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的四次浪潮

2009年09月07日 17:42中国财富 】 【打印共有评论0

六十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被逐渐逐出分配领域,政府逐渐包办了所有分配环节;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得以重新进入分配领域,而且逐渐确立了对收入分配的主导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分税制的推行,“国家能力”得以大幅提高,国家通过公共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大大增强;进入21世纪后,一个新的名词逐渐为公众所熟悉——第三次分配,“5·12”地震后国民和企业表现出来的捐赠热情似乎显露出了第三次分配兴起的端倪。

□ 本刊记者 | 张由存

“国民收入差距是否仍在继续增大?此中究竟谁得谁失……多大程度上收入差别是由职工个人收入差距增大所致?别的因素又有多大的影响?最后,政府通过税收、福利制度进行的资源再分配对前述趋势有何影响?”

200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发布的分析报告《增长不公?经合组织各国收入分配和贫困状况》引述英国广播公司2008年2月所做的一项民调结果说,来自三十四个国家的受访人中约2/3的人和五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约80%的人对第一个问题给出了消极回答,认为“过去几年中经济发展”没有得到公平分配。

但报告的起草人明显受到了各国政策差异的困扰,因而没有对前述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实际上,正如中国六十年收入分配史所表明的那样,除了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由现实经济需要、意识形态、显性制度、现实权力结构、文化传统构成的政策运行平台,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实际结果同样至关重要。

平均主义理想的破灭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而且“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均应得到鼓励和扶助。

《共同纲领》提出的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整风运动中所表达的理念”,而按照毛泽东的理论,新民主主义不是新中国建设的目标,而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彼岸是一个“平等”和“民主”的理想世界。

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一致表明,毛泽东所谓的“平等”实际上是中国古典平均主义、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赤贫思潮和战时平均主义结合而成的一种平均主义理想,此中,他青年时期的偶像康有为所著的《大同书》和长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的痕迹尤为明显。1970年,毛泽东曾告诉来华访问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小学时代,他就开始接触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借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特别是康有为借孔子之名而倡导的没有私人财产、没有私人产权、没有土地买卖、没有私人工业、没有私人商业、没有家庭,代之以公共医院、公共护士、公共福利、公共教育、公共老人院和公共墓地的“大同社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函亦师亦友的黎锦熙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他还反复向埃德加·斯诺说起战争时期的供给制,慨叹此种战时平均主义的可贵和难以保持。

1955年,毛泽东决定加快向他的理想社会过渡的进程。当时,农村的阶级剥削已经被消灭,农民所表现出来的集体化热情令他激动不已;虽然大部分城市工商业仍然被私人所掌控,但毛泽东相信掌握了城市工商业的资本家只是一群很容易就范的猫,只要往他们的背上涂上辣椒,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去舔它,而且会为能舔到辣椒而高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斗私”,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至少口头上同意放弃五花八门的思想,愿意向他的思想看齐。另外,斯大林的逝世客观上赋予了毛泽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三世界新领袖的地位。虽然他很少走出他的书房,但丝毫不妨碍他的威望的提高。当时,进京的列车上,女播音员会用清脆的声音告诉乘客:“我们就要到达北京了,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但是,他的决定未能立即得以实施,主要原因是他的很多同事对依靠大规模群众运动推进集体化提出了异议,他们更倾向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发展战略,认为“多快好省”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急躁冒进。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全面铺开之后,形势才变得对他的决定有利起来。“反右”运动中,反冒进思潮被当做右倾保守主义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趁着批判反冒进的时机,1957年冬至1958年春,毛泽东部署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此间,三个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是为完成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不少地方采取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劳动力调配突破了原来的社、乡、甚至县的界限,出现了所谓“联队”、“联社”的现象。二是劳动力调动频繁致使原来的评工记分制度实施起来相当困难,而且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确表现出了不分昼夜、不计报酬、不计较本社利益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三是不少合作社兴办了托儿所、公共食堂、老人院,以缓解农田水利建设带来的劳动力压力;与此同时,受工业大跃进的影响,不少合作社建立了工厂、学校和民兵组织,形成了一个个集工农兵学商于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发展的综合体。

毛泽东由此倍受鼓舞,开始考虑组建更大规模的生产组织以适应新的生产形势。最终,毛泽东选择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而且只用了七个月左右的时间(从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都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小社并大社”到1958年10月底全国99%的农户参加人民公社)就基本实现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基本是依照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理想建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曾公开说“《大同书》所写就是我们共产主义者要建立的理想社会”,而且指示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里面就包含《大同书》的内容。河北省徐水县是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去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时,随身携带的就是《大同书》。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亲自去徐水县视察,观察问题和提出建议所依据的亦主要是《大同书》的蓝本《礼记》的内容。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对出现的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予以了高度的关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收到了河南省《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如获至宝,对《简章》提出的粮食供给制特别赞赏。当他向与会政治局委员描述如何办人民公社时,特别强调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有很大的弊端,到了社会主义不是非要实行不可的制度。”他认为,工资发给个人,不发给家长,粮食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虽然中央有关人民公社的决议规定,人民公社仍然应该以按劳分配为主,但是因为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积极推动,各地人民公社成立后,基本上实行的是“供给制为主、工资制为辅”的分配制度。供给制的类型大体可分为三种: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伙食供给制(免费供应粮、菜、油及柴火等)和基本生活用品供给制(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公社全部包干)。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采取的供给制类型就相应不同。截至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的1958年10月底,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5省5254个公社中,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的占21%,实行伙食供给制的占61.3%,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的占15%,实行全供给制的占2.7%。作为刘少奇亲自抓的典型,河北省徐水县9月20日公布的《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全县实行“十五包”,吃、穿、住、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由县里统一包下来。

与农村相比,城市的分配状况很令毛泽东感到沮丧。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虽然城市里出现了郑州红旗公社那样的城市公社典型,但终究没能得到推广,等级工资制仍然是城市分配制度的主体,而特别令他感到不满的又是“等级森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等级工资分配制度。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随后颁布的新工资标准将工资等级分成了三十个级别,最高560元,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为649.6元,最低18元,加上物价津贴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差高达31.11倍之多。1956年6月,国务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整,最高与最低工资之差缩小到28倍,但如果加上每一级别中的等级差,最高与最低工资之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到了36.4倍。

毛泽东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等级工资,特别是工资级差太大极为不满,认为“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为了缩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间、干部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工资差距,毛泽东曾多次建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甚至想到过恢复战争时期的供给制。他越到后来越确信,废弃战争时期的供给制,改为等级工资制,未必是一种进步,而是共产党人为迁就现实而做出的让步,结果却让出一个“森严”的“等级制”来。“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

但是,城市的收入分配状况始终未能如毛泽东所愿。1974年,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 “(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那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市场主导分配体制的确立

论及改革开放后的分配制度变化,就绕不开1977年春至1978年冬的四次按劳分配理论大讨论及讨论的主要发起人于光远、苏绍智和冯兰瑞等人。正如1978年11月3日第四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结束后《人民日报》刊发的报道所言:“(讨论)一扫‘四人帮’造成的理论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逐渐消除了广大理论工作者心有余悸的精神状态。”更重要的是,讨论凸显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困境,直接催生了1978年后的分配制度改革。第三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后,邓小平授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撰写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经邓小平审阅后交《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该文与六天后《光明日报》刊出的《真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犹如两枚射向“两个凡是”的炮弹,引起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不安。就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发表两天后的1978年5月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从《通知》中,普通中国人第一次听说了奖金、津贴等激动人心的名词,中国的新一轮分配制度改革就此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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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 wang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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