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中国落后是惊人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不走民主道路就不可能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详细]
我们不得不决定的是:政府在思想市场上是否像一般假设的那样无能,从而,我们就需要减少政府对商品市场的干预?或者,政府在商品市场上是否如同一般假设的那样有效,从而,我们就需要增加政府对思想市场的管制?[详细]
改革初期,我们在保持国有经济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这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但它们并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取代,而是逐渐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的重商主义式体制。[详细]
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摸到现在正好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变成了这种情况。所谓“中国模式”就是GDP增长快,实际上就这一件事情,是中国引以为自豪的,而造成这个增长的代价太大。这不是一般的破坏和浪费,而是竭泽而渔。[详细]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不能因为现代化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社会革命是绝对不可取的,中国不能再折腾了,但是思想革命呢?[详细]
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自然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这种体制虽然在发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详细]
当今中国正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这个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详细]
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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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很危险,这是印尼苏哈托的路子,菲律宾马科斯的路子,压制民众的权利和企业的权利,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详细]
大的制度转型需要200年左右的时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到2040年刚好200年,也就是再过30年,中国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就会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再过一些年,看政治制度就跟现在看国企的问题一样,剩下的只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问题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