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中国媒体如何推进信息公开

2011年09月01日 10:51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作者:段宏庆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信息公开不能只是“一个人在战斗”

中国媒体记者不愿意申请信息公开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国记者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国记者很多时候都感觉是“一个人在战斗”。

本文前述的中国迄今惟一一起记者申请信息公开的诉讼,当事人名叫马骋,原为《解放日报》的资深政法记者。他于2006年4月18日采访上海规划局遭拒后,当月23日依据当时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申请信息公开,仍然被拒,遂于当年5月18日以个人身份提起诉讼。该案件一时引起各方关注,被法学界及舆论界视为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诉讼。但马骋起诉后受到了诸多压力,当年6月7日被迫撤诉。即便他已经撤诉,仍然被调整了工作岗位,被安排到《解放日报》集团下属的《报刊文摘》做编辑,脱离了采编的一线工作岗位。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后,马骋再次以个人身份于2008年4月8日向上海市规划局申请信息公开,于当年5月16日获取要求公开的信息文件。但文件内容却不符合他的申请要求。马骋交涉未果后,6月26日再次向法院起诉规划局。但7月9日,法院明确表示对他的起诉不予受理。

据马骋介绍,由于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他个人遭遇了诸多“意外”,除了被调整工作岗位,他的高级职称评定也被否决。为此,他于2010年4月向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上海市新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文件。但遭到拒绝,该局回应不能信息公开的理由是:会影响社会稳定。

此外,马骋2010年2月22日去小学接孩子,在校门口因停车剐蹭的小纠纷却遭人严重殴打,而上海市徐汇区警方4月27日作出的处理却是认定“互殴”。马骋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于9月30日判决撤销警方的不处罚决定。但是,随后徐汇公安分局再次作出不处罚决定。马骋再次起诉,被判决败诉。

马骋继而于2010年8月向徐汇公安分局申请公开相关治安处罚案件信息,申请未果后提起诉讼。2011年4月一审判决马骋败诉,5月底二审维持了原判。

马骋感慨地对笔者表示:“我状告信息公开案没有一个胜诉过!……与又臭又硬的‘衙门’打官司,胜诉几乎是天方夜谭。百姓只能留下一个个败诉记录让身后的历史予以评判。”

与马骋的遭遇相对比,美国记者在申请信息公开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本文前述的《纽约时报》记者戴维·巴斯托(David Barstow),当其向美国国防部申请信息公开不成功后,报社的法律顾问迅速介入,并最终打赢了同五角大楼角力的这场艰难诉讼。没有报社的支持,就没有巴斯托获得普利策奖的机会。

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美国媒体中也同样存在。彭博新闻社记者马克·皮特曼(Mark Pittman)的经历就更为典型。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央行(联邦储备委员会)向诸多投资银行做出拯救计划,提供总计2万亿美元的贷款。马克·皮特曼为此于当年5月21日向美联储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布贷款细节。因为美联储的钱实际是纳税人的钱,公众有权知道自己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如何花的。

美联储拒绝后,马克·皮特曼继续申请并增加了申请公开的范围和要求。对此,彭博新闻社给予了极大支持,并于当年11月7日向美国联邦法庭起诉了美联储。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于2009年8月24日判决彭博新闻社胜诉,但美联储提出了上诉,案件没有结束。而就在这一年的11月25日,马克·皮特曼因为心脏方面的疾病辞世于纽约扬科斯,终年52岁。

马克·皮特曼辞世后,彭博新闻社同美联储的诉讼仍然继续,最终于2011年3月2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项不受理美联储上诉的决定,确认了彭博新闻社的最终胜利。美联储也最终公开了相关文件。

通过上述对比,要真正推进中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增加中国记者申请信息公开的积极性,记者身后的媒体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媒体不能为记者提供强大支持,记者总是“一个人在战斗”,最终结果不容乐观。

期待公益组织的力量

在美国,推进信息公开制度发展的进程中,还活跃着一群重要的社会力量,这就是各种公益组织。而许多公益组织,会主动帮助媒体或者记者申请信息公开。

比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有一个名为“媒体自由和信息获取的实践课”(Media Freedom and Information Access Practicum,下称MFIA)。该实践课主要是组织法学院学生参与增加社会透明度的法律实践,甚至可以帮媒体或记者打官司。诉讼经费由耶鲁大学法学院支付,这样大大减轻了媒体或记者个人的压力。

2010年11月,MFIA帮助《纽约时报》打赢了一场针对美国财政部的信息公开诉讼,迫使美国财政部不得不公开其下属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The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下称OFAC)的一些相关政府信息。这些信息显示,OFAC在私底下给一些指定公司颁发“特别贸易许可证”,允许它们与伊朗、苏丹等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名单”的国家进行私下贸易。这些贸易许可证近一万份,主要给一些专门出口爆米花、口香糖、香烟、保健品、辣椒酱和体育器材的大公司。根据这些信息,《纽约时报》于当年12月23日刊发了一篇深度报道“美国承认同黑名单国家进行贸易”(U.S. Approved Business With Blacklisted Nations)。当然,该报道并没有简单地仅将问题关注点放在OFAC私下发证的问题上,而是关注美国法律制度的漏洞,揭示了外交政策与法律规定之间的不一致,导致美国政府出现的表里不一的现象。

对于MFIA在诉讼中的作用,《纽约时报》副总法律顾问戴维·麦克劳表示了对其的感谢。参与了该诉讼的耶鲁法学院学生之一的杰里米·库特纳(Jeremy Kutner)告诉笔者,目前MFIA还有别的信息公开案件,一个起诉纽约警察局的官司在同《纽约时报》合作。据他介绍,MFIA大概一学期能帮助媒体做四到五个类似《纽约时报》这样的信息公开诉讼。

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也有一个公益组织从事媒体服务,名为“公民媒体法律项目”(The Citizen Media Law Project,下称CMLP),这个组织主要是从事对草根媒体或者公民记者的法律援助。该组织主任戴维·阿蒂亚(David Ardia)早年曾是《华盛顿邮报》的法律顾问,有着丰富的媒体诉讼经验。他告诉笔者,之所以从事公益事业,很大程度是因为看到信息化社会发展,涌现出大量草根阶层的媒体及记者。但这些媒体或记者往往缺乏法律指导,包括不知道如何利用信息公开法律获得政府信息,而他本人很乐于去做这个工作。该组织编写的相关法律指导手册等材料,均可在网上免费下载,与此同时,该组织还有200余名志愿的媒体律师队伍,可以义务帮助公民记者进行包括信息公开在内的媒体诉讼。

除了上述大学的组织,美国社会从事媒体法律服务的公益组织还有很多。如纽约的“媒体法律资源中心”(The Media Law Resource Center),华盛顿特区的“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The 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旧金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项目”(The First Amendment Project),等等。这些组织共同的特点都是拥有专业的律师,从而可以很好地为媒体和记者提供服务。

目前在中国,专业的媒体律师数量很少,专门从事为媒体提供法律服务的公益组织则从未听说。这显然也是中国信息公开制度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综上所述,要真正推动中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媒体记者应更多参与具体的法律实践。与此同时,政府体制改革以及公民社会的建立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事实上,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诚如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耶林的名言:“法是不断的努力。但这不单是国家权力的,而是所有国民的努力。”

一位在北京打工,名叫何正文的普通农民工,曾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朴素却寓意深刻的话:“法律就是国家铸的一口大钟,你不去敲,它就永远不会响。”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法治之路就是不断敲响一个又一个沉寂的法律之钟的过程,而任何人都可能、也应当成为敲钟者。

作为中国的媒体记者,则应该时常想到,有一口叫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大钟期待敲击。

本文系作者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访问期间的研究课题之一。感谢耶鲁中国法律中心主任葛维宝(Paul Gewirtz)、中心副主任贺诗礼(Jamie Horsley),以及北京办公室负责人魏梦欣(Katherine Wilhelm)的指导与帮助。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责任编辑:hanle] 标签:中国改革 新闻专业主义 公开信息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查看跟帖]我要跟帖 0人参与  0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自动登录    注册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同步到微博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商讯

  • 单日流入资金最多个股
  • 明星分析师荐股
@/data/finance/htmlcron3/projects/other/article_zjl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