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报》:为了避免未来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国内外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霍德明:经验是现成的——既然是因为我们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了产能过剩,那么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要素价格的改革。
其实不用学国外的经验,我们身边就有很好的例子。以餐饮业为例,从南看到北,中国餐饮业“火”的程度应该天下无敌,可就是看不到什么“产能过剩”——不但我看不到,宏观调控部门似乎也看不到,因为并没有措辞严厉的调控文件下达。难道是餐饮老板个个都比钢铁老板厉害,投资出手从不出错?
当然不是,而是因为餐饮行业的价格信号非常清楚。调控部门从来不管餐厅买一斤白菜、芹菜花多少钱,也不管它卖一盘菜卖多少钱。如果说调控部门现在管到餐厅的经营,它一样过剩或者短缺。今年年初,兰州物价部门曾经对牛肉面进行了价格管制,市场很快就失去秩序了。
其实我们一直所说的产能过剩,都是落后产能的过剩。中国的先进产能其实是严重不足的。以钢铁为例,因为长期以来,国有钢厂可以得到廉价的石油、资金和土地,它当然没有积极性进行技术创新,当然会热衷于低成本战略。
正是我们扭曲的要素价格保护了落后产能,导致新能源、新技术没有生长的环境。产业整合和升级就无从谈起,我们就只能生存在国际产业链的末端。
《上海证券报》:调控政策应该如何引导未来的经济增长更有质量;如何引导现有产能的消化、整合和升级?
董先安:危机总是会过去的,但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和人民福利提高联系起来。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三驾马车:出口外贸,投资与消费。我的看法是一个大国不能靠前两个东西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如果外贸是一个主要的增长来源的话,演变到最后就变成我们的增长会影响世界的价格。
中国经济增长靠投资,这更不对,投资的目的是为投资吗?今天盖房子的目的是为了明天盖更多的房子吗?内需中的居民消费才是我们最该重视的,但也是做的最差的。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超过8%,但居民消费的GDP占比是逐年下降,现在低于40%。
提升内需中的居民消费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正途。消费与储蓄是一体的两面,提升消费等同于减低储蓄份额,老百姓对未来有安全感才会减低储蓄份额。没有金融市场中各种价格信号是没有人能够事先知道的。
扩张投资习惯的背后,除了利益之外,是过度自信和过度控制欲,在危机面前往往更严重。其实,少上几个大项目,把钱还给企业和居民,一样保增长,还能调结构。
就目前而言,帮助长、珠三角等沿海经济平稳调整有利于短期保增长,更利于吸引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实现农村人口比例每年下降约1%是包容性增长与和谐社会的硬道理。另外需要重要关注的是中等收入居民,他们近期受冲击很大。我认为,缓冲对中等收入居民的冲击,一个有效措施就是直接将个税扣除标准上提到8000元以上。以2000-8000元人群07年上缴个税1900亿元估算,相当于返还同样大的收入给他们消费。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收入调节的问题,等经济缓过来了,月入8000元以上人群猛增,税基很快就补充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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