音机、录音机、电子表等。

1984年1月25日,邓小平专程来到这一中国电子业的勃兴之地,在中航的一家电子厂,他饶有兴味地观看了人和电脑下棋表演,表示“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到1985年,深圳已有一百七十多家电子企业,全年产值为13.75亿元,比1979 年增长 113.5倍,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49.7%。1986 年1月6日,有志于打造电子产业帝国的深圳市将隶属电子工业部、广东省电子局和深圳市的 117 家电子企业联合起来,成立深圳电子集团公司(1988 年1月更名为“深圳赛格集团公司”)。与此同时,即将离任的梁湘,提议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地区电子行业协会深圳电子行业协会。在全球电子产业进一步转移、深圳发展高技术产业政策的激励以及全国各路精英南下创业的带动下,深圳电子信息业领跑全国,到2008年,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达到七千八百多亿元,约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的六分之一。

可是,在这一显赫的战绩面前,这些聚集在深南大道、华强北的电子巨头已成明日黄花,替代它们的是华为、中兴这些新的市场强者。即便仍然“老有所为”,但在电子业上表现平淡,更多依赖地段优势,通过搞房地产再展雄风。深圳中航集团正在将自己早年圈的地盘打造为中航城,全面向房地产、高端消费进军;华强集团对电子制造业的兴趣也日益下降,更兴奋于文化产业、旅游及主题乐园开发;深圳中电则在金融证券投资、商业地产、工业地产上尝到了更多的甜头;赛格集团则在资本市场过度膨胀,业绩不佳,至今难见起色。

深圳中航、华强集团、赛格集团、深圳中电这深南大道上的四大电子天王,曾为深圳乃至全国电子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在深圳传统电子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这四大电子天王败下阵来。或许,这应该归罪于它们雄踞深南大道黄金地段的地理优势。随着深圳从一个生产型城市发展为一个消费型城市,它们所在地段的商业价值陡增,诱使它们不约而同地将房地产租赁、开发作为发展重点,逐渐偏离原有商业模式。与此同时,同属国有企业的四大电子天王,在企业改制上的几番波折以及频繁的高管人事调整,也使它们难以专注应对不断升级的电子产业。因此,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深南大道上的四大电子天王,在电子信息业上被康佳、创维超越,更被华为、中兴甩得老远,在房地产开发的专业化和规模化上,也远远不是万科、中海的对手,成了两头的二流企业。

将深圳中航、华强集团、赛格集团、深圳中电比作四大电子天王,不但是看重其在深圳电子产业的开山之功,也因为它们在深南大道核心地段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93年至今,四大电子天王纷纷将其在深南大道上的物业改头换面、升级换代。第一个尝到甜头的当属电子大厦的投资者深圳中电。1993年8月,深圳中电在电子大厦旁边开发电子科技大厦,成为深圳当时最好的写字楼之一,1999年又开发二期,形成华强北最大的写字楼群。华强集团于2006年1月在华强北开发158米高的华强广场。中航集团早在1994年就计划建设比肩地王大厦的中航广场,到了2005年终于引进李嘉诚,将深南大道上曾经的商业旗舰天虹商场拆除,开发建设一个造型新颖的摩天大楼水晶塔。相比之下,赛格集团在房地产上的雄心更大一些。

1993年1月,北京电子产业界的权威人士王殿甫南下深圳,出任赛格集团董事长。此时,旗下已有168家企业的赛格集团亏损严重,中康玻璃、赛格日立和超大电路三大项目更是负重难行。王殿甫在全面收缩战线的同时,大胆地以资本运营进行资产重组,拥有4家上市公司的“赛格系”一度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1998年,王殿甫集赛格全力,在深南大道和华强北交汇处开发建设超高层建筑赛格广场。在建设过程中,赛格广场以深圳第一高楼地王大厦为目标,多次增加楼层,提升高度。但1999年竣工的这栋代表王殿甫梦想的“擎天柱” ,终因资金及设计问题,楼尖高度相差29米未能超过地王大厦。这场高度竞赛,令处身资本市场漩涡中的“赛格系”负担沉重。赛格大厦推向市场的1999年前后,深圳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写字楼市场并不景气,赛格广场并未成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项目。曾有文章引述赛格人评论王殿甫的话:“你看这个赛格大厦,为什么一定要超过地王大厦?就是他想留下点自己的印记,我们后来都说这是他的滑铁卢。”素来反对修建摩天大楼的王石,也曾经以赛格广场为例,劝谕企业莫被摩天大楼情结拖垮。

除了高度之外,赛格广场在商业和审美上也无法超越它的目标地王大厦。但位于其裙楼的赛格电子市场,却是深南大道沿线乃至深圳所有的高楼大厦中对深圳产业经济贡献最大的。

赛格广场动工建设前,在深南大道和华强北路东北角矗立的是十层楼高的赛格大厦。1988年3月28日,赛格集团在赛格大厦一楼设立了一家专门为上步工业区电子厂家配套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面积只有1400平米,但却是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的电子市场。一开始,交易市场就有一百六十多家深圳和内地厂商、十多家香港厂商进驻,聚集了中国最多的电子元器件,也成了一个电子产业的信息集散地。这个小市场,在深南大道、华强北交汇处这个特殊地段,无意中扮演着中国电子产业链条的平台角色。在中国电子业急速的发展中,赛格电子市场的价值越来越大,不断扩容,直到将赛格大厦挤爆,将电子市场这一商业业态蔓延到半个华强北街区,并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最终,赛格电子市场带来的滚滚财源和成就感,也不幸地鼓舞了赛格集团建设比地王大厦更高的大楼的雄心。

华强北“山寨式”成功

2009年2月27日,《深圳商报》报道:“2008年华强北销售额达370亿元,其中电子类产品销售额逾270亿元,超过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雄居全国著名商业街区榜首。目前华强北日均客流达50万人次。”报道并未引述数据来源,也未提及王府井和南京路的销售额,华强北是否中国第一商街尚难定论,但华强北近些年名声之大,的确与王府井和南京路步行街有得一拼。

凑巧的是,这三大商业街区分别位处深南大道、长安街、南京路这三个中国最有象征意义的街道。想想也有道理,一条伟大的街道必然要涵盖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政治和商业,特别是当这座城市在向市场经济迈步的时候,最有可能产生代表一个时代的商业街。

华强北的原初状态,和深圳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都是由山丘和池塘组成的风景。这或许是深南大道周边转型速度最快、最繁复的区域,谁都不会想到这里会成为深圳第一个工业区,更想象不到又变成了购物天堂。这个培育出在全国横冲直撞的“山寨机”、“山寨文化”的街区,本身也是一个典型的“山寨式”成功版本。

之所以说华强北本身就是“山寨式”成功,是因为它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政府原先的规划和构想,更多依靠市场自身力量恣意生长。在此过程中,华强北经历了三个重要的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1982年上步工业区的建立。一个工业区建立在一座城市最重要的街道旁,注定这个工业区将随着城市的变化而被“革命”。不过,那个时候,大多数人还没有把深圳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来看待。

如果说第一个节点回答了华强北“怎么来”的问题,那么第二个节点—1988年赛格电子市场的创立,则决定了华强北“是什么”的问题。深圳市区内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工业区,这些工业区的转型有很多条路可走,批发市场、物流、办公楼都是选项,但赛格电子市场让华强北走上一条“正路”,没有简单地推倒重来,而是将原有的电子制造资源转化为电子交易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型并非主要由地价升值推动,而是根据产业需要的一个创举。在赛格电子市场带动下,加之1992年后深圳经济再度膨胀,市区地价猛涨,尤以深南大道蔡屋围和上步工业区为甚,租赁经济成为上步工业区变身华强北的最大动力,最终导致这一综合商业街区的产生。这期间,在深南大道与华强北路交汇处往西数百米的上海宾馆旁边,中航集团也应势将一栋巨大的工业厂房改造为天虹商场。这成为当时深圳福田区及深南大道旁惟一的高档百货商场,与赛格电子市场相呼应,使深南大道的商业功能得以凸显。

更大的商业事件、同时也是华强北的第三个节点,发生在1994年7月—万科旗下万佳百货从罗湖西迁至华强北,在中国首次引进全新的美国仓储式百货业态,比沃尔玛进入中国要足足早了两年时间。万佳百货之于华强北,犹如烈火点燃干柴,顷刻间,华强北路旁的工业厂房从一楼到二楼、从二楼到三楼一层层“被迫”搬走,如饥似渴的商家迅速进驻……万佳由此成了深圳人最看重的品牌之一。2001年4月,因租约到期,万佳搬离华强北,华强北商家和深圳市民纷纷表达遗憾,《深圳晚报》甚至还发起挽留万佳的倡议;2008年3月,经过6年等待后,万佳的新东家华润集团终于下狠心将17家广东的万佳百货招牌一起卸下,替之以华润万家这个新品牌—这一回,更多的深圳市民黯然神伤。王石在2001年9月“遗弃”万佳时,恐怕也未曾想到万佳品牌在深圳竟有如此大的“杀伤力”。

不过,由万佳百货激活的华强北商业扩张,其势头之猛,即使这位“开街功臣”撤离,也几乎没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万佳百货进驻华强北不久,一系列令人难忘的经典商战陆续上演:顺电从一个电器小卖部发展成知名的电器连锁品牌;女人世界卖场越做越火,男人世界、儿童世界也在旁边跟风开业……华强北路周边的振华路、振兴路、华发路旁,老旧的厂房和住宅也都纷纷改头换面,综合百货、特色餐饮、服装市场、电子城、电器城、金融服务、娱乐等几乎所有的商业业态都云集于此。华强北不再是单指华强北路,而是包括南起深南大道、北至红荔路、东抵上步路、西接华富路,面积1.45平方公里的超级商圈,总的商业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

不过,由于华强北的“胚子”是完全按照工业区规划的,其交通道路、建筑形态和风格、空间构成、土地利用等在向商业街区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仅从外表来看,华强北似乎并不像深圳,陈旧低矮的建筑、拥挤逼仄的街道,逐渐增多的新建筑与不断翻新的旧建筑混杂在一起—与深圳其他地方的现代和气派相比,华强北的确有些不伦不类。

一直以来,杂乱不堪的华强北是难以被推举为深圳名片的,与光鲜亮丽的地王大厦区域、罗湖商业区、中心区、华侨城相比,华强北最初完全是脱离政府规划的草根状态。可是,看惯了如茵绿草和高楼大厦的深圳白领们,似乎一点都不嫌弃这个不大像深圳的地方。脏一些、乱一些、旧一些、挤一些、吵一些,这些都没关系,商业力量驱使更多的智慧和资金投入华强北,环境的优美和堂皇并不等同于购物的乐趣。

仅仅从电子产业转型为电子交易市场,不足以解释华强北的奇迹。虽然电子市场一直是华强北商业的核心,但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商业街区,华强北还得具备特殊的秉赋。深圳城市向西发展的地理大跃进当是华强北奇迹的主因。华强北与深南大道一带相当于这一“跳跃”的“跳板”,自罗湖起跳,从华强北跳向中心区甚至深南大道更西端。城市的“跳跃”虽然剧烈,却有一个缓慢的过程,深圳城市规划的速度再快,也得遵循城市发展的自然逻辑。在这一“跳跃”的过程中,原本是工业区的华强北,不但有地利之便,更是一片价值洼地,相当于用第二产业的租金来赚第三产业的钱。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城市黄金地段相对低廉的租金,可以让仓储式购物、电子市场、特色餐饮这些新的商业业态有机会发展起来,相当于一种“孵化”。

此外,深圳的移民特性对华强北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在华强北之前,深圳最大的商业中心在罗湖人民南路和东门一带,香港文化和广东文化是这里的主流,不习惯“白话”的北方人是不大适应的。他们口味各异,需要自己家乡风味的餐厅;他们更年轻,需要更潮流的购物方式;他们向往时尚和未来,喜欢更先进新颖的电子科技产品;从城中村农民房走出来的他们,对建筑和街道环境的好坏是不大在乎的……就这样,华强北这个战略性规划的意外事件发生了。

这是一个城市规划的意外,一个商业的意外,也是一个文化的意外。

直到从赛格电子市场发起的华强北由工业向商业转型10年后的1998年,有关政府部门才认识到华强北对于深圳商业和城市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明确华强北商业区的定位,并投资4500万元对其进行首次改造。各路商家积极主动配合,仅在沿街外立面的改造就花了1.2亿元。但是,以修补和美化为主要方式的首次改造,并不能将华强北打造为符合深圳城市档次的第一商业街。

华强北功成名就后,它原来的旧模样已经让一些热衷于城市形象的人看不下去了,虽然陈旧的华强北潜藏着它成功的基因。在这个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给华强北来一次整形手术,而不光是一次美容补妆。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在中国,不少由市场自然形成的商业街,往往在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造升级运动中生机不再,只留下美丽的躯壳。或许意识到这种挑战,华强北的第二期改造经历了漫长的论证过程,市民、商家也纷纷上阵与政府官员和专家讨论。直到2009年1月,深圳市才向全球知名规划设计公司发布国际设计招标,希望建立一个完全立体的空间街道。

不远的将来,华强北将经受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

“中国电子第一街”

2007年10月12日,在深南大道与华强北路交汇处,赛格广场外墙上的电子显示屏开始播报“华强北指数”信息。这一天,全国首个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华强北指数”正式在深圳对外发布。这个指数系统由华强北各大电子市场电子元器件、手机、数码、IT等56类产品组成,指数的发起方深圳市福田区希望华强北指数能够反映中国电子市场交易价格变化趋势,从而促进电子产品生产、流通、消费间的有效衔接。当然,这个创意也是为了确立华强北在中国电子交易的龙头老大地位。

华强北指数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它的出现至少表明,华强北电子交易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

从1992年起,赛格电子市场开业4年后,其示范效应开始显现,沿着深南大道和华强北路,电子市场这一新型的商业业态开始攻城拔寨,遍地开花。1992年9月,爱华电脑城在深南中路爱华大厦一楼开业,专营电脑配套产品。1994—1995年,深圳通讯器材配套市场和深圳电子城相继开业。随后,赛格宝华大厦也在近旁建成,裙楼也发展为电子市场。1996年,利用赛格电子市场老楼拆迁、搬往赛格大厦裙楼的档口,街对面的华强集团也将办公楼腾出来建立了华强电子市场。旁边的佳和大厦裙楼,本来是想借助附近的天虹商场发展百货业,结果几经折腾后最终也不得不改成了电子商城。而万佳百货2001年撤离华强北,也有新租户远望数码商城抬价逼宫的因素。明通数码城、宏大电子、都会电子城、新亚洲电子等十多家规模不小的电子商城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

在华强北涌现大量综合百货、餐饮等非电子商业的时候,电子市场这一华强北商业街的创业元老,不但没有被替代,反而愈发强悍。给它们以巨大支撑的,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电子数码产品及其电子元器件。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BB机、天地通(手机最初版本)、大哥大到VCD、DVD、数码相机、摄像机、MP3、手机,每一轮产品更新,都给华强北电子市场以巨大推动力。2008年,华强北电子类产品销售额逾270亿元。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着或许是中国最残酷也是最波诡云谲的商战。每个电子市场里都有数不清的“一米柜台”,其中最贵的是赛格电子市场一楼商铺,已经卖到每平米30万元以上—这个价格在纽约、东京亦极为罕见。而这些价值抵万金的玻璃柜台背后,都有一段创业故事和商战传奇。

在人们印象中最会做传统生意的广东潮州人和浙江温州人,却是这个科技含量最高的生意的两大生力军。从1988年赛格电子市场创业到现在,他们的队伍越做越大。跟他们做别的生意一样,“吃得苦、敢闯外、拉帮带、不怕败”的精神也在华强北电子市场发扬光大。江苏南通人吴海军,1992年从东南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在赛格电子市场买了5台组装电脑回老家办电脑培训班,尝到甜头后,他重返深圳,在赛格电子市场租了一个柜台,从此杀入IT领域。1995年,吴海军创办新天下集团,2001年8月成立神舟电脑公司,与华为设在深圳关外的坂田基地为邻,显示了他的勃勃雄心。“神舟”这个常常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的平价电脑品牌,不断挑战联想、戴尔这些电脑巨人的江湖地位。在华强北电子市场练摊,将变幻莫测的电子IT市场熟稔于胸后,迅速积累资金,进入研发和制造领域,从组装厂到创立品牌,这是很多“华强北人”的创业故事和成功路径。

华强北在深圳城市发展、电子IT业的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给华强北带来更大名声的,却是一些“负面”新闻。

2001年12月上旬,中央电视台暗访武汉通讯市场走私手机明买明卖的猖獗现象,一路跟踪,发现中国内地手机的走私源头就在深圳的华强北。华强北的名气在这之前更多是在深圳和电子业界范围内,这一揭黑报道之后,华强北的名气更大了。走私货、假冒产品、针孔摄像机这些非法产品并非华强北的主流,“水至清则无鱼”,在这个电子产品的大海中,隐藏着些臭鱼烂虾也属正常。可是,当仿造功能强大、外表美观、价格低廉的“山寨机”出现的时候,人们原有的价值判断标准遭遇严重挑战。自2008年6月起,中央电视台连续聚焦华强北,“山寨机”的秘密被公诸于众,华强北令人惊叹的电子产品交易也名动全国。

不按常理出牌,模仿名牌、低价倾销,甚至开创中国电子市场先河,并非华强北电子市场成功的理由。它的成功,在于电子IT产业平台的价值。在大众消费电子市场方面,华强北电子市场的规模不比北京中关村大,但在电子配件方面的交易量却远远超过中关村,因此可以将电子IT上下游产业进行系统的整合。它对世界最重要电子制造业基地之一的珠三角进行了有效的资源整合,珠三角的厂家为华强北提供生产配套,华强北又为他们提供研发、品牌、交易和信息的一体化平台。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上,“山寨机”半路杀出,正是拜这一巨大平台所赐。“世界工厂”自诞生之日,便是作为全球化产业链的最下游和最底端,为上游的品牌、研发、标准制造廉价的物质产品。“山寨机”无视规则,对国际大品牌的模仿和嘲弄,是对“世界工厂”低下地位的一次不满和逾越。或许也因为此,国人大都对涉嫌侵权的“山寨”不怒反喜、乐见其成。

华强北在全球产业链中大放异彩,为深圳赢得巨大的利益和荣光。深圳高新区在与北京中关村竞争“中国硅谷”称号方面,或许有点底气不足,但若华强北与中关村角逐中国电子第一街,却稳操胜券。深圳市政府已有意将华强北打造为一个全球性的电子交易平台,深圳舆论也对此信心十足。

毫无疑问的是,华强北具备极大的包容性和创造力,它的发展甚至超乎人们对事物的常规判断,“山寨机”的故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或许,我们对华强北电子市场“山寨化”的突飞猛进,恐怕只能在事后论证分析,而难以准确预见它的未来。

追梦金融中心

1991

深圳要想保住自己的中国金融中心三甲地位,除了依靠香港外,只能在硬件、软件等等每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寻求突破。

199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7月3日正式开业。这是一个迟到的批示,但对深圳成为中国金融中心具有标志性意义。

1990年12月1日,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示时,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已经抢先试营业了,这比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的1990年12月19日早了18天。

从国贸大厦的几间仓库,到深圳国投大厦一层楼,再到隔深南大道与地王大厦相对的深业中心,以及将在深南大道原高交会展馆建设的深交所大厦,深交所一直是深圳的一面旗帜,是深圳能够以中国金融中心城市自居的底气所在。

但是,过去的30年,深圳金融业却经历了太多的大喜大悲,给这座年轻的城市难以承受之重。从1980年到1990年,深圳以金融改革披荆斩棘、破冰开路;从1990年到2000年,深圳为股票的沉浮冷热而大喜大悲;从2000年到2009年,深圳因深交所的束缚而徘徊、踟蹰;从2009年开始,创业板的设立以及深港金融合作的实现,再度唤起深圳的梦想。

如果说,深圳金融围绕着深交所兴衰的几番波折,更多是受制于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影响,那么在这30年中,深圳所具有的独特的市场力量,为这座城市集聚了中国最多的基金公司、最大的私募规模(达到5000亿元,占全国的一半)。金融业已成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2008年,深圳金融业占GDP比重达到12%以上;深圳金融总资产高达2.8万亿元,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三位。深圳还孕育了平安和招商银行两家中国金融业的枭雄……

而这股力量的源头,正来自深南大道的起步之处。

蔡屋围是深圳最古老的村落之一,原名赤勘村,已有600多年历史。1979年,深圳建市并酝酿成立经济特区、计划修建一条城市大道的时候,蔡屋围成了一个起点。在深南大道动工修建之前,深圳只有人民路和解放路两条沥青路,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倾斜的解放路与深南大道在蔡屋围形成一个夹角,这里自然成为寸土寸金之地,聚集了地王大厦、深圳大剧院、深圳书城等标志性建筑。但蔡屋围的价值不仅在于此,深圳金融机构的聚集,使之扮演着深圳“金融城”或“华尔街”的角色。

实际上,定位蔡屋围金融价值的,并非地王大厦,而是一栋大多数深圳人都叫不上名字的大厦,虽然地王大厦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是深圳最醒目的标志。这一建筑是三栋呈“品”字状的大厦,位于深南大道和红岭中路交汇处,正对邓小平画像,地位极其显赫。或许“晶”字的结构酷似这栋建筑的布局,自从晶都酒店1988年开业后,人们便习惯称它为晶都酒店了,而忘记了它的本名—深圳金融中心大厦。

深圳金融中心大厦恐怕是全国最早以“金融中心”命名的建筑,是由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的深圳分行以及深圳财政局、税务局等联合投资建设,1984年7月动工,1986年8月竣工,建筑面积12.89万平方米,3栋大厦均为105米高、32层。在深圳金融中心大厦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大厦、深圳发展银行大厦、深交所所在的深业中心纷纷落户蔡屋围,构成深圳最核心的金融中心区。算起来,深圳金融中心大厦所带动的深圳蔡屋围金融中心区,比建于1993年的北京金融街早9年,比成立于1990年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早6年。

2007年,已经多年没有兴奋点的蔡屋围再度引起关注。11月19日,一个集办公、六星级商务酒店、公寓、大型购物中心于一体的超级旧城改造项目将要在蔡屋围启动,由蔡屋围实业股份公司与京基集团联合开发。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大厦将新建一栋23层的办公大楼,京基金融文化中心大厦高达439米,超过了近旁的地王大厦。2009年7月,京基集团投资5亿元,将该项目隔深南大道相望的晶都酒店收入囊中,显示了它对蔡屋围的信心和野心。

可是,就在京基大张旗鼓重造蔡屋围的时候,深圳的金融中心已经走出蔡屋围,奔深南大道西向而去。

2007年3月,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宣布,由库哈斯设计的“漂浮平台”设计方案在深交所新大厦国际竞标中胜出。同时,位于中心区的高交会展馆被迁往龙岗,这块深南大道最好地段将留给库哈斯尽情发挥。这也意味着,蔡屋围金融区的灵魂深交所将沿着深南大道“漂移”到中心区,随同“漂移”的还有深业中心门口的大铜牛雕塑。按照规划,在深交所大厦旁,将崛起太平保险大厦、南方博时基金联合大厦、建设银行大厦和招商银行大厦。媒体在报道时,已经迫不及待地将这个“超级工地”描述为深圳华尔街,而这一称号以往只属于蔡屋围。实际上,2009年7月,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已经亟不可待地在中心区租下2.5万平方米办公楼。

2009年8月,高达588米的深圳第一高楼中国平安金融大厦在中心区奠基,将当仁不让地成为深圳的新地标。同时,曾在北京、深圳两地多次往返的中信证券,也斥资10亿元在中心区买楼,将其总部搬到深圳。用不了多久,几乎所有以深圳为总部的金融、保险、基金公司都将扎根中心区。

深圳金融中心沿着深南大道西移的步伐仍在继续。金融总部扎堆中心区之际,位于深南大道西端的深圳科技园抛出“深圳市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意欲将高科技与金融嫁接,吸引深港两地金融服务机构和金融软件外包企业。

相对于北京金融街拥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四大国有银行总部,上海陆家嘴被国家定位为国家级、国际化金融开发区,以蔡屋围为代表的深圳金融中心似乎越来越难以与之匹敌。深圳要想保住自己的中国金融中心三甲地位,除了依靠香港外,只能在硬件、软件等等每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寻求突破。在此情况下,深圳金融由蔡屋围一个“圆心”变为深南大道一条“金融大道”也就在所难免。即便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京基集团在蔡屋围建起一座比地王大厦还高的金融中心大厦,对于在1984年就曾建设中国第一个金融中心大厦的蔡屋围而言,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中国金融“双马局”

在中国国有企业把控的金融领域,“双马”是最强势的挑战者:平安是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集团,拥有保险、银行、信托、证券、资产管理、企业年金等多种金融牌照,亦是中国最大的非国有企业;招商银行实力仅次于工、中、建、农、交五大国有银行,在银行服务和创新上屡屡扮演领跑者角色,被舆论称作中国最好的银行。

高处不胜寒

1995

在深圳,一栋昭示中国经济特区显赫身份的摩天大厦,在这座城市和国度最亢奋的时刻应运而生,却也经历着特区命运的一次生死拷问。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这是《创世纪》第11章中的内容,描述的是人类决心联合建造一座通向天国的高塔,为上帝嫉恨,因此造出各种语言,让人类间出现沟通障碍,通天塔计划失败,人类四分五裂、各奔东西。

以悲剧收场的通天塔故事,意在警示人类间团结的重要性。通天塔虽然失败了,但人类对建筑高度的膜拜并未消失。

迈入现代社会,工业文明以及城市化的急速推进,特别是钢材的应用和电梯的发明,使人类建造通天塔的愿望复活了。1871年,一次意外火灾将美国芝加哥毁于一旦,这让人们有机会在一座空白的城市一试身手,建造更高大、更坚固的建筑一时成为潮流。1884年至1885年间,高达10层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大楼建成,人类第一次有了高层建筑。而此前人类的全部历史中,最高的楼宇(不包括塔)也不过6层。

摩天大楼出现后,立即成为一个国家和城市证明自身实力和霸气的最好方式,其效果好比一场战争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一个主要标志,便是建成了高448.7米的帝国大厦;1970年代,美国称霸全球,世贸中心双子塔起到了比原子弹更好的标识作用。1990年代后,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同样的激情投身摩天大楼的建造中。象征竹子节节高的香港中银大厦、两棵玉米形状的吉隆坡双子塔、有佛塔寓意的台北101大厦、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迪拜塔)……鳞次栉比,犹如亚洲经济增长图表中节节高升的“柱状图”。

然而,就像通天塔的垮掉一样,任何一栋世界级摩天大楼的梦想,都印证了中国“高处不胜寒”的哲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996年,吉隆坡双子塔建成一年多后,亚洲金融危机呼啸上岸;2001年,美国梦的象征世贸中心双子塔,被拉登的恐怖组织以癫狂的方式摧毁;2009年,迪拜的哈利法塔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勉强竣工……

在深圳,一栋昭示中国经济特区显赫身份的摩天大厦,在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最亢奋的时刻应运而生,却也经历着特区命运的一次生死拷问。

地王出世

深南大道的起点,是古老而又籍籍无名的小村落蔡屋围。深圳特区成立后,罗湖人民路和解放路一带率先崛起,近旁的蔡屋围则成为深圳城市西进的第一个节点。深南大道、解放路和宝安路这三条主干道在蔡屋围形成一个三角地。

这个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的地块,并非寻常之地—一座1955年建成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在此树立。1995年6月9日,一个新的高度在这块三角地诞生—383.95米。这个高度不仅挑起了深圳的天空,也挑起了亚洲的天空。这栋直插云霄的大楼,被尊称为地王大厦。大厦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钢结构总量2.45万吨,在当时号称世界第三高楼,仅次于美国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而位于原址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则在1983年就被搬到北环大道与彩田路交汇处东北角的婆岭,被终日喧闹的汽车噪音所笼罩。

地王大厦本名深圳信兴广场。香港最大的电器经销商信兴集团购买了地王大厦多个楼层,获得了冠名权。但人们更习惯于“地王”这个霸气的名字,信兴广场反而无人提及。“地王”之名缘起香港。香港地域狭小,而政府对土地财政极度依赖,使得土地价格高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被赋以“王者”之名。自深圳在中国首创土地招拍挂制度以来,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价值同样被步步拔高。1992年,邓小平南巡效应所产生的狂热直接传导到土地价值上。1992年9月,地处“国门区”罗湖口岸和深圳火车站旁的罗湖商业城地块招标出让,楼面地价高达每平方米8361元。运情势下果公布,第一名深圳物业集团报价1.47亿美元,第二名香港熊谷组和深业集团联合体报价1.42亿美元。最终,因香港熊谷组和深业集团联合体的综合得分更高,将“地王”收入囊中,中标楼面地价为每平方米5320元(人民币)。因为这一项目容积率大,所以地价总价虽高但单位地价并不太高,“地王”其实更多是指这栋大楼的高度和气势。

地王大厦封顶的那一天,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和投资商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的老板于元平(又名于镜波),在大厦顶部的钢结构上拧上了从日本东京运来的6颗金螺丝。日本人的金螺丝被供奉于这座城市之巅,源自其投资商熊谷组的日本背景。创立于1973年的香港熊谷组是日本熊谷组和于元平合作的产物,于元平持有16.34%的股份。1993年,日本熊谷组因为海外业务亏损被迫将香港熊谷组转让给于元平。香港熊谷组在香港以第一轮宏观调控面前倒下,这个因市场经济而生的城市在磨砺中渐趋成熟,地王大厦以新的“深圳速度”在深南大道上空高高挺立。

对于深南大道和深圳来说,地王大厦一直是最大的标识物,这好比天安门之于长安街,凯旋门、艾菲尔铁塔之于香榭丽舍大道。

但就对改革开放的意义而言,地王大厦是无法与神州第一楼国贸大厦相提并论的。国贸大厦是全国各省驻深机构联合建造,有全国建特区、特区为全国的寓意;国贸大厦采取工程招标制,创出“深圳速度”,造就了一项重大的改革事件。相比之下,地王大厦只是一个建筑作品而已。但是,地王大厦位于深南大道的起点位置,犹如一位演员站在舞台的中央,在深圳自一个经济特区向一座大城市迈进之时,一举取代了国贸大厦城市地标的角色。

美国的城市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凯文¦林奇(Kevin Lynch)教授曾用一种“认知图”的方法帮助人们看清楚一座城市:请一些非专业人员根据自己的印象和记忆,在白纸上描画出对一座城市的印象,从而得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和符号。假如用这个方法来描画深圳,只用一条线和一座高楼便可完成对这座城市最简单、凝练的印记。这条线从东到西横贯整座城市,在这条线的右侧画上一个有两个塔尖的高楼,任何一个来过深圳的人都会一眼认出—正如普鲁斯特在《斯旺的家》中对一座教堂尖顶的动人描述:“人们必须返回到尖塔,它总是统治者所有的东西,一个尖顶就出人意料地概括了所有的房屋。

深圳特区30年,地王大厦是少数堪称伟大的建筑作品,它不但在高度上创造了纪录,在建筑设计上也鹤立鸡群。在城市意象上,地王大厦是关于深圳所有想象的起点和终点。它有王者之尊,但其建筑形象却高挑、清丽。在美籍华人建筑师张国言的笔下,地王大厦创造了世界超高层建筑最“扁”最“瘦”的纪录,宽高比达到1:9,深得中国传统书画中的“瘦”的精神,弧形的两侧则给人圆润之感。而高高挑起的两个塔尖,直插云霄,有西方教堂的神髓,庄重、神圣,遗世独立。

从土地招标、奠基施工到封顶、竣工、开业,地王大厦是在深圳全体市民的注目中完成的,仿佛一个神圣的仪式。当时还没红遍中国的易中天对地王大厦的现场管理印象深刻:“在建造地王大厦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听到过喧嚣和噪音,没有看见过肮脏和杂乱。它四周的马路在凌晨时分总是被冲洗得洁净如初。人们说,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这种文明。”

地王大厦是少有的与深南大道门当户对的建筑。它的高度、造型,它与深南大道的D/H比值,它的名字,都与深南大道相得益彰。但在地王大厦隔深南大道相望的一组建筑,却不堪入目。它们高度一致、队列整齐,但造型各异,丝毫没有考虑到相互间的搭配与和谐。放眼整条深南大道,这样的建筑群落比比皆是,能够称为杰作的少之又少。这些高楼大厦云集的震撼场面,只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力量,而不是美。

美国评论家鲁道夫斯基在《人与街道》中说:“街道必定伴随着那里的建筑而存在。街道是母体,是城市的房间,是丰沃的土壤,也是培育的温床。街道正是由于沿着它有建筑物才成其为街道。”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南大道是一条阔气却平庸的街道—它作为一条街道太过霸气,而它旁边的建筑则大都是平庸的堆砌。与长安街建筑的“矮”、“阔”、“厚重”相比,深南大道的建筑“高”、“窄”、“明亮”。它给人的壮丽印象,更多来自其宽阔的路面和绿化带的效果;它的意义,更多在于它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时间轴线。推而广之,整个深圳又何尝不是如此,城市整体大空间规划合理,有层次感,但许多地块的应用却不尽人意,建筑和建筑间的空间关系严重缺失,这一问题虽然在中心区的规划中得到改善,但也只是达成了一种门面效果。

意大利建筑学家阿尔多¦罗西认为,一个城市的建筑,可以分为“母体”和“标志”两大类。前者是指约占80%的普通建筑,后者指标志性的建筑。城市的面貌和特性,由二者共同决定。但在深圳,真正的母体建筑是什么呢?这座城市由有若干个小渔村发展而来,这些贫瘠的、缺乏文化底蕴的村庄,没有培育出古镇婺源、周庄那样的写意建筑。特区成立后,仿佛一次建筑赛跑,由地产商主导的高楼大厦、由城中村原住民主导的农民房,成为深圳最主要的建筑形态。但这二者恐怕都不是深圳的“母体建筑”。

一座城市的面貌,是由其土地性质决定。深圳土地在全国率先有偿使用,这使土地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深圳又在全国率先实行建筑工程招投标制,这使深圳在短促的时间内建造起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深圳有大量的集体性质土地,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水稻,也可以种房子。这种相对自由的土地使用,让深圳大片大片地长出 “农民房”。可以说,深圳是一座没有“母体建筑”的城市,人们崇拜的是建筑的高度,没有深度可谈。赛格广场曾欲比高地王大厦,未能成功;在地王大厦落成15年后,它旁边的京基金融中心以439米的高度超过了它;2009年底,高达588米的超级摩天大楼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心区开工建设,这个高度并不包含“塔尖”,完全有可能挑战同期施工的中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库哈斯设计的深圳证劵交易所大楼,也以漂浮平台的震撼效果成为深南大道新的兴奋点。

但这些后来者,都无法取得当年地王大厦提升深圳信心的作用。因为,地王横空出世之际,正是深圳特区面临一场30年间最大的“身份危机”的时刻,这使地王大厦瘦长的身躯肩负起重拾城市信心的重担。

别了!特区

一座城市谋划自己的地标建筑时,一般都处于一种非常时期:是这座城市最繁荣的时刻,也是潜伏重大危机的时候。

与地王大厦几乎同时开工、竣工的吉隆坡玉米形的双子塔,是马来西亚和东盟经济奇迹的象征,马来西亚希望以此在美国、中国等大国面前展现国家自尊。但追求出口和发展速度的亚洲模式很快遭受1998年金融风暴的突袭。世界第一高楼哈利发塔建设的时候,是中东石油王国的鼎盛时刻,当其建成时,却成了全球金融危机考验的对象。很多案例表明,巨资打造“通天塔”是一个国家或城市信心泡沫高涨的表现,而以此为代表的大规模投资,往往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地王大厦的孕育和生长过程中,经历了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狂飙运动、1993后的宏观调控以及1994年之后朱镕基主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重大的经济变局。它的诞生,既是这座城市虚荣心的极大满足,也间接印证着“高处不胜寒”的中国哲理。

1995年8月7日,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参加地王大厦封顶仪式两个月后,发表了一段举国惊诧的言论。这一天,曾以《东方风来满眼春》名噪海内外的《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一文。为准备这篇文章,厉有为和这座城市等待和推敲了足足有一年多时间。

1994年2月,从事国情研究的学者胡鞍钢写了一篇题为《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的文章,首次提出“特区不特”说,对特区享有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提出质疑。1994年6月中旬,胡鞍钢到中央党校给省长班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进一步鞭挞深圳特区的特权:“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权。”胡鞍钢以朱镕基主导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新政为尚方宝剑,并有意刺激其他地区对深圳特区的醋意和不满。在上海,胡鞍钢对上海人说:上海的GDP之所以从1978年的全国第一下降到1992年的第九,是因为以往税制对上海抽血过多,取之过量,导致其发展乏力。其言外之意是,深圳特区的发达是以上海等地的衰落为代价的。

“特区不特”说可谓国内学界对特区态度的一次重大转向,并获得政治上的一片同情和响应。在此之前,对深圳的诘问多囿于“姓社姓资”问题,到1992年,这种攻汗已烟消云散。“姓社姓资”论固然令深圳孤军奋战、如临深渊,但却有守护真理的悲壮与决绝。这一回论战,是以缩小地区贫富差异为出发点的道德拷问,令昔日改革功臣深圳处于四面楚歌、有口难言的尴尬境地。

此时,深圳特区改革的风云人物梁湘、袁庚、李灏已经退场,深圳在经济体制上的重大改革也基本完成,正向市场经济迈进的中国,似乎不再需要这位排头兵、马前卒冲锋陷阵。那么,谁能为被架上审判台的深圳辩护?

过去,深圳奉行邓小平“不争论”的哲学—1992年邓小平南巡深圳时曾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沉默是因为不必说、不愿说、不屑说,但这一回,再不说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992年11月担任深圳市长、1993年4月接任市委书记一职的东北人厉有为,在这个憋闷的时刻,打破了中国官场上的沉默法则。“特区不特”说发表一年多后,厉有为向“胡说”展开正面交锋:“现在有人否定特区,主张取消特区,说什么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是和中央争利分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用寻租的手段发展的。政治寻租是向中央要特殊政策;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不仅仅是把脏水泼在特区建设者身上,而且还把中上;各省市在深圳投资企业,现在已经在收获;在深圳就业的外地人口有210万,他们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人均最少达到3000元,每年最少寄出了60亿元到全国各地。

面对一位市委书记的口诛笔伐,胡鞍钢以更兴奋的笔触展开对攻,他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说:“特区的特字,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或垄断权,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的消极作用。欠发达地区为什么不服气?他们并不介意穷和富,而在意他们不能参与公平竞争。高收入的特区再享有中央优惠政策,继续占便宜,实在毫无道理。某些人缺乏历史常识,似乎一谈改革,就要搞优惠政策,一谈开放,就要搞减免税,似乎谁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谁就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这是吓唬人的伎俩。你能吓唬谁?”

深圳媒体则纷纷围剿“胡说”。厉有为更是以《棍子向谁打来》为题,亲自撰文反击。厉有为的底气或许来自中央领导的安抚。正当胡鞍钢大批深圳之际,1994年6月到11月不足半年间,中央政治局三位常委江泽民、乔石、胡锦涛先后南下深圳,承诺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1995年秋天,胡厉之争在中央高层的干预下叫停。

1998年3月,国务院特区办撤销,并入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意味着经济特区的名存实亡。虽然深圳仍以特区立身,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体系中,已经没有特区之位了。

胡鞍钢的“特区不特”说,让深圳处身一种特权恩宠的道德困境中,也使深圳忧患意识得以觉醒,更多的企业把发展目标投向国内和国外市场。但真正对深圳地位形成冲击、让深圳从报春梅花变成寻常花草的,并非处于道德优势地位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是获得更大恩宠的上海的崛起。1999年3月,比地王大厦高30多米、建筑造型寓意中国古佛塔的金茂大厦落成,上海黄浦江两岸的摩天大楼和外滩的恢宏画卷,成为比深圳更有说服力和传播力的中国现代化图腾。

“高交会”与QQ

1999

“高交会”对深圳的贡献还在于,它相当于以国家名义为深圳中国第一高科技城市做了个背书,这是用其他方式所无法得到的。

1999年7月,一座崭新别致的展馆突然出现在深圳中心区的深南大道旁。此时,深圳中心区的几大重点行政、文化工程都已开工建设,一些较大的房地产项目也拔地而起,但这个临时搭建的新展馆却更受关注,成了数年间中心区当之无愧的第一标志。

用“突然”两个字来形容这栋建筑的产生,应该比较恰当。对于这栋全新展馆的降临,大多数深圳市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只用了180天,这座5.4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展馆就建成了—将用来容纳深圳一个空前的创意和梦想。这个惊世之举,来自一次考察之旅中的灵光乍现。

1998年4月20日到29日,履新深圳市委书记3个月的张高丽,带领深圳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考察团,赴厦门、上海、大连学习。在中国,地方政府间的考察交流本是家常便饭,未必会达成具体成果。这一次,改革开放的发祥地深圳特区首次向内地城市取经改革策略,意义更重于行动。但谁都没想到,在这次旅途的最后一站,整个考察活动行将结束之际,一个攸关深圳未来至少是高新技术产业未来的“点子”出现了。

蜚声中外的大连国际服装节,引起张高丽的注意。这个服装节比深圳办了10年的荔枝节洋气多了,对大连城市品牌的提升大有助益,惹人羡慕。在大连棒槌岛宾馆举行的总结会议上,张高丽提出,学习大连国际服装节,将深圳荔枝节改为科技节,让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的一张王牌。此言一出,在座者无不拍手叫绝。回到深圳后,这一动议马上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科技节定名为“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决定第二年就正式举办,并邀请科技部、外经贸部、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科学院作为主办单位。这个创意得到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激赏,提出要把交易会办成像“广交会”一样的规模和影响。此后,这一中国最权威的高科技盛会便借势“广交会”品牌,简称为“高交会”。

可是,大家很快发现,各种高档写字楼、酒店云集的深圳,却没有一处可以装得下这个梦想的展馆。于是,中心区深南大道北侧的一块风水宝地被选中,用最短的时间建成了一座临时性展馆。这里的“临时”,是指展馆采用组装模式建设,在正式的会展中心建成后,可以拆卸易地重装。这展馆的造型、档次一点都不“临时”,在中心区各大建筑尚未建成时,这个临时展馆反而成为深圳中心区的一个地标。2005年10月,规模宏大的深圳会展中心建成启用,高交会展馆被拆迁至关外的龙岗新区,令无数市民怅然若失。

人们对这栋临时展馆的感情,也就是深圳人对“高交会”的感情。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这座展馆在中心区深南大道之侧,可以说是30公里深南大道最好的地段—在深圳这座城市,不管是什么,只要它是在深南大道上,就天生与众不同。

“高交会”影响之大,还可以从它的一个衍生品的暴发得到证明。深圳市将创办“高交会”的消息传出后,某日,一位展览界人士和一位房地产博士在酒桌上突发奇想,欲借势“高交会”,办一个住宅产业的交易会,便照猫画虎,起名“住交会”。10年来,“住交会”在一家私营企业的运作下,居然也走南闯北,一度成了中国房地产江湖的山寨。

从1999年到2009年,“高交会”激荡神州10年,当年美梦成真,与广州“广交会”、厦门“投洽会”并列为中国三大国家级展会。主办单位从最初的三部一院扩展为“七部两院”(商务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被官方界定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高新技术成果交易的重要平台,中国科技第一展”。

在深圳办“高交会”的同时,学习大连服装节的城市多如牛毛,几乎所有的城市把自己抖落个了遍,办出无数奇花异果“节”和历史名人“节”。可以说,这其中成功故事最多、最炫的,非“高交会”莫属。

腾讯QQ的“高交会”故事,将注定成为中国企业史被反复传颂的经典。第一届“高交会”开幕前一年,深圳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马化腾离开润迅通讯,开发出中文版ICQ软件,放在互联网上供人免费使用。这可不得了,不到一年时间发展到500万用户,尚无赢利模式的QQ几乎压垮了马化腾。恰在此时,在首届“高交会”上,美国数据集团(IDG)和香港盈科数码向腾讯投资220万美元,腾讯由此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近十亿人成为QQ的用户,活跃用户达到四亿多。QQ王国的总人口,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2008年,在“高交会”融资10年后,腾讯销售收入达到71.5亿元,市值两千多亿港元。

与青年才俊马化腾一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高徒释延豹、释延虎的从商之门,也是在“高交会”打开的。2001年9月,这两位当过武警武术教练、演过电影的武僧南下深圳创业,在深南大道旁的天安数码城成立了天基权科技公司,并研制出用手握着就能检测出早期病变的量子共振健康信息检测仪。但是,少林武僧打出的量子医学概念能否得到市场认同?这让很多人满腹狐疑。但是,天基权在几个月后的第三届“高交会”上只订了一个小小的展位,就一举签下200万元的销售合同。此后,每年“高交会”天基权都参展,业务蒸蒸日上,迄今,公司资产已达到3亿元。“高交会”把少林武僧变成了高科技企业家。

10万个项目亮相,累计成交1.6万项,实际成交六千多项,成交金额1200亿美元,400万人参观—10年来,“高交会”不但提升了深圳乃至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水平,也大大拉近高科技与大众的距离,让深圳真正成为一座高科技之城。“高交会”对深圳的贡献还在于,它相当于以国家名义为深圳中国第一高科技城市做了个背书,这是用其他方式所无法得到的。

与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相比,“高交会”年仅10岁,缺乏足够的品牌沉淀。“高交会”原本定位清晰,但却为追求规模效应贪大求全,参展商的高科技含量难以得到保证,这成为其发展的一大障碍。在专业领域,“高交会”与世界知名的德国汉诺威CeBIT资讯科技展、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尚有不小的距离。在国内,“高交会”遭遇北京“科博会”的挑战。“高交会”主办单位中的科技部、商务部、工业与信息化部、教育部也同时成了“科博会”主办单位。南有“高交会”、北有“科博会”的态势一旦形成,“高交会”的第一效应将风光不再。“高交会”令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如虎添翼,而它自己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岗厦 · 野蛮生长城中村

2006/2007

城中村,或许并没有文化人想象的那样脆弱,它将继续顽强地站立在这片拥挤的土地上。无论它是寻芳地、廉租房还是大学生宿舍,它的存在提醒深圳人不断思考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将来。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1278年,被蒙古军在广东海丰俘虏的文天祥,途经珠江口时,有感而作《过伶仃洋》一诗。文天祥被押赴北京英勇就义,其弟携族人在距伶仃洋不远的今深圳宝安区松岗镇一带避难,文氏后人在深圳、东莞、香港等地繁衍生息。他们中的一支,在一片靠近海边的地方开荒定居下来,并为之取名岗厦。

七百年的岁月,虽有战乱侵扰、政权更迭,但文氏遗脉在岗厦世代隶耕、平淡度日。1980年,岗厦成为特区的一部分,时代的大潮将文氏后人卷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通道。

2009年,岗厦人登上全国多家媒体的头条位置。在这些报道中,民族英雄的轶事只能充当花边絮语,他的后代一夜暴富的故事才是大家热衷的话题。“深圳岗厦拆迁造就数十个亿万富豪”、“岗厦村拆迁集体暴富”等新闻,不绝于耳。

岗厦村在金钱光芒中的消亡,是一个重大的城市运动,也是一个文化事件。

城市包围农村

岗厦村民集体加入亿万和千万富豪俱乐部,源自一项巨大的商业开发计划。

2006年7月27日,深圳福田区政府与岗厦股份公司、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岗厦河园片区改造项目合作协议》。金地大百汇由金地集团和五叶神香烟等企业联合组建,背景深厚、实力不菲。经过4年的周旋和博弈,最终,金地大百汇公司与村民达成一份高额补偿标准:住宅公寓按每平方米1.28万元计算,商业部分则按每平方米2.38万元计算。照此算来,动辄拥有数百及数千平米物业的岗厦村民,一举变现千万、亿万财富。据报道,在岗厦原住民中,最大的一户家族拥有6000多平米物业,如果选择换取新物业,按照每平方米3万元价格,其资产将达到1.8亿元,达到亿元以上家族将达20多个。

如同房地产开发中的位置决定论一样,岗厦原住民的一夜暴富,是因为它是一块深南大道旁、深圳中心区范围内的黄金宝地。早在1998年,深圳大举启动中心区建设时,岗厦就被作为中心区内惟一的旧村,面临高规格改造的幸福命运。在执政者和参与中心区规划的国内外建筑大师胸中,岗厦一直是一大块垒,十年难消。岗厦被拆迁的物业主人,有400多户、一千多人,其中多半已是境外人士,他们具有不亚于政府和地产开发商的智慧和预期。在这场耐力的角逐中,全国各地钉子户浴血抗争的故事,促进国家政策更多向拆迁户一方倾斜。博弈者也经历着自2006年开暑圳房´

最终,岗厦原住民和地产商皆大欢喜。近百亿资金将打造一个全新的岗厦,建成深圳中心区最后一个超级城市综合体。而居住在岗厦的6万多租客们,则不得不接受被放逐的命运。

岗厦和文天祥后人的故事,演绎于一个非常的大历史背景下。在中国城市化狂飙运动中,骤然而起的现代城市文明将岗厦村这样的农村四面紧紧包围,形成一个迥异于毛泽东当年“农村包围城市”的范本。深圳原住民是中国十亿农民中的“异端”,这个群体在深圳设立特区之初仅有30多万人人口,他们享受了时代的赐予,堪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最幸运的“彩民”。

距岗厦村几里地的沙嘴村,靠近深港边境线,有比岗厦更丰富的转型经历,能够更生动地演绎特区30年城中村的变迁史。30年中的每一波浪潮,它都冲在最前面:偷渡和反偷渡的第一线;香港三来一补工业进军内地的首批据点;深圳最早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城中村,深圳城中村经济转型最剧烈的地方……后来,沙嘴村则以“红灯区”在深港两地声名大噪。

特区成立时,只有三十岁出头的沙嘴村村长欧礼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席卷全村上下的“偷渡潮”。他回忆道:“村里的男人基本上都跑光了,只剩下不会游泳的女人、老人和孩子。”当然,留下的还有欧这样的党员和干部。特区建立前后,政策放宽,心里敞亮的沙嘴村书记欧木容和欧礼锦一起带领村民走向致富道路,以杜绝偷渡现象。他们空无一物,别无所长,但利用在香港亲戚多(很多是偷渡去的亲人)的优势,到香港收集废旧物品。最受欢迎的是旧轮胎,这个东西在内地极为短缺。欧礼锦说:“香港人最初很慷慨,还主动帮我们收,免费送给我们。但后来他们发现这是个好生意,也多少收了些费。”依靠捡垃圾,沙嘴人赚取了第一桶金。之后,沙嘴村和深圳最早搞村民入股的村子一道,成立股份制公司,建设厂房发展租赁经济,吸引港商入驻。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村民们也开始大建私房,从二层到四层再到小高层,沙嘴村的房子越来越密,越来越高。到1985年,沙嘴盖了260多栋楼房,平均每户1.5栋楼房。这时,盛产海鲜的沙嘴村开了几家海鲜餐厅,结果大受香港人和内地移民的欢迎,沙嘴海鲜街的声名逐渐传开。“到沙嘴吃海鲜”,是当时深圳人请客的第一选择。欧礼锦得意地说:“连北京的领导来深圳开会都要到沙嘴来吃海鲜。”沙嘴的海鲜不但新鲜美味,餐厅也设施一流,还带有唱卡拉OK的厅房和高档音响。海鲜食街极大抬升了沙嘴村私房的价值,也鼓励村民们将房子盖得更高、更快、更密……

1993年的深圳大洪水,无意间将沙嘴村的命运指向另一方向。持续不断的暴雨,把深南大道以及通往沙嘴的道路大都淹没了,食客们从市区到沙嘴一饱口福竟成了难事。海鲜街生意受到冲击,为了维持生意,一些餐厅便利用卡拉OK包房,发展起娱乐业。娱乐业果然是拯救经济的好办法,度过危机后,卡拉OK和休闲中心以及发廊、按摩院这些能带来更高租金回报的产业,逐渐成为沙嘴村的主力。海鲜街的名气只停留在老深圳人的记忆中,“红灯区”、“寻芳地”逐渐成为沙嘴村的代称。

时至2010年,沙嘴村书记兼股份公司董事长欧礼锦正四处张罗,准备按照深圳城市更新计划对沙嘴进行旧村改造。放在他桌上的一份文件,名为《双箭齐发:打造亚总部基地和步行低碳社区》。这个于2009年启动的深圳城市更新计划,为最后一批城中村创造了巨大的致富机会。当然,热衷于抢建的原住民们仍然需要耐心,才能等来瓜熟蒂落的一天。

但在最初,深圳原住民并未有如此好运。曾在1984年接待邓小平考察中国首个“万元村”渔民村的汤锦森,有过大规模“收缴”深圳原住民土地的经历。当时,汤锦森担任罗湖附城公社书记,他回忆说:“80年代初,为了支持特区建设,罗湖农民忍痛以极低廉的2000到3000元一亩的价格,将自己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贡献给特区。现在作为特区金融中心的蔡屋围村,5000亩土地的征地费才1500万元,平均1平方米土地还不到5块钱。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特区建设,他们搬祖坟先后就搬了几次……”

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城市化运动之初,被拆迁者的利益都难以得到充分保护。中外历史上最著名的拆迁事件,当属奥特曼推行的巴黎城市改造运动。当时,在拿破仑三世的充分授权下,奥特曼大肆剥夺小房产主所有权,强制性推翻成片旧房。这一剥夺小房产主所有权的做法,以“奥斯曼化”(haus smannisation)一词,载入了法语词典。无数失去家园的下层百姓诅咒他,但他却留给巴黎一个完美迷人的城市和街道形态。

与当年巴黎市民不同,深圳原住民愿意牺牲自己,除了受党教育、甘于牺牲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汤锦森们所推动的深圳城市化运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试验,并以“深圳速度”推进,对其所带动的土地价值的巨大抬升,汤锦森和原住民均毫无准备,完全没有经验作出理性预期。在深圳城市化的早期阶段,政府就是以这种轻松的方式和低廉的价格大量征地,所向披靡。30年后,深圳城市发展空间饱和,不得不向城中村“开战”。但这时的城中村,在30年中聚丘成塔、集腋成裘,积聚了大量的利益,已近乎积重难返。

在这个城市包围农村的过程中,一开始,农民处于懵懂无知、被动接受的状态,此后随着国家政策的清晰和现实利益的诱导,深圳农民的胆识一天天大了起来,主动融入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中。到后来,这种被利益启动的欲望不断膨胀,终于在这座“国际花园城市”培育出城中村这一巨大的城市怪胎。

“违建”怪圈

说起“城中村”这三个字,人们会想当然地从字面理解,是现代化城市中间的农村。其实不然,深圳是先有村,后有城,是“城”插在“村”之上。

深圳城中村的生长,由中国的土地性质所决定。中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集体经济是一个产权关系并不清楚的概念,导致所有权多元化,形成无人做主、人人做主的局面,家家户户都有可以建私房的宅基地。以血缘为主的宗亲关系,又使城中村村民们能够达成高度的共识和默契,针扎不透,水泼不进。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浪扑来时,没有资金和技术的农村、农民,只能以土地作为投入。村镇建厂房、村民建私房便成为一种主要的方式。因为没有理性预期,城中村的建筑几乎是在没有任何规划设计的前提下自然生长,就像这些农民当年种的庄稼一样。每一个城中村里,越来越高、越来越密的“握手楼”紧紧地挤在一起。这为村民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为这座城市带来巨大的困扰。

2009年,深圳共有241个城中村,总土地面积43.9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有30万栋违法建筑,占深圳违建的90%以上,制造了深圳44%的治安案件和60%的火灾事故。特区内位处黄金地段的城中村,更像被城市版块挤压的山峰,随着周边房价的提升,村里的农民房不断加建,“握着手”一起攀高。在景田和梅林一村周边,最高的农民房甚至达到20多层,在周围高高低低的其他农民房拥簇下,仿佛一个个骄傲的地标。

这241个城中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当时的深圳农村穷则思变,在突然到来的宽松政策的缝隙中,在香港邻居的示范下,一些村庄不约而同地开始投身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中。香港和海外华侨工厂主来了,便建厂房出租给他们;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来了,就建住宅出租给他们……出租经济如火如荼。

这一发生在深圳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现象,必然要面对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推动和博弈。

深圳第一轮正规化的城市化发生在亢奋的1992年。深圳从小渔村一夜间变身现代化城市的故事,吸引着大量外资和移民,也鼓励着决策者将这一奇迹进行到底。1992年6月18日,深圳市发布《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一个多月前,福田区上步村先拔头筹,举行了一次深圳农民在身份上的“入城式”, 率先成立了赤尾、旧玗、沙埔头、玉田、埔尾五个居民委员会,取代了以往的村队建制。在特区内的这一波城市化运动中,共成立了100个城市居民委员会和81个城市集体经济组织,4.5万农民集体“入城”。但是,特区政府城市化的美好计划,特区农民并不买账,在实施的时候只能是一个妥协方案。一旦将身份“提高”为市民,依靠出租经济的特区农民们原有的三大福利将不翼而飞:享受生两胎政策;到一定年龄可分100平方米宅基地;村办工厂可以分红分利。在利益的较量中,政府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折衷主义做法。尤为重要的是,这次改革中,农村土地性质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国有,但为避免冲击农民既得利益,原来土地的使用权仍然归属原住民所有。在被限定的土地上,特区农民们开始不断抢建、加建私房。

深圳第二次深度城市化,延迟到12年后的2003年。2003年10月30日,深圳市宣布关外的宝安、龙岗两区启动农村城市化进程,把18个镇218个村的27万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同时变更为国家所有。2004年9月29日上午,深圳最后的两个村委会—沙井街道办主任村委会、福永街道塘尾村村委会退出历史舞台,变更为小区居委会。这被描绘成为一项新的改革创举和政绩: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和农村社会体制的城市。在文件上,农村和农民消失了,但在现实中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强悍的方式野蛮生长—与十多年前的特区内农村城市化所发生的如出一辙。

违建在深圳的野蛮生长,发端于特区成立之初。以港资为主的大量企业在深圳办工厂,深圳各大村落为其提供成批量的土地和工业厂房。工厂大量招聘外来工产生的租房需求,又使这些农民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建私房出租的“事业”中去。深圳市政府向违建“开战”的历史也很早,早在1982年就曾发布《关于严禁在特区内乱建和私建房屋的规定》。将近30年之后再来看看当时规定的决定,令人无语:“特区内的土地由国家统一开发,特区内的各项建设必须服从城市的总体规划,一切单位无权自行兴建建筑物,所有个人严禁在特区内私建房屋。”实际上,深圳上演的违建高潮贯穿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重要发展时段。1987年的中国土地第一拍,1992年特区农村城市化,1993年宝安县撤县改区,2004年宝安、龙岗农村城市化,2009年岗厦旧村改造的天价补偿,以及1999年之后政府多次出台的查处违建政策,都大大刺激了深圳农民抢建私房的热情。

30年来,对违建的“建”和“拆”,深圳官方和农民一直在上演着“猫和老鼠”的故事。对付违建最严厉的政策,是2002年深圳市人大正式颁布实施《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这一决定1999年3月5日就由人大出台,却用了3年时间才立法颁布,其复杂和困难可想而知。但这一法律性质的决定却因没有照顾到违建农民们的现实利益,受到集体抵制。按照“决定”,1999年3月5日以后兴建的违建必拆无疑,但在村干部和农民的共谋下,政府部门根本无法确定违建的具体时间,即使能够确定时限,又怎能一下子拆掉成千上万栋违建?2007年后,深圳市政府提出“零抢建”、“零增量”目标,则更像是违建风愈演愈烈的一种间接证明而已。

在“违建战”中,政府虽然站在道德高地之上,但深圳农民的狡黠,巨大的利益链条,一种近乎全民化、公开化的“违法”的胆气,使他们在每一次较量中,都轻松占据上风。深圳市国土与规划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许重光在谈到规划对深圳的重要作用时曾经说:“对深圳这个城市来说,规划不到位,村长就到位;村长不到位,农民就到位;农民不到位,黑社会就到位。”可见深圳农村江湖之险恶。

面对深圳土地日益枯竭的现实,不管城中村有多大的漩涡和黑洞,深圳官方也只能背水一战,将城中村作为增量土地的主要来源。2009年10月,深圳市政府推出庞大的城市更新计划,让每一个城中村都变成一个巨大的城市蛋糕,政府、地产商、城中村原住民都觊觎有加。一边围堵违建,一边用商业力量改造城中村,这二者间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链式反应,就像岗厦旧村改造成就众多富豪引发的效应—官方一方面为端掉这个最中心的城中村而欣喜,另一方面又为它引发的更疯狂的抢建风忧心不已。

深圳特区30年之际,回想过去,“城中村”中的“政治明星”万丰村、渔农村、南岭村的身影已经模糊。现在城中村的“新星”,既有渔民村、岗厦、皇岗这些用商业力量改造的“地产明星”,也有大芬村、田面村这样的“文化明星”,但相比于深圳不减反增的城中村违建,这些光环又如何照亮这座城市的未来?

廉租房·寻芳地·大学宿舍

城中村,一直在风口浪尖之上,一直是一个令深圳人欲说还休的话题。

在官方文本中,城中村是罪恶的,早成藏污纳垢之地,是黄赌毒的天然土壤,那些村民们罔顾政府律令和消防安全、建筑质量隐患,只为私利疯狂抢建;城中村这些抱团在一起取暖的“握手楼”,在深圳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是一片片欲拆之而后快的城市肿瘤,早已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城中村真的万恶不赦吗?

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如同一枚货币的两面,城中村是魔鬼和天使的结合。它如此复杂和难以理解,糅合了这座城市最混乱、丑陋的一面,也展示着其多元、活力的一面。一个更大的悖论是,城中村这个令政府深恶痛绝的东西,其实一直在暗中帮助政府完成其难以完成的使命。

2008年10月,知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暗访深圳城中村,不禁为眼前景象大吃一惊,随即以“不吐不快”的笔触写下《在改造“城中村”的背后》一文。张曙光写道:

“原来,城中村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社区。这里真正是高楼林立,大部分都在七八层以上,而且是一幢接着一幢、一排连着一排,岂止是几栋几十栋,而是成百上千栋。一层全部是店铺商家,各色各样的商品和服务应有尽有,二层及其以上基本上是村民和打工者的住宅。这里既无残垣断壁,也无破败景象,反而是熙熙攘攘,红红火火,一派繁荣景象。白天川流不息,交易繁忙,夜晚灯火通明,胜似白天。就以岗厦村为例,该村占地面积9.6万平方米,有私人楼房881座,建筑面积39.5万平方米,居住人口10万人,是城中村中的龙头老大。在深圳,像这样的城中村有320个,502万人,占地面积934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561万平方米。据最近到过越南的朋友告诉我,这样的城中村比越南的大城市至少要先进10年。”

让张曙光惊诧的,不仅是城中村的热闹繁华,而是它承担了某种社会公益作用—这是中央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常年苦苦思索而未得的答案。

张曙光引用的数据,与前文所提到的2009年数据有出入,但张曙光提到的500多万人口,或许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按照居住人口数量来说,城中村容纳了深圳近半数人口。不管它有多少个被拆掉的理由,如果真的一夜间全部拆毁,这数百万人何以栖身?最关键的是,很多城中村都位于市中心,房租只相当于同一位置住宅的三分之一以下。除了房租低廉,城中村里的吃饭、理发、购物的价钱都很低,这对高房价、高消费的深圳来说,无疑起到了平抑城市商务成本的独特作用,对深圳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功莫大焉。

城中村,就好比一个山寨版廉租房工程,为深圳低收入人群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从2005年开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各城市加大廉租房建设力度。2009年,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中,包括廉租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资金就达9000亿元。但在实际操作中,不能为政府创造收入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大都沦为纸上谈兵,政府开发土地和房地产的动力远远大于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多年来,深圳和内地其他城市一样,在廉租房建设上踯躅不前。深圳投资最大的廉租房—紧邻公务员村梅林一村的梅山苑,也只能充当招牌和门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形象糟糕的城中村却“铁肩担道义”,承担了巨大的社会使命。当然,这并非赞美城中村投资商—原住民的道德水平有多高,但他们的行为符合亚当·斯密“利己利人”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值得肯定。

假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决策者就意识到城中村可能担当的社会使命,从而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在其“有害”和“有益”间寻找一条平衡之道,深圳这座城市将更加美妙多彩。

因为缺乏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考量,如今城中村在发挥其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往往体现出罪恶的一面。

曾经,城中村是与深圳另一类城市形态—食街、临时安置区—共同生长起来的。临时安置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深圳为庞大的外来人口兴建的临时居住区,大都集中在当时发展速度最快的福田区,比较有名的有冬瓜岭、莲花山和黄木岗安置区。安置区中的建筑大都是三四层房屋,有点类似地震灾区的活动板房,甚至更加简陋粗糙。坚持了近十年左右,2000年后,临时安置区被拆除。莲花山安置区被纳入莲花山公园,黄木岗安置区被纳入笔架山公园,冬瓜岭安置区上则建设了新一代福利房彩田村。相对于城中村,临时安置区和食街命贱如纸,因为不涉及到任何产权利益,当需要的时候,会被任意撕扯、铲除殆尽。只有城中村坚韧、顽强并野蛮地生长着。

拥挤的建筑和密集的人群,野蛮生长的建筑和杂乱混居的人群,它们糅合在一起的时候,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城市中的各种欲望在这里沉淀、发酵、升腾。

2009年深港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欧宁,1989年到2000年一直生活在深圳,城中村的经历是他对这座城市最难磨灭的记忆,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我走入社会的头几年,我曾居住在深圳的几个不同的城中村。我发现原住民们在他们的土地上建造起来的这些社区,是一个既独立又开放的世界,他们吸纳外来者, 同时又实行自治,以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廉价便利而又热闹丰富的街道生活。住在里面的时候,我没有太大房租的压力,一切需求花很低的成本即可满足,我也从不担心半夜里找不到食物和娱乐,对于我这样的不寐者,城中村简直就是一个乐园。闷了,有盗版电影和游戏中心;饿了,有街头大排档,它不仅是营养补给站,还是社交场所,是聆听民意和观察世相的最好地点;累了,有一张床,让你快速充电,获得明日继续搏杀的力气。”

欧宁的体验,是1990年代中期之前到达深圳的移民共有的经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规模浩大的商品房小区建设以及蔚然成风的郊居化置业,使大量移民陆续搬出城中村和安置区,虽然新移民不断填满“空位”,但已经没有当年那种盛大气象了。城中村在这个日渐分化的城市,是一部分人正在经历的鲜活生活,同时是另一部分人难忘的记忆。

粗略来说,城中村中有三类人:

数量不多的房东,每个月忙于收罗房租,打麻将度日。当然,他们的后辈如果愿意的话,尽可以阔绰地拿着大钞出洋留学……

数量最为庞大的是以城市白领为主体的租房客。他们怀揣梦想南下深圳,自由奔放的心态令他们毫不计较城中村的龌龊环境,他们寄居于此的目的,是为了有一天风光地离开这里,因此他们生活在一种临时状态。他们最习惯的是搬家,从一个城中村搬到另一个城中村,他们心里明白,总有一天会搬进诗意的园林小区。在城中村,渐渐地,他们三五成群地过上了一种集体生活,像军营,像大学宿舍,多彩的夜生活,给他们刺激和温暖。这温暖,至今令那些早已走出城中村的精英念念不忘。即使用画笔改变这座城市面貌的深圳城市规划总规划师许重光,也不讳言自己最初的城中村生活:“1986年到1989年我都住在蔡屋围城中村,就是现在京基金融中心这块地。当时楼下还有制药厂。我们办公、住宿都在一起,整天都穿着拖鞋上上下下。直到鹿丹村建好后,我才搬走。”

城中村里的“第三种人”,是隐身于发廊里的“小姐”,也不乏为香港中低阶层人士包养的“二奶”。每个城中村都有数量不少的发廊妹,她们也是深圳移民的一部分。她们的存在,是这座城市公开的秘密,也是城中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她们也是城中村罪恶的渊薮。2006年底,在中央电视台暗访城中村发廊妹新闻播出后, “三沙一水”—沙嘴村、上沙村、下沙村、水围村声名大噪。随即,深圳警方展开围剿行动,并让涉黄人员带上口罩公开亮相,人称“口罩事件”,备受争议。而在2006年初,发自“三沙一水”的按摩女上访市民中心事件,同样惹累媒体热¡

我们发誓要把黄赌毒扫荡干净,但我们都承认,色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宽容地容纳色情的城中村更是一种文化产物。实际上,深圳的不少有识之士已将城中村这个可能会彻底消失的事物看做文化遗产,还有人呼吁建立“城中村博物馆”,以体现深圳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他们提出,对城中村不该赶尽杀绝,应采取缓慢改善的办法。声誉日隆的设计师事务所“都市实践”甚至设计出一种将握手楼用空中走廊连接的方案,以求解决其交通和采光问题。但这显然不是城中村所有者原住民所能理解的奇怪想法。

城中村,或许并没有文化人想象的那样脆弱,它将继续顽强地站立在这片拥挤的土地上。无论它是寻芳地、廉租房还是大学生宿舍,它的存在提醒深圳人不断思考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将来。

深圳企业家:北人南相,南人北相

“深商”这个地域性的概念是无法承载深圳企业家的宏大使命的。反而,深圳企业家的成功,因其移民特性表现为一种超地域的成功。在算命先生那里,有一个看相的原则:“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深圳企业家大都从北方来到南方,可谓“北人南相”。北方文化在岭南形成一块飞地,产生的交融和碰撞,为深圳和深圳企业家的“试验”创造了最好的“科学”条件。当然,在深圳这块北方文化的领地,马化腾这样的广东人也能获得“南人北相”的效果。

企业大道

2008

深圳企业的成功,是企业家的成功,也是城市的成功,更是改革开放的成功,最终可以归结为思想观念的成功。

有不少字正腔圆的汉语词汇,都不产于中国,而是来自东邻日本。“企业”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上,虽有商人和商业活动,却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所以这个词只能从日本那里学回来。世界最早的企业,产生于14世纪末的意大利。当时的意大利在西欧、地中海沿岸、亚洲等地贸易中发挥着中枢作用,活跃的贸易产生巨大的需求,促使一些有远见的意大利商人改行做手工业工场。这一转型,不但产生了企业和企业家,并发起了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制度革命。

五百多年后,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终于登陆古老的中国大地。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清王朝痛感“师夷人之长以制夷”的迫切性。比较开明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派遣留学生、购买坚船利炮、组建新军、开矿办厂这些开天辟地的大动作风起云涌,中国第一批民族企业在激荡和阵痛中诞生。

1870年,曾国藩推荐李鸿章接班,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洋务运动得到更大发展,继军用企业之后,民用企业也开始大量出现。1872年12月26日,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以抵制外轮独霸沿江沿海的局面。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官办企业转为官督商办的企业,也是第一家民用企业,在中国企业史上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历经清朝覆灭、民国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战数度劫波,招商局成为洋务运动硕果仅存的企业。新中国成立时,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从上海奔逃台湾,香港招商局宣布起义。1951年,招商局上海总部被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公司,香港招商局要求继续使用招商局品牌,使这一中国最老的企业品牌得以存续。

百年沧桑,峰回路转。发源于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招商局,在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中获得了新生。1979年,招商局掌门人袁庚在蛇口打响改革开放“第一炮”。这艘巨轮的返航,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面,也为中国企业家时代的到来埋下了种子。同样重视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但邓小平与李鸿章不同,在这一次改革开放中,他并没有亲自去创办什么企业,而是“圈”了一块地,李鸿章等未竟的企业理想在此生根开花……

企业之都

香蜜湖隔深南大道对面的地方,名曰车公庙。名气更大的车公庙在香港沙田大围,为香港四大庙宇之一,香火旺盛。车公是南宋末年一员战将,曾保护南宋流亡政府南逃香港。相传车公具有特异功能,所到之处各种疫病无药自退。明末崇祯年间,香港新界一带瘟疫流行,村民无不恐慌,因此为车公建庙塑像,镇压疫病,以求平安。深圳与香港一水相连,风俗相近,深圳车公庙当是香港车公庙的“分店”,因年久荒废,只剩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了。

车公庙位居深南大道中部的特殊地段,随着深圳城市重心的西移,势必脱胎换骨。从1985年开始,车公庙一带建成一平方公里多的工业区。1990年,香港天安集团也进军车公庙。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老牌的上步工业区开始转型,成就了华强北的繁盛;几年后,这股转型浪潮顺着深南大道拍向车公庙,使之成为深圳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的聚集地,其活力甚至可与深南大道西边的高新区相媲美。

车公庙的“庙”早就断了香火,庙与和尚都下落不明。后来,车公庙厂房、大厦林立,百业兴旺,但一直缺乏标志性建筑。到2008年,深南大道与香蜜湖路交汇处,一座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的综合体建筑拔地而起。开发商绿景集团希望这座深南大道上的全新建筑能够成为车公庙和中心区西部的新地标,总裁郭兆斌召集头脑风暴会,邀请世联地产董事长陈劲松、知名设计专家王受之等人一同为这个项目寻找定位。王受之给出的是一个美国式的名字“NEO(新经济办公室)”,陈劲松则以“企业大道”定位,中西合璧的“NEO企业大道”因此诞生。深南大道上这样高大气派的建筑并不少见,但这个定位和名称却一语破题深圳之问—特区30年,什么才是真正沉淀下来的城市精神和精华?!

深南大道是改革大道、城市大道、产业大道、观光大道、传媒大道、商业大道,也是一条企业大道。这条街道上聚集了深圳各个时代的知名企业,它们无不以在深南大道上办公感到骄傲,就像能够在长安街、南京路或外滩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一样。

特区30年之际,深圳人在反复思考、询问:深圳精神往何处去?深圳梦在哪里?

有这样的疑问,毫不奇怪。现在人们所听到的、看到的深圳梦,除了退休干部们对大事件的昨日回忆,就是第一代移民们人生变迁的感悟,报纸上慷慨地一版一版地回放,或光焰万丈,或千回百转。但这些对读者却如雾里看花,毕竟是已经泛黄了的记忆,与现在的生活并无太多干系。的确,深圳移民们经过多年打拼,大都安居乐业,生活品质上去了,节奏慢下来了;深圳孺子牛“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早已消褪,今天的政治精英们更善于寻求一种官场平衡之道;连打工仔们都不再有当年的精气神了,对这座城市缺乏真正的认同感。

但是,当年的改革精神并没有逝去,即使在其他领域沉溺或泯灭,但在深圳企业和企业家那里依然能找到,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在企业的理想和践行中沉淀、飞扬。

这是一种传承。犹如一次化蝶之旅,经过30年的发展,深系企业构成中国经济的一大胜景,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鲜明的旗帜。在中国两个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和企业评选中,深圳系独占鳌头。在《经济观察报》和北京大学案例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中,2009年度26家获选企业中7家深圳企业上榜,分别是比亚迪、华为、万科、招商银行、中国平安、中兴通讯、腾讯,是所有城市获选企业最多的;在中央电视台2010年评出的“中国经济十年商业领袖”中,深圳企业家十中有三,王石、马蔚华、马化腾入选,也是所有城市中最多的。这些深圳企业,即使在持西方价值观的《财富》、《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的评选中,也是常客。

如果按照企业实力和规模来看,深圳企业与北京的央企和上海的跨国企业尚有差距,但在品牌和企业自主创新方面则一骑绝尘。这仍然能从深南大道与长安街、南京路的差异上找到答案。长安街代表权威,垄断型的央企在京城不可一世;南京路和外滩国际化色彩浓郁,跨国公司在上海耀武扬威;深南大道象征着开放进取,本土非国有企业得以大显身手。

城市定位决定了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模式,城市性格影响着企业家的个性和理想。当这些企业和企业家有足够的影响力后,反过来又对城市产生深刻的影响。

企业聚集于街道或街区的现象是一个经济中心城市的特色所在。百米的华尔街及其周边街区形成全球最著名的金融中心,美国最著名的银行大都扎堆于此。而与之相隔不远的麦迪逊大道,则是世界著名广告公司圣地。同样彰显这一聚集效应的,还有历史悠久的伦敦金融城。在北京,长安街和与其相接的东二环上的央企比比皆是;金融街则云集中国最大的金融管理机构和四大银行。在上海外滩,100年前,一些跨国企业就抢滩登陆,1949年被迫逃离后,又于改革开放后重回中国,深厚的“故乡情节”驱使它们回到外滩古旧的经典建筑里。

深南大道上云集了深圳最多的著名企业,仅建立总部大厦的就有:华润、深发展、华联、广东核电、中信、赛格、中电、华强、中航、凤凰卫视、港中旅、深圳广电集团、深圳报业集团、招商银行、康佳、华侨城、飞亚达、创维、TCL、联想、长城、腾讯、中兴通讯、大族激光、研祥等。当然,还有更多的藏身于大道两旁写字楼里的同样令人敬畏的企业—它们中有不少都是行业隐形冠军。

这些企业的聚集,是以深圳组团式城市特征以及这些组团的转型为背景实现的。从深南大道上企业聚集的情况可以看出,大道上的组团充当着企业孵化器的功能,企业的进步和组团的转型,使城市与企业形成密切的互动和共生效应。例如,原本以电子制造为主的上步工业区,向电子交易、研发转型后,使华强北成为电子科技和贸易型企业的圣地;这样的故事在车公庙、沙河工业区也同样上演。更经典的例子是华侨城,一个由企业运营土地的模式,加上一个从荷兰“小人国”偶然学来的创意,造就了深圳最美的地方。当然,随着深圳城市的西进,华侨城通过房地产开发获得了巨大补偿。深南大道上的高新区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本土高科技企业,中心区则成为金融、物流、贸易等高端服务业的根据地。在深南大道之外,这种企业为王的城市结构依然在延续。华为在坂田建成一座高科技之城,富士康在龙华聚集了40多万人口,比亚迪在坪山打造汽车城—当然,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招商局建立的“蛇口王国”。

对于深圳企业的地理现象,王石有一番独到见解:

“在早期,深圳市中心在偏东面的罗湖区,但有意思的是,优秀企业的地理分布是越往西越多。中集、招行、平安的发家之地蛇口在特区最西端,华为、中兴、华侨城也在市区西部。这种分布形态并没有什么玄妙,其中的原因是:越往西,国企体制影响越少,与海外投资的关系越密切。”

如果说深圳比其他城市显得更有秩序、节奏和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城市企业群落的有序分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座属于企业的城市。就像美国第三十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所说:“美国的事业是企业。”在回顾和总结深圳特区30年成果时,我们也可以毫不犹豫地照搬其说—深圳的事业是企业!

黑铁时代·白银时代·黄金时代

2010年5月17日,一种红白相间的特殊汽车汇入深南大道上奔腾不息的车流—比亚迪E6纯电动出租车正式投入使用。虽然这次仅投入30辆车,却是世界上续航里程最长的纯电动汽车。比亚迪还宣布,要把这种车很快就卖到欧洲去。

假以时日,这一天将成为中国汽车时代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一天,也必会让大洋彼岸的巴菲特暗自得意。2008年9月,巴菲特旗下的中美能源投资2.3亿美元入股比亚迪,让比亚迪和其掌门人王传福一飞冲天。2009年,王传福一举登上福布斯中国首富宝座,个人资产达到396亿元。2010年5月,比亚迪美国总部在洛杉矶成立。

创立于1995年2月的比亚迪在深圳并非老牌企业。从2002年开始,人们察觉到这是一家隐身于关外的“猛兽”,它以生产电池起家,只用了数年时间,便成为世界电池制造的老大。2003年,比亚迪突然进军汽车领域,再次令观察家跌破眼镜。就像它的英文名称build your dreams(成就你的梦想,简称B Y D)那样,比亚迪总能将梦想变为现实,想人所未想、做人所未做。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它绝对是一个“异类”,但在深圳,比亚迪并不孤单,与它属于同类的企业分布在许多个行业。更资深的万科,比它成立早10年;比它惊人的市值更牛的有腾讯;比王传福财富更多并更令人陌生的,是海普瑞制药公司的李锂夫妇。

深圳是专门制造这类奇怪企业的“梦工厂”。这个企业“梦工厂”又是谁制造出来的?用什么材料?以何种方式?

企业是人创造的,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企业。

深圳移民城市的特点决定了深圳企业的孕育、诞生和成长的模式。这个数以千万计的移民群体,由怀揣梦想的失意者、碰运气的冒险家组成;这片改革开放的土地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专门容纳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和创意,并为其商业化创造各种条件和可能。这些伟大的企业被制造出来的过程,与这些移民们的发展阶段有一种秘密的对应关系。

我曾将深圳移民的各个时段总结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这种说法最早用来描绘希腊神话中“人与神的关系”的不同历史阶段,王小波曾以此作为其“时代三部曲”的名字。如果说,以三个10年为时间段,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进入和融入深圳,是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再到“黑铁时代”的,那么深圳企业的发展则反其道而行之,是按照“黑铁时代”、“白银时代”、“黄金时代”的顺序来完成这一过程的。

在希腊神话中的“黑铁时代”,神惩罚人类日夜辛劳,过着饥饿、痛苦的生活,完全得不到神的庇护。1980年代初期的深圳,刚刚杀入的移民们,虽满怀期望,但在非计划经济的环境中创办企业,却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港商,如履薄冰地投石问路,投资的大都是“三来一补”的小工厂,并且很多是从香港拆迁过来的旧机器设备。对中国打开的这第一扇“窗”,那些跨国企业们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是中国企业家刚刚出发的年代。

那时,真正呼风唤雨的是从中央各部委空降深圳的国有企业,以及深圳市成立的各大地方国企。深圳“第一号”企业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甚至执掌政府2号大印,在招商引资上予取予夺。1984年邓小平南巡深圳后,中央各大媒体纷纷聚焦深圳。新华社称该公司为“全国第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这家公司下属45家子公司和合资、合作公司,经营工业、交通运输业、内外贸易、旅游业、饮食服务业以及房地产开发等行业,拥有20亿港元以上的资本,去年上交利润占深圳特区企业上交利润总额的三分之一。”然而到了1990年代,该公司如恐龙一般无法适应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前的溢美之词都成了其发展的重重障碍。在一些机制更加灵活、企业理念更加鲜明的“猫科动物”的抢食下,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逐渐式微。与其命运类似,1984年成立的南油集团,本是为阻挡招商局北进南山而设,负责南头半岛38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运营,但这家大而不当的企业,同样染上了当年无药可治的“国企病”,在将就多年后,终被其当年的“敌人”招商局于2004年收入囊中。

这些超级国有企业的兴衰时刻,正是那些自由企业由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黑铁时代”最大的价值是埋藏了黄金的种子。1984年,在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数不清的孙子辈公司中,万科呱呱坠地了。而南油集团阻隔了招商局的北扩,但挡不住蛇口基因的裂变,1987年和1988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先后在蛇口诞生,它们便是日后改变中国金融版图的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中兴通讯和华为则草创于1985年和1988年,整个八十年代,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两家公司的存在,它们当年的股票一度沦为收藏品。

“白银时代”的神话世界,人类有了力量,他们不再听从神的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在神的惩罚下,人类没有喜怒哀乐,既感受不到悲伤,也享受不到快乐。恰如1990年代的深圳企业,经过八十年代的跌摸滚爬,已经有了一定的历练和积淀,自以为能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追波逐浪。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沉浮转折、大浪淘沙的非常年代,国企载重难行,民企喧哗躁动。证券市场成为企业最大的舞台,深圳最有能耐的企业几乎都跳进股海劈波斩浪—1990年底,深沪股市先后开闸,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被深刻改变。

此时,最风光的是上海“老八股”和深圳“老五股”。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便是深圳股市中的关张赵马黄。深发展是深圳股市的头牌(股票代码000001),是中国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商业银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7年,深发展达到巅峰状态,不但赢利表现出色,股价也达到历史最高点。但此后,股民心目中的深发展从天使变为梦魇,其业绩迅速下滑,直到2004年被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收购,并引进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纽曼为董事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才咸鱼翻生,2010年5月正式被同城兄弟中国平安收购。1990年的万科,正沉溺于多元化和股市运作的高潮阶段,王石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招股、上市、收购,直到1994年3月爆发“君万之争”,才使万科意识到在股市漩涡中的巨大风险,转身走向专业化之路。经过了1990年代的磨砺,逃脱了股市的诱惑和毁灭,万科终成中国房地产的“一哥”。深发展、深万科之外的“老三股”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则成为中国股市的牺牲品,或被迫退市,或沦为重组的空壳。

1990年代,深圳企业经受了1993年宏观调控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风暴的洗礼。在1992年“春天的故事”的刺激下,深圳企业家扬眉剑出鞘,大大加快了本已开始的多元化和跨区域经营。万科为此创造出的“0.4投资法”最直接地表现出深圳企业的赳赳雄心。这个公式是这样计算的:寻找合作伙伴,项目中的60%由合作伙伴投入;投资总额中的60%通过银行贷款;项目投入的60%依靠销售回款。以此计算,万科持股40%,实际投入资金仅有总投资额的12%。万科的如意算盘,对于其他企业或许算不了什么,在缺乏规则的混沌年代,各种想法都会在一种创新、大胆的尘跋拢993年,深圳市委秘书长任克雷接替创始人马志民出任华侨城集团总经理。他面对的是一个拥有101个企业的庞然大物。除了主题公园、电子和房地产业务外,还有手表、照相机、玩具、自行车、机床甚至拉链等。任克雷跟王石一样大作减法,回归核心业务。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马蔚华担任招商银行第二任行长。央行为应对危机,酝酿叫停商业银行的离岸资产业务,使招商银行出现挤提风险。惊出一身冷汗的马蔚华另辟蹊径,借助互联网的勃兴开发网上银行,反而在金融风暴中险中取胜。

“白银时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意志坚定、头脑清楚的企业,在炼狱中得到锤炼和升华,成为金字招牌;随波逐流、好大喜功的企业则被无情的历史淘汰。1990年代末,三九企业集团还曾是深圳最有名望的品牌,但终因盲目多元化和热衷股市投机而折戟沉沙,赵新先锒铛入狱,企业被华润鲸吞。与三九有类似命运的,还有深石化、深物业、深房、赛格等几乎所有的国企大佬。华侨城集团CEO任克雷曾总结说:“深圳市原来一批有名的大企业现在都没有了。20年前,像三九、赛格、特发、南油、深圳石化,这些企业现在都没有了,或者进入转型阶段,存活下来的国有企业包括能源集团、水务集团、燃气集团、机场公司、地铁公司,都不是竞争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全是垄断性的企业,而且成为这个城市国有企业的中坚和利润贡献大户。而像电子类、计算机、通讯领域的国有大企业基本不存在,企业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深圳是最激烈的企业战场,也最先迎来企业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是希腊神话中的完美世纪,人类在神创造的世界中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拥有强壮的身体和神一般的力量。

在新世纪的10年,那些早年埋藏的种子开出绚烂的花朵。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华为和中兴通讯开始全速进军海外市场。这两家对全球市场最有征服欲和侵略性的企业,甚至令欧美印等国惊讶、警惕。金融业“双马”中国平安和招商银行也在新世纪振翅高飞。2003年中国平安形成集保险、证券、投资为一体的金融集团架构,并于2004年在香港上市。2002年招商银行在上海上市,2006年在香港上市,其率先发展零售业务的优势使之成为中国银行业翘楚。深圳企业在中国率先崛起华为、中兴通讯、中国平安、招商银行、腾讯、比亚迪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与那些进入世界500强的垄断者“央企”,形成鲜明对照。

2002年,一个令深圳郁闷、伤感的流言四处蔓延。在著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中,作者呙中校开篇便说,深圳高科技企业双雄华为、中兴通讯和金融业双骄平安保险、招商银行欲舍弃深圳,投奔上海。但这个善意的流言并未成真,实际上也不可能实现,这是深圳作为一座城市的危机时刻,却是深系企业的黄金时代!这些产于深圳的“野花”,假如离开这片土壤,在上海“洋花”和北京“国花”的天地里,如何继续呈现绚烂之美?

一切只因它们有着不同的基因。

大道基因

深圳企业的成功,是企业家的成功,也是城市的成功,更是改革开放的成功,最终可以归结为思想观念的成功。

特区30年,深圳各项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达到数百种之多,逐渐推动深圳企业率先建立起现代的企业理念和企业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并非在一片掌声和鼓励下获得的,而要经历重重风险。最典型的一个事件发生在1996年,此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在两年前宣告建立,但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制问题却依旧模糊。

1996年秋,59岁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赴京参加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两年前,围绕“特区不特”说曾发生著名的“胡厉舌战”。校园里的厉有为似乎意犹未尽,花了两个月时间写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被作为毕业论文,在两个由各方大员组成的班级公开交流。这篇以深圳经验为股份制鸣锣开道、为非国有企业发展张目的论文掀起渲染大波。左派理论高手大肆攻击厉有为,称其“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否定历史辩证法,要毁掉我国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左嘴一共罗织了二十多项罪名,还差一年退休的厉有为岌岌可危。

这些批判者所不知道的是,厉有为论文中的内容,有很多已经在深圳干起来了。村民入股的股份公司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了;1983年深圳颁布科技新规,允许科技人员用个人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现金、实物外的资本入股创办民营企业;1988年,深圳进行了全国最早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1993年深圳人大以特区立法权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让各种企业批量问世;更为敏感的,国有中小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办法也已出台,一年前,尹智雄领导的金地成为中国最早实行员工持股的试点企业;更多更大胆的制度也在摸索试验中……

在关键时刻,江泽民召见厉有为,就论文内容谈了四十多分钟后,说“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与此同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曾在一次会议上就厉有为文章表示,在党校内要发扬理论探讨精神,不要乱扣帽子。

厉有为的“乌纱帽”保住了,深圳企业所有制的种种试验得到更大的鼓励。深圳国有企业“靓女先嫁”,向外资和民营资本开放等举措纷纷出台。纵览特区30年,每一次的企业制度革新,都创造出优秀的企业。股份制改造使万科由十足的国企转变为经理人控制;技术入股规定催生了崭新的华为、中兴通讯;内部员工持股让金地地产从一家区属企业发展为全国性的地产公司。

可以说,深圳市政府对深圳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政府也曾主导诸如打造百亿级“综合商社”、鼓励“深企北伐”等出力不讨好的事,但与中国各地方政府相比,在大多数时段,深圳市政府与企业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只做自己份内的制度改革,尊重企业自身成长的逻辑。这种思想的原点,来自当初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最为炽烈的蛇口。

《中国企业家》杂志曾将深圳企业的成功归功于“蛇口基因”—来自袁庚的观念变革。时任总编辑的牛文文在《蛇口是一种什么样的基因》一文中总结为三大元素:

一曰“公企业”。这个词汇是万科集团总裁郁亮的发明,有别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它们不接受没有大战略大愿景的国有股东,为此不惜换股东,但也决不搞MBO或老板个人控股,即便是私人企业华为,老板任正非据说也只有5%左右的股份。于是,它们就取得了一种在国家战略和企业(家)战略之间的平衡,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又保证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

二曰“大行业”。“这些企业的行业选择,具有极强的开创性和未来性,不要说在它们创业的那个年代,就是在今天也是非常具有扩张空间的‘大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在很大程度是由它们开辟并定义的。为什么这群企业家能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样一些‘大行业’?要知道,在30年的历史中,充满各种可以赚快钱的行业和业务诱惑,但它们几乎一致地坚守了当初选择的主业—有远见不容易,能坚持更不容易。”

三曰“不犯王法”。“低调是企业人的本分,即便是高调如王石,在碰到诸如宏观调控、劳动合同法这样的高度敏感的事情时,也一贯和政府保持一致。在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体里做企业,这份清醒和自爱,格外难得。”

王石也曾撰文分析深圳企业现象,试图为深圳企业找到一种共同的基因:

“由职业经理人式的企业家主导,由管理层推动,是这些深圳优秀企业的特色。企业领导者有创业、变革的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精神,又有市场化、制度化的的理念和勇气。在他们带领下,企业逐渐摆脱国有企业的行政束缚,又不像家族企业那样热衷封闭和权谋,公司管理相对透明规范,公司发展比较稳定,也更容易接受新技术和新管理的变革。” 

深圳企业真正的基因,在人的思想和观念中,更准确的说,是在深圳企业家的血液里流淌着。

结束篇

漫长的旅程

历史,不光是用来赞美的,虽然它曾创造世界奇迹;历史,不光是用来庆功的,它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2010年的中国,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瑰丽幻境中醒来,又在另一场世界盛会上海世博会中尽情展示大国之梦。另两场规模稍小的盛会也将次第上演—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它们也志在创造各自的历史之最。

四大世界盛会集中在中国城市举办,堪称世界奇观—中国真的“崛起”了。北京为奥运会共花了2000多亿元,上海为世博会花了4000亿元,广州为亚运会花了2000多亿元,深圳为大运会投资1800亿元。4年时间,花掉万亿巨资,惟有中国城市的决策和运营模式才能有如此的胆量和气派。申办竞逐这些世界盛会的主办权,似乎也成了中国城市树立江湖地位的擂台赛。

相比之下,深圳办“大运会”是最晚的,也是其中最小的“盛会”。2007年1月17日,在意大利都灵,深圳战胜喀山等城市获得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权。毫无疑问,深圳办“大运会”的效应将比其他“盛会”明显减小,深圳执意如此,无非是想藉此跟上中国三大城市的脚步,展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世界级城市形象。

为举办“大运会”,深圳在龙岗建造水晶石形状的主会场,在深圳湾畔兴建春蚕造型的深圳湾体育中心,投资千亿同时开建6条地铁。在深南大道西部延长线宝安大道的西端,花费60亿元填海造地,建设第二跑道和造型如一架巨大飞机的新航站楼。

在特区30年之际,深圳已经发展到中国城市的顶峰:

它已是一个经济恐龙:2010年,深圳GDP超过9000亿元,稳居中国“第四城”;人口超过1400万人,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并列全球第五;深圳每平方公里土地产生4.12亿元的生产总值和1.42亿元的财政收入;2009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702亿美元,出口实现十七连冠;

它像一个巨鲸,每天吞吐着巨量物流、人流:2009年,深圳港口运送了1.94亿吨货物,将2000万个标准集装箱装运到世界各地,是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港;深圳宝安机场客流量达到2448万,是中国第五大空港。

另一些数字也足以说明它庞大的体量:2010年深圳汽车保有量超过165万辆;手机用户超过1500万。

从2006年到2010年,深圳5年累计向国家交纳8153亿元。而在特区初创时,国家给深圳的直接投入仅有3000万元—深圳称得上是中国最划算的一笔投资。

2010年,这座而立之年的城市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一年前,深圳市长许宗衡违纪“落马”,深圳政坛一片风声鹤唳,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等候特区30年纪念日的一天天临近。这一年5月底举行的中共深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担任深圳代市长近一年的王荣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几天后举行的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许勤出任深圳市长。这两位籍贯江苏的“新移民”成为深圳特区30年庆典上的主角。

在这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圳市当局发出冲锋令:“深圳到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将超过1.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人均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万元。”听起来,这是2008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 “叫板新加坡”目标的一个具体呈现,是特区30年之际“深圳速度”一次爆发,足以鼓舞千万移民。

但追上“师傅”新加坡,并非深圳的新目标。16年前的1993年,深圳就曾正式宣布要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而这正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对深圳提出的一个要求,不知是遗忘疏忽还是更加现实理性,深圳在而立之年重发誓言,却比总设计师的要求(即2012年)晚了3年。

不管怎样,这大张旗鼓般的旧话重提,不能不引起“老深圳”的无限感慨。华侨城集团总经理任克雷,1992年时是深圳市委秘书长,曾陪同邓小平南巡深圳。对深圳再次提出赶超新加坡,任克雷说: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时候,他给深圳的嘱托是:再过20年,深圳不仅要在在经济上赶超四小龙,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要赶超新加坡。当时我站在小平同志的身后,他讲的这句话给当时的同志很大震撼。2012年离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整整20年,也是小平同志给深圳提出嘱托的20年,我们要给小平同志一个回答。如果说,2012年我们能手捧鲜花,在莲花山上小平同志的铜像前告诉他,深圳不仅在经济上超过了四小龙,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也超过了新加坡,我想小平同志在天之灵都会感到欣慰的,都会为深圳人骄傲。但是,《政府工作报告》只讲了一半,希望能把精神文明方面的内容加以补充、完成。”

按照当代中国的语境,文明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部分组成。物质文明系指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而精神文明的范畴则宽泛、深远得多,将其理解为经济之外的所有领域亦无不可。因此,国民之素质、政治之民主、法制之完善、人人之平等自由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走上这条伟大而崎岖的道路,需要30年前的勇气和激情,也需要一份更坚定沉着的理性和更高超的智慧,当然,一份不急不躁的耐心也是必须的。

向前看,未来依然模糊;往后看,反而能在历史中发现未来。深圳站在中国的最前沿,它因此有着别人所没有的愿景以及这愿景不能实现的焦灼。深圳在中国城市中是最年轻的,但却是改革资历最深的。它的建城史比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都差得太远,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历史却比它们都长,这是深圳最具优势的资源,足以弥补深圳任何其他资源的不足。

特区30年,深圳打开了中国的窗户,照亮了整个神州大地。就像柏拉图曾讲过的“洞穴人”故事:许多人长期生活在黑暗的洞穴中,他们的周围一片漆黑,有一个人爬出洞口,骤然间,阳光直射着他的双眼,以致什么都看不见,慢慢的,他习惯了这阳光:原来阳光直射的地方是这样美呀!

特区30年,深圳也打开了中国的潘多拉盒子。在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引起宙斯震怒,便令众神造出美艳智慧的潘多拉,潘多拉打开一个盒子,释放出欲望和灾难,但却把希望永远地关在盒子里了。从某种角度来看,深圳就是中国的潘多拉,打开了充满诱惑、希望的盒子,吸引无数向往自由者潮水般涌来,但经济的巨大成功,却似乎将曾有的理想主义追求深深掩埋,人们只关心现实的收益,没有人再把梦想真正当回事儿—这不啻是一场“精神文明”的灾难。

历史,不光是用来赞美的,虽然它曾创造世界奇迹;历史,不光是用来庆功的,它还有更长的路要走。特区30年之际,细数深圳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所有的故事,都将化为这座城市颈项上的念珠,在一遍又一遍的揣摩中祈福、感悟、思索……

(选自《锦绣》杂志2010年12月号,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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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 han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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