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成熟与未来

财富社会的主角并不单独属于富豪这一群体，普通民众的见闻感受是社会财富观变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史玉柱几度沉浮，从卖汉卡到卖脑白金，再到以网游公司掌门人的身份在纽交所成功上市，人们看到了“巨人”的坚忍。同样，当不少企业家在政商关系上一筹莫展或是遭遇滑铁卢时，万通掌门人冯仑“择高处立”“同心同德，予以不取”的建议让人醍醐灌顶。

当然大众有时会表现得过于苛刻。史玉柱曾委婉地批评大众的不够宽容：“社会对我的要求比对陈天桥、丁磊的要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中国人骨子里是成王败寇的思维……做了希望小学，我不敢说，说了媒体会骂我，投资华夏银行赚钱，也是我的错，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说我投机。”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连同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他们与欧美的变迁和欧美富豪的财富观、管理理念、社会责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仍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产业的集中点在房地产，而欧美国家已经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在欧美国家，个人英雄创业的年代已经过去，品牌时代深入人心，而中国企业和大众对品牌重要性的整体认知度较低……

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果说2002年前“中国首富”在荣氏家族和“饲料大王”刘永好间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国的体制特征和农业大国的国情的话，那么之后“IT新贵”丁磊、“零售巨子”黄光裕登顶富豪榜，是暗合了世界经济的潮流和产业特征——网易对应的是微软，国美对应的是沃尔玛，而中国正是2001年底加入WTO的。当然中国企业的“内核”远不够成熟，羽毛还远不够丰满，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外部环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善，比如当年万众期待的“非公36条”颁布两年多，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民企进入垄断行业的夙愿依旧如镜花水月。

而当去年虚拟经济的泡沫退去、今年内忧外患重重之际，中国许多民企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境遇，甚至要甚于十年前。看来，中国富豪即使想做鲇鱼，也得先学会做只顽强却善于变通的乌龟，当然，此乌龟不是十年前的彼乌龟。

20世纪的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身上，似乎再适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