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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湘赣三省欲联手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 武汉牵头

2011年01月29日 00:30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谭洪安,郑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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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整整100年前,武昌起义打响了终结2000余年帝制统治的第一枪,而武汉三镇,也是风起云涌的中国近现代史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过去的二三十年,“九省通衢大武汉”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版图上日益边缘化,湖北的地位和实力也随之低落,以至于有所谓“中部塌陷”之说。

武汉亟须自救,湖北渴望自强。昔日中部老大的重新崛起之路在何方呢?酝酿多时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或许是一个最佳突破口。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中国经营报》:“中部崛起”早已成为国家战略,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也为人所熟知,那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概念又是怎么产生的?与前两者的关系如何协调?

秦尊文:无论是武汉城市圈还是长江中游城市群,都共同置于“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之下,彼此呼应、互相包容。2002年,湖北首次推出“1+8武汉城市圈”战略,这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发动机,或者说后者就是前者的“放大版”。湖南长株潭3+5城市群,江西环鄱阳湖城市群,加上武汉城市圈,三地紧密相连,均以长江中游为纽带。

长江中游地区,历史上本来就有较多联系。如近代史上著名的“汉冶萍”(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组成,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中国革命史上彭德怀等开辟的“湘鄂赣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南局”(下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6省,驻地武汉市,1954年撤销)。如今国家设在武汉的华中电网、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民银行等机构,仍管辖湘鄂赣三省,外国驻汉总领事馆和外资银行武汉分行,业务通常也覆盖这几个省。

大约在2000年前后,湖北有人提出将武汉市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我写过多篇文章提出质疑,认为武汉以及整个湖北都不可能单独成为“第四极”。2003年,我倡议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昌九景(南昌、九江、景德镇)城市群应联手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共同打造“第四极”。

现在看来,这一思路已得到鄂湘赣三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官员认可,湖北省把它写进了“十二五”规划,国家有关部委对此也很重视,2010年6月12日国务院公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将上述地区统称为“长江中游地区”,这无疑有利于紧密合作的经济板块真正形成。

《中国经营报》:长江中游城市群涉及跨省合作,但主要构思由湖北方面率先提出,又以武汉城市圈为“重要发动机”,湘赣两省是否会心甘情愿积极呼应呢?

彭智敏:长江中游城市群面临的最大问题,正是跨省区经济合作可能遇到的行政阻隔。湖北率先提出这个想法并热心推动实施,人家可能就会问:你们是不是想竖起大旗让我们跟着走?其实,早在1987年,中部便成立了一个武汉经济协作区,以武汉为中心,横跨湘、鄂、赣、豫四省,由31个城市组成,覆盖国土面积近40万平方公里,人口1.5亿,规模和声势都很大。不过,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武汉及湖北与周边省市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很难再一呼百应。

鄂湘赣三省之间的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及工业化程度都很类似,彼此竞争大于合作。迄今为止,武汉市对“1+8武汉城市圈”内部的产业和资本注入还都很有限,产业转移的规模也比较小,对周边省份相邻的城市,如岳阳、九江、信阳等,还有一点辐射力,对长沙、南昌影响就很微弱,更谈不上在湘赣两省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能发挥多大作用了。

再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当初政府提出“五个一体化”(即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与生态一体化),最好办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各市都愿意高速公路修到家门口,但最难的是产业布局一体化,各地政府财政独立收支,谁都想产业升级转型,凭什么我的优势产业要归你?地方官员们都是“原则上同意”,具体实施起来却很保守谨慎,关键是产业布局一体化后,税收分成等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

有些阻力来自垄断企业和部门,长株潭城市群可以采用同一电话区号,但武汉城市圈各城市也希望仿效时,电信部门就不乐意了,因为区号统一后,他们就少收了一大笔长途话费。湖北省内城市之间的协调尚且如此之难,跨省合作,谈何容易?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中国经营报》:你们都提到,武汉曾经有辉煌的历史,对周边省份也有很强的经济辐射力,它为什么会落到近年来如此尴尬的境地?

彭智敏:明清时期全国有四大名镇,湖北汉口、广东佛山、江西景德镇和河南朱仙镇,汉口只是武汉的一部分,却公认排在首位,武汉三镇的繁华鼎盛可见一斑。据1900年的统计,世界上共有11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武汉是其中之一,20世纪前期,国内最大城市一直都是“大上海”和“大武汉”。

抗战爆发后,1938年“武汉大会战”前夕,国民政府动员的产业和人才大规模西迁,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元气”,也促成了事实上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使得重庆、四川、陕西、贵州以及昆明、柳州等省市,乃至偏僻的湘西地区,工业都得到发展(其中“陪都”重庆受惠最多,1935年该市不过30万人,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达到124.5万人),而武汉自此走向下坡。到新中国成立时,武汉不再是“老二”,在全国五个200万人口以上城市中,武汉退居京沪津沈之后,排名第五。

秦尊文:截至20世纪80年代,即计划经济主导的时代,湖北省经济实力仍比广东要强,如当时的物资部设有武汉总站,管理广州站、襄樊站等,负责调拨物资,可见武汉地位之高。到1986年,武汉工农业总产值为沈阳所超过,后来再被广州超过。1986年,刚刚起步的深圳特区,工农业总产值甚至比不上我的家乡湖北荆门市,现在两地经济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了。按那个年代的划分口径,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江苏省属经济发达地区,湖北和广东一样是较发达地区,在中西部是唯一入围省份,那时候浙江、福建的实力还排不上号,现在回过头看,根本难以想象。

1987年3月,湖北社科院首次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当时的理由是,如果湖北再不加快发展,就要让广东超过了,如今广东经济总量已是湖北的三倍(分别约为人民币4.5万亿元和1.5万亿元,2010年统计),想起来是不是有点可笑?进入21世纪,再度提出“中部崛起”,是因为中部事实上早就“塌陷”了。

过去二三十年来,尽管武汉及湖北也在发展,但别人速度更快,距离自然越来越大了。其中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首先是政策倾斜:20世纪80年代,广州和武汉都是副省级计划单列市,但广州享受特殊政策,上交中央财政收入基数小,并且规定五年不变,而武汉每年上交数额比广州多,且年年递增,当时的所得税率武汉是35%,广州和深圳是15%,广东收得少投得多,加上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经济自然飞速发展。发展差距拉大,待遇出现落差,优秀人才纷纷“孔雀东南飞”,这些年我到广州、深圳出差,发现那里好多大学老师,都是从武汉各大高校跳槽过去的。

其次是湖北省内部思想解放不够,“官本位”严重。总之主客观因素都有,完全把责任推到中央也不符合事实。同样是中部省份,二三十年来河南发展就比湖北快。1982年,河南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比湖北多大约8亿元,人口却多2000万~3000万,人均产值湖北遥遥领先,但2010年河南GDP接近2.2万亿元,比湖北多出6000多亿元。两省都是农业大省,但河南的农副产品加工、增值、转化较好,而且河南的县域经济和中等城市都比湖北发展得快。

回顾武汉和湖北过去数十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如果20世纪80年代发起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武汉一定是老大,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现在就不行了。当然人家也不会反对,有好处可以一块干,如果感觉好处不大,吸引力自然就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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