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不同于“两极分化”

在此，有必要谈及“贫富分化”与“两极分化”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对当前贫富分化与两极分化程度的判断问题。

在许多谈及中国当前贫富状况的论著中，“贫富分化”和“两极分化”混用。实际上这是两个内涵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简单地说，前者是财富占有量的差别，是个量的概念，衡量贫富分化程度可用基尼系数等指数。后者是财富占有者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差别，是个质的概念。若大家都在变富，只是先富后富之别，那是贫富分化而不是两极分化。衡量两极分化的标志是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的产生。在中国当前阶段，集中表现在邓小平说的是否“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并因此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事物的量变会引起质变。贫富分化中含有两极分化的要素与萌芽。贫富分化的趋势如不加以遏制，任其发展，必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判断中国是否已进入由贫富分化向两极分化转变，关键在于是否已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情况。上文已说明富者愈富的情况是显著的。问题在于有没有穷者愈穷的情况？

回答是肯定的。诸如下列几种情况便是。 一、有些人的绝对收入、名义收入减少了。如买断工龄下岗并因此失业的人员；部分新退休人员；生意场上亏本或赚得比过去少了的小工商业者。

二、有些人名义收入没增没减，因物价上涨等原因使支出增加，导致实际收入减少。

三、有些人名义收入增长了，但支出增长得更多，或者说支出增长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速度，导致可支配的财富减少，负担能力下降。以医疗费而言，1990年~2004年，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大大超出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一人生病穷一家。几代人的积蓄买不到一个栖身之所。

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对当前阶段是否已出现两极分化，学者们意见分歧。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处于正常范围之内，当然谈不上两极分化。有人认为已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据前者估计，不成为问题，可以让当前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据后者估计，改革已出了大问题，或者说濒临失败了。我以为这两种估计都与事实不符。事实是:中国当前居民收入与财富占有状况差距悬殊，贫富分化严重，有些富者剥削着穷者，对这种发展趋势如不立即予以扭转，必将转化为两极分化。之所以介绍上述这些情况，目的在于说明，十七大关于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决策来得非常及时。它是一场及时雨，将润泽亿万人的心田。

针对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解决办法:“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即使收入分配差距从扩大到缩小，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意义重大。

创造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道路

十七大报告中提的“逐步扭转”，很有分寸，实事求是。因为要实现这种扭转，有许多困难。一是体制，经济体制中市场上的竞争与垄断，政治体制中中央与地方各有利益，部分官员已是富者和部分富者已加入中共（上了胡润榜单的800名富豪中，有1/3是中共党员），如此等等。二是实现公平正义是要成本的（如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三是路径依赖，经济会沿着已形成的路径惯性运行。这类困难还可以列出很多。从经济史角度看，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第一，它是一个千年难题。因为在历史上，人类自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几千年来就有贫富关系和解决贫富关系的各种主张，或患寡，或患不均，争论不断，实践不断，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但始终没有解决。第二，它又是一个当代的世界性难题。因为世界各国都存在这个问题，都在为破题而进行理论探索，或主公平，或主效率，提出并实践着各种模式（北欧式、德国式、美国式、日本式，等等），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模式和所有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解决了贫富关系问题；所有这些模式都允许两极分化，都允许资本家阶级的存在，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不合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中国现阶段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另辟蹊径，创造性地予以解决问题。在当前阶段，这个难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与两极分化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必然带来贫富分化和两极分化。市场经济与两极分化也是一对孪生姐妹。这是因为，在没有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调节，任凭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起作用的情形下，收入分配的差距会不断扩大，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问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 “中心问题”、“大问题”，指出了问题的重要性。要解决上述难题，没有现成的方案可用，出路在于解放思想，以中外的历史经验为借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广泛听取各阶层的意见，特别是贫困的弱势群体的呼声，不断地总结新鲜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趟出一条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