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英国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在他的书中提到过美国明尼那波利斯市一座公园里的雕塑《无语》，那是一个铜铸的挺立的雨衣，但里面空空如也。汉迪借助“中空雨衣”（empty raincoat）来比喻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虽然他们表面上拥有很多东西，但是真实的自我却消失了，雨衣里面应该存在的“人”也消失了。

汉迪推崇那些“受内在力量驱动的人”，他们可能是受人瞩目的大人物，也可能只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基本上已经超越了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更多地关心道德与社会，他们的价值体系基于对个人发展、自我实现、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生活质量的关注上。

最近，涌金系掌门人魏东自杀身亡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这位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江湖中的“最后一位大佬”，以纵身一跳的方式结束了人生。他在遗言中一再陈述，自己也是一位抑郁症患者，且已经无法摆脱这个疾病的困扰。

许多人为这个资本精英的选择而唏嘘不已，但魏东选择死亡的真正原因，人们并不清楚。目前流传开来的各种各样的猜测，或许都难以洞悉其真正的缘由。死者已矣，任何的猜测对死者而言都已意义不大。

不过，如果一定要给魏东归一下类的话，他大致可以划入赢了财富，输了人生的一群。个人财富数字的巨量增长，没有换回来幸福指数的相应提升。疾病的折磨、外部的压力，沉重地压在一个步入中年的金融精英身上，让其内心里无法阳光，身心难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魏东心中那个“真实的自我”消失了。

之所以要将魏东归一下类，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商业界以及金融界，多了财富数字，却少了幸福指数者，并不是个别案例。当然，每个人背负压力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可能迥异，但若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这些企业家与金融家的生存状态，则可发现，一类人群的生存现状，其实背后暗藏着社会的原因乃至制度的原因。尽管不是所有承受巨大压力者都必然是抑郁症的患者，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他们却都可以被称为“病人”。

企业家以及金融家们，其压力的来源或许单纯为商战的艰辛，或伴有个人的性格因素以及家庭因素——这些压力不足为奇，但我们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则由于特定的时代原因，或为所谓的“原罪”而背上历史的包袱，或为商业潜规则盛行而内心惶恐不安，或为财富源自“灰色”甚至“黑色”地带，其心灵备受煎熬。

按照康德主义的经济伦理，一个商人，如果根据道德准则行动，他（她）会获得内心的光明，也将创造出财富。道德哲学只是一种沉思，并不需要社会科学提供的知识。很多人相信，康德主义的公司理论解决了经济伦理学的基本难题——按照道德准则行动会不会影响公司赚钱？答案是，它是可行的，并且能够赢利。

但如果有人追问，当其他企业的做法明显不符合规范的时候，一个希望行为符合伦理的公司该如何行动？一个企业家又该如何抉择？这事实上涉及到了经济伦理的基本条件，也就是制度的完善以及游戏规则的透明。

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中，有些时候恰恰缺少了这些条件。当权力与财富过于接近、关系过于暧昧之时，制度的漏洞以及权力的缺少制约往往给了一些铤而走险者获得财富暴增的机会。在“灰色”乃至“黑色”地带产生的财富，与顶尖的管理理论无关，与企业家精神无关，却与法律以及道德相关。在法治尚不够健全的时段中，道德的自省或可成为压在一些人身上的沉重的枷锁。

在中国社会通往更文明、更进步的征程中，转型阶段终究只是其中的一小段路。制度的日益完善，权力的日益透明，法治的日益清明，都意味着商业精英与金融精英的“草莽时代”逐渐成为过去时。中国的精英阶层要想由富而贵，要想拥有财富数字的同时并且内心灿烂，如何选择不难认知。

无疑，一个人追求心灵的阳光与自由，必须告别“中空雨衣”，必须依赖道德准则行动，必须在法律的既定框架中行动，服从于心灵的内在选择和驱动。包括巨量财富的追求者在内，都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的常识。商业精英亮出的道德标杆，将有益于消弭精英和大众之间那条“越来越深的裂痕”，不仅满足自己内心的道德需求，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