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做乌龟而不是鲇鱼

“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成为2001年“中国首富”后到央视参加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时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很平实，但却极具开创精神。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商人都是“夹着尾巴富起来”的，而取代荣氏家族戴上首富桂冠的刘永好却直面应对，令许多企业家诧异。

但第二年的情形突然有了变化。一份关于富豪偷税的调研报告广为传播，这份报告称：“目前我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于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

这一事件加重了社会的仇富心态，一些本来决定当鲇鱼的企业家，情愿做起“乌龟”来。

2003年是社会仇富心态集中爆发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22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掌门人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同乡枪杀；2月12日，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乱刀捅死；8月17日，甘肃地产商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直到现在，贫富差距之大仍是政府的一大心病。特别是最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鸿沟越来越大。

对政商关系边界难以把握精准，是民营企业家的另一件头疼事。十年间这一群体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江苏商人严介和是第一种类型。他从创业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智慧，他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承接的几乎全是政府项目，他说：“和政府打交道没什么风险，你要想着真正为政府分忧，并且去做了，就会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然而他最后也是在政商关系上栽了跟头，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曾把旗舰业务公司从江苏迁到了上海。

原上海福禧投资掌门人张荣坤和原茂盛集团掌门人刘根山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两位上海商人虽一少一老，都是“公路大王”，都与上海社保案有关。

因为可以借助政治杠杆，张刘二人的经历和手笔让人惊叹。张荣坤以13亿财富登上2002年胡润百富榜时为34岁，仅比榜单上最年轻的富豪、大连实德掌门人徐明大3岁。事实上，他的真实年龄只有29岁——因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出于掩盖资历太浅而蹿升太快的目的，张荣坤把自己的年龄虚报了5岁。

台州商人邱继宝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他是6年前就曾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称为“国宝”的缝纫机大王。今年年初，邱继宝执掌的飞跃集团资金链就已非常紧张，但在3月份北京召开的“两会”期间，他还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出现，大谈“自主创新”。5月份飞跃可能破产的消息传出后，坊间大惊。然而，各级政府部门都乐于伸出援手，从椒江区政府到台州市政府，再到浙江省政府甚至商务部，均非常“踊跃”。

第四种类型的代表性企业家是无锡尚德掌门人施正荣和江西赛维掌门人彭小峰，为了引入太阳能产业，江苏无锡政府和江西新余市政府分别对施彭二人的进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无锡市政府敦促国资入股给尚德成长以关键推力，上市前又责成国资悉数退出以防牵制其将来发展，而当尚德和赛维走向正轨时，政商边界相对分明，这也是两家太阳能旗舰企业迅速腾飞的关键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