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和“胀”:哪个更危险？

《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会出现滞胀的风险，如何评估这种风险？

魏加宁(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现在的形势之所以复杂，原因之一在于我们错过了理顺资源价格、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机，如果利率、汇率调整得再早一点的话，现在的物价形势或许会更好一点。在未来两三年内，我们面临三个危机，一是金融危机，二是石油危机，三是粮食危机。

对于未来经济走势，目前存在着三种风险或担心，一个是“滞”，一个是“胀”，再一个是“滞胀”。大家分歧很大，我认为应该做更深入的探讨和风险评估。对于1970年代美国滞胀形成的原因，各派经济学者有过详尽的分析，主要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福利制度、政府行政管制等三个方面寻找原因。现在的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因此滞胀的风险确实有所增加。

戴金平(论坛成员，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对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有一种预计是出现滞胀。关于滞胀，我们会想到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世界经济，进入滞胀状态之后，没有有效手段摆脱出来。由于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如果进入滞胀，我们不进入滞胀是不可能的。“滞”的风险已经很大了，流动性过剩已经转变为流动性风险。

中国如果出现“滞”的话，就会导致结构性调整放缓。现在的紧缩政策，受损害的弱势群体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基本的思路是朝着深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不能够倒退。因此，如果这一次“紧”的结果把市场化程度高的主体牺牲掉，那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就会受到影响。

《21世纪》:在“滞”和“胀”两种风险中，哪一种局面的危害性更大？

黄益平:如果增长速度实现9%，看起来也不错。但还需要看与去年的差距，从10%降到9%可能问题不大，但从12%降到9%，结构性调整的压力就比较大。所以，从短期来看，现在通货膨胀问题非常严重，但几个月之后，增长减速的风险也许会更加突出。而且，观察过去10年通胀和出口之间的关系，大家会发现，每当出口增长大幅滑坡的时候，通胀压力就会大幅下降，第一次是在1998年，第二次是在2001年，每次出口一减速，随后就出现了通货紧缩。这个因素也使我觉得，几个月之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减速的风险。

唐旭:我觉得，中国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但3、4、5、6月份的环比增长会下降。2007年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原因之一是2006年基本上没怎么涨。2008年和2007年相比，有很高的基数，所以，到下半年，CPI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下降。

我们下半年更需要担心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货膨胀。我觉得，如果今年GDP降到8%，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不仅仅是冲击，中国经济可能承受不住。回想一下1990年代，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变为一位数，一直降到8%左右，给金融业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当时我们希望不良资产每年减少2%，结果却是每年增长2%，几年下来累积了几万亿不良资产。中国为经济减速付出的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个人希望增长能快一点，今年能够维持在10%左右，这是中国经济能够承受的下限。

范文仲:通胀其实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从趋势上来讲，翘尾因素在去年的通胀中占了4个百分点，如果扣除去年下半年翘尾因素，那今年的通胀将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趋势。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并不是很担心通胀。但这只是经济学理论上的考虑，从政策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哪怕通胀是在可容忍的范围内，都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例如，最近香港出现抢购奶粉，泰国出现抢购大米。理论界认为可以承受的通胀水平，老百姓并不这么认为。这时通胀对于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在经济领域的预测范围之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通胀作为最主要的任务来抓。我认为这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