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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从技术性破产到全球三甲

2009年09月25日 22:45华夏时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本报记者唐玮贺江兵北京报道

从技术性破产到市值全球三甲，这接近于奇迹的事件，正是由中国的银行创造。

金融是国之枢纽，银行是金融的主体，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俱荣。

还记得美联储的冷淡吗？还记得那铺天盖地的“技术性破产”的质疑吗？一位国有银行的高官曾经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当初我们要去纽约开分行，招呼我们的是美联储最最普通的职员；现在却让我们收购他们华尔街赫赫有名的金融大鳄，“我们不知道风险有多大。”

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和优越的政策环境，和轰轰烈烈的银行改革，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时，国际银行业正因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而“大修”，这为中国银行业赢得了一个发展的“时间窗口”。

用中行副行长朱民的话说，银行业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战国时期。全球的银行业正在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结构性的调整，中国银行业必然会在未来的混战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毫无疑问，中国龙正在腾飞。

从“技术性破产”到全球三甲

根据法国财经新闻社《财经周刊》的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工商银行已经以2570亿美元市值高居榜首，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列第二、第三位。中国交通银行以约593亿美元居全球第13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牌西方大银行市值严重缩水，花旗集团市值由两年前的2560亿美元缩水至145亿美元，排名一落千丈。

而在次级房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6月底，在全球市值最大的15家银行中，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和汇丰银行位居前3名，市值均超过2150亿美元，而工行、中行和建行分别是第四、第六和第七名。

类似消息已经屡见不鲜了。今年以来，工行、建行和中行在各种排名中经常位列全球前三甲：今年2月，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的世界各大银行市值排名中，占据了前三名的位置；4月，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了BrandZ品牌价值排行榜金融机构类榜单，前三名同样是工行、建行和中行。而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分别下滑到第8名和第11名。

将日历往前翻几年，2001年底中国入世后，境外媒体的大标题经常是中国国有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虽然当时政府已经对四大行进行了第一轮救助：2700亿元注资和1.3万亿元不良资产的剥离。

从“技术上已经破产”到全球三甲，引起如此翻天覆地质变的原因，不仅仅是一场金融危机。

中银国际的评论称，金融危机下，全球经济出现结构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成为世界金融秩序的新兴力量。由于中国市场尚未完全开放，因此在金融危机中受伤最轻，有毒资产很少，使中资银行的盈利和市值超越深受金融海啸重创的欧美银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及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中国银行业在世界银行业的位置将日益重要。

“规模、业务发展快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是改革后体制上、机制上的变革。”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对《华夏时报》记者说。

“背后有两条主线，一是财务上，剥离、注资，充实了资本金；二是机制上，银行从附属机构，真正成为了自主经营的股份制机构。正是改革，给了银行重生的机会。”建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补充说。归功于银行改革

再将日历往前翻，那场轰轰烈烈、一波三折的银行业改革历历在目。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擦身而过，却为中国敲响了警钟，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金融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资本账户谨慎开放、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成为金融发展的主基调。

虽然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就指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虽然1998年后的3年，政府对国有银行进行了首轮救助，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外界还是毫不留情地将中国的银行定性为“技术上已经破产”。

改革迫在眉睫。2001年12月，经过多轮辛苦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根据入世协议，中国银行业将在5年过渡期内逐步开放，过渡期后全面开放，国有银行将直接与“狼”共舞。

怎么改？国有银行产权改革模式还是股份制改造？股份制改造是分拆模式还是整体股份制改造？这些疑问，时时敲打着各界的神经，无法懈怠。

时不我待。2003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有银行改革何时启动；2004年的两会上，国有银行改革能否成功依然是最为关注的问题，温总理将银行改革称为：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003年12月30日，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悄然注入中行和建行。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这场注定轰轰烈烈的改革的大幕也已经悄然拉开。

2004年1月6日，这一天在中国金融史上注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行和建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公布。股份制改造的核心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主要内容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严明的内部权责制度，形成良好的财务约束和内在风险防范机制，同时要进行相应的财务重组，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建立良好的财务基础和严格的财务标准。

随后，坐落在西长安街那座壮观的中行大楼边，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有不少的哥在那儿“趴活”，因为他们通过内部的交流系统知道，这里每天都有上百人工作到半夜，然后打车回家。

这些都是在为中行股份制改革这场“破釜沉舟”的战争而努力工作的人，包括其财务报告的审计师——普华永道的工作人员。

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改革的三部曲被有序地推进。

这期间，不得不提至今仍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汇金公司。2003年12月16日，汇金公司悄然挂牌。不同于现在闻“汇金”而色变，A股市场也随汇金的动作而波动，当时恐怕没有多少人了解到，这家公司会对中国的金融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

随后，汇金在银行改革中一直扮演着出资人的角色，中行、建行450亿美元；工行150亿美元；到后来光大、国开行的200亿美元。而在注资后，汇金公司开始在国有银行建立的良好的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引进战投一波三折

有必要回忆改革中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因为战略投资者的“收益”与“付出”能否对等，也是备受质疑的问题。因为，现在看来，入股中资银行确实是一桩合算得令人诧异的买卖。当时却有许多条件限制。

2004年8月，交行与汇丰银行举行入股签字协议，根据协议，汇丰银行入股交行，入股比例为19.9%，投资总金额为144.61亿元，成为了交行第二大股东。交行也成为国内第一家引进国际一流商业银行参与董事会管理的大型商业银行，加快了自身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

而另一个金融巨头花旗，也与建行相谈甚欢。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不仅找了国际金融巨头，也找了多家国内企业，结果只有长江电力、国家电网、宝钢集团愿意出资共同发起，但积极性也不高，中海油、中国人寿都放弃了参股。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亲密接触”，国际国内金融界都认为花旗参股建行是板上钉钉的事，花旗突然于2004年10月改变态度，希望以低于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参股。这即是法定意义上的贱卖，建行坚持不同意，谈判无功而返。2005年3月，时任央行副行长的郭树清临危受命出任建行董事长，断然结束与花旗的谈判僵局，开始与美国银行的引资谈判。

对于为何不在国内引进战投，建行独董、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宋逢明在接受《华夏时报》专访时表示，建行所要的不是资金，而是技术资源和管理经验丰富的机构，简言之，要建世界一流的银行，就要找世界一流的战投。

承诺不在中国做零售银行与建行竞争，承诺永不控股，不派管理者，踏踏实实协助，美银的诚意和背景都很切合当时建行所需。“如果单纯想以价格吸引，完全可以把价格压低与花旗合作，但明显不合理。”建行董秘陈彩虹接受专访时表示。

需求的切合，使得建行与美银的艰苦谈判在三个月后就达成了协议。虽然美国银行当时对于这笔投资也有异议，但时任美国银行董事长兼CEO的刘易斯力排众议，使得这项协议得以通过。

与美国银行相似的是，多数国际银行在入股中国银行业之初，都遭到了其国内的反对。

2005年3月，中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签署了备忘录，消息传出后，RBS的市值在一天内蒸发了17亿美元，RBS受到了股东和部分舆论的压力。随后的7月，有消息称RBS要以50亿美元入股中行15%，其股价持续下跌。最终，RBS屈于股东的压力，引入李嘉诚的私人基金和美林国际，分享5%的股权。

“这些波折表现出的是当时国内外对中国银行业的真实看法，对于已经财务重组的中国银行业大家持保留意见，对于控制不良贷款的能力还有质疑。”郭田勇说。

这些已投资中国银行业的国际银行的CEO们，现在纷纷庆幸当初能力排众议，在金融风暴肆虐时，投资中国银行业的匪浅的获利，使其依然能屹立不倒。最成功的美银CEO刘易斯因此而获得支持率大增，虽然他因投资美林巨亏而被罢除董事长一职，但他的境遇比花旗前CEO普林斯要好得多了。

而在金融风暴中，中资银行成为了陷入困境中的那些曾经的金融大佬们的救命稻草，纷纷抛出橄榄枝，希望中资银行能入股，这与以前高高在上的态度截然相反，但中资银行较为谨慎。

利用时间窗口发展

这是对于风险的谨慎，中国银行业才能在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

从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到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经历了两次危机的洗礼，也正是在这两次危机中，中国银行业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资本充足率达标资产占比从2003年底的0.6%上升到2008年末的99.9%；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从2003年底的17.9%下降到2008年末的2.4%，拨备覆盖率从2003年底的19.7%上升到2008年末的117.9%；资产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银行标准。

当然，未受波及有客观原因。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于9月8日在北京表示，一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和优越的政策环境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中国的审慎监管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三是中国银行业涉足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结构化产品市场不深，还有，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还在稳步推进，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火墙的作用。

内功似乎已经节节攀升，对外投资、国际化，这些以前就提出的口号似乎也有机会有条不紊地落实。

“在此次危机中，中国银行业保持了健康发展的态势，而国际银行业受到一定的重创，正在进行‘大修’，这为中国银行业赢得了发展的‘时间窗口’。”王华庆说。

正如接受银行家协会调查的银行家们所表示的，由于中国银行业在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声誉获得极大提升，增强了客户对国内银行的信心，中国银行业良好的声誉也推动了海外业务的发展，包括设立各种类型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以及银行并购。

“全球化是趋势，中资企业的国际化需求也越来越多，中资银行也需要随之发展。”郭田勇说。

中资银行也正加紧布局海外的速度，并向多元化及综合化的方向迈进。其中，中国建设银行纽约分行及其在欧洲首家全资子银行——建行伦敦相继开业；近两年斥资60多亿美元在印度尼西亚、澳门和南非收购银行股权的中国工商银行，于今年6月宣布以8020万加元(约7300万美元)收购加拿大东亚银行70%股权，拓展北美地区市场；农业银行也计划在纽约和伦敦开设分支机构，借此建立商品方面的全球交易系统。

建行副行长朱小黄也强调，实际上，近十几年来，中国金融体系整体实力，发展创新的活力，抗风险能力还是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归根到底，这个提升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

尽管尚有不足，但中国银行业已经与改革之初不可同日而语，中国龙的崛起让世界侧目。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开始，必将腾飞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