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1砍手党的凶狠和残忍令人震惊

凤凰网财经：这件事情是怎么引起您的关注的呢？

傅剑锋：我是2005年1月份的时候开始关注砍手党乡村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关注呢？是因为2004年底2005年初，那个时候我还在深圳工作，当时深圳的治安非常乱。2004年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起非常震惊的砍手事件，就是在马田村，也是我报道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马田村的天桥上是闹市区。有一伙十九个人的小伙子，看起来就是十五六岁，他们拿着砍刀要抢一个男的叫余富兵这个人的包，结果这个人就不肯给。然后这群抢劫者就一刀把他的手给砍下来了。砍下来之后，这个余富兵当时没感觉，他不知道自己的手被砍下来了。他看到自己的包被抢走了还追过去，想去把这个包抢回来，结果跑了两步就发现自己的手掉在地上。

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个案例，引起的震动非常大。媒体最后公布了这个事情。我们一个同事当时报道的时候，一个被抓的小伙子说我们抢的不是很多，我们村里面不是我一个人出来干，我们整个村的人都出来干。当时听了就非常震惊，所以我就想要去了解这个山村。

part02温江村土地贫瘠无法种粮 十分贫困

傅剑锋：我当时对这个山村的推测是两种，一种是那个地方本身民风非常彪悍，另外一种是那个地方贫困的教育加上彪悍的民风结合起来，然后又在城市里面衣食无着，才走上这样的路，我们后来就去了这个山村。

一开始去那里我也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因为那里好多人好多人都参与抢劫，我去那里家属问，你们家小孩有没有参与抢劫，是不是人家会拿刀砍我，这种顾虑我都是有的。

第一次进入这个山村的时候，周围的人听不懂我们说的普通话，因为这个山村好多人，特别是老年人是很封闭的，年轻人很少，都在外面打工，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后来我碰上一个年轻人，向我迎面而来，他用一种很古怪的目光看着我，我向他问路，他说你是卖洗发水的吧？

这个山村很少会有外地人进来关注。山村靠近越南，离越南大概是十多公里，离这个县城有三四公里，是这么一个地方。外地人到他们那里很少。第一次进入山村，我基本上是很失败的回来了，因为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村，也没有办法交流。

我后来考虑了一下，跟这些村民交流最简单的办法，一定是找到他们的乡村精英，这些乡村精英可能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小学教师，一种是村干部。我就想村干部也许警惕性很高，所以就去学校里面，他们那里有一个温江村小学，我跟那些老师慢慢的交流。然后我跟他们慢慢地说明来意，他们也信任我了，带我到他们村子，后来他们老师就找到书记冯成金。

冯成金带我走访了那些抢劫犯的家庭。我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些家庭没有一个因为抢劫而变得富有的。他们其实非常贫困。印象中我去过的只有两户人家是砖房子，其他的都是那种土房子，很多可能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到处都是开裂的。

当时我走访他们乡村的时候，心里感觉特别难受。一方面，他们犯罪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犯罪，很多并不是存心的犯罪，他们好多是农民，是去深圳打工的，他们为什么会在深圳犯罪？

我去他们那个村庄看到，村庄是属于桂林的喀斯特地形区，到处都是山地，土地非常的薄，用锄头锄两三下就见底了，下面都是石头，种不出庄稼来。

所以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有两条出路，一个就是打工，另外一条就是去挖矿。他们那是锰矿这种稀有金属的矿，我见过他们的矿洞，非常的小，只能够一个人钻进去。后面很深很深，有时候下雨，就会塌下来。

所以有人就跟我说，挖矿死在里面还不如抢劫什么的，还可以享受到几个钱，挖矿挖着挖着就死了。我就是在这个走访过程中认识阿星的。

那时候阿星刚好从东莞的一个小五金厂里头打工。然后返回到家乡。他为什么返回呢，是因为那个工程好像很累，而且他的机器坏了，都是些汽油，如果呛了，这个人就吐血了。所以他就不打算在里面干了，刚好也是赶上2005年春节，他就回来了。

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告诉我说，这些抢劫的人好多都是我同学，我跟他们好多人还一起生活过。我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小学没毕业的，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也是特别烂的，在那种黑工厂里的工作，所以他们很多人被剥削，压榨。

收容制度2005年的时候已经废除了，但是之前好多像这种人经常被收容，有被打断腿的，受到各种残酷的惩罚。

我当时就问他，你这不是为抢劫者辩护吗？他们跟你都是同一个家乡出来的，文化也差不多，都是深圳、广州这些地方打工，为什么他们去抢，为什么你不去抢。他说你不要这样说，如果有一天老板也拖欠我的工资，我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我也会去抢，我当时听了就非常的震惊。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找我，但是你不能做犯罪的事情。你以后可以跟我做朋友交流。

part03温江村的村民感觉挺善良的 有一种淳朴气息

凤凰网财经：这些人在外面，他们是砍手党，多时候很残忍很冷酷。但是你在温江村调查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是那种很难打交道、很彪悍的一些人吗？

傅剑锋：不是，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感觉他们是有敌意的，后来我在他们村庄里面，我发现他们都很热情，感觉挺善良的。我是说一种感觉。他们还是比较纯朴的一个村庄，当然，彪悍是有的，比如说谁在路上欺负他们了，他们说我们是温江村的，人家可能就不敢动他们了。

这个彪悍有一个传统的原因，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我进入他们村庄里面，我感觉他们还是比较善良的。包括像我这一次，前段时间为了这个报道，又去他们那个乡村了。我跟他们交流，我去哪里采访，经常可能有一些问题问的他们很尴尬的，但到吃饭的时候还会尽可能的留我吃饭。我会和他们一起喝酒，他们当地有一种很棒的米酒，他会一直让你喝到醉为止。就是有一种很纯朴的东西。

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他们在城市跟在农村是两种道德体系，包括阿星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阿星他跟我说，假如说你在城市的话，百分之百不请你吃饭，你在家里面，在我的家乡里面我觉得我是放松的，我愿意跟你交流。所以他们在城市里面他们那个心是一种跟外部氛围隔离的戒备的心态。他在乡村里面放松下来，在道德上在城市里面，他们觉得你们城里人跟我不一样，他们觉得没有这种乡村道德这么一种约束。

他回到农村他们就会有更多的约束，他们砍手党的一个老大杨成康，看到家乡人赌博，是当地村干部搞的一个赌博，他们看了非常恼火，就把那个人给打了。

为什么会打呢，他说他们把年轻人带坏，赌博会把年轻人带坏的。让我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和荒谬，因为他们在城里面真的胡来的，在城里面，他们自己也可以赌博，有时候一天就可以搞个几万块钱的，他在乡村他就受不了，他就觉得乡村应该是一个好的地方。

2005年1月份我做了砍手党乡村这么一个报道。报道做完之后阿星确实非常信任我，我们就成了朋友，他觉得我的报道非常的真实，反映了他们那种困境。

所以他就把我当朋友，我也把他当朋友看，经常会有听他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包括他打工的那些困惑，就会跟我交流，我也尽可能帮他解决。在那个过程中，有一个山西的法官就看到了我的报道，那个报道之后他特别担心和同情他，愿意去帮助他。2005年1到7月之间，这个法官一直注意帮阿星找一份八小时的还过得去的工作。阿星也很期望有这样的工作，也在电话里面交流，我以为这个事情会往一个好的方向走。

结果在2005年7月份的时候，阿星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正在北京采访卫生部的一个官员，然后阿星说他出事情了。那么这个事情对我的刺激非常大。就是我觉得有一种特别深的负疚感，就是我觉得这么一个人，我的眼睛能看到他嘛，好像恶人一样，就是当时的时候，我碰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善良的，看起来比较善良的比较单纯的一个少年。

半年时间里面突然就产生这么一个变化，他居然还杀人了，我还以为我能够把他从这个善恶的边缘拉出来，但是我没有成功，法官也没有成功。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好长时间我有一种负疚感。那个法官也有一种负疚感，他有时候打电话说，当时如果他不变动工作，早一点帮阿星找到工作，是不是他就不会去杀人了，是不是可以走向正常人。

这是没有办法解开的答案，我跟那个法官我们没有见过面，我知道他是一个蛮善良的一个人，我们就电话里面交流，电话里面有时候会相互的安慰一下，我们一定要努力。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无力感和负疚感。这个事情刺激我，我觉得一定要去寻找原因。就是到底六个月的时间是怎么变化的，就是说到底是哪一些因素引起他的变化。

原来的报道里面提到了一些，我也提到一些，包括他认为是老乡这张网，就觉得是逃不出老乡这个网，逃不出里面的刀光和剑影。

part04城市里面要逐渐消除社会排斥系统

凤凰网财经：要解决这种现象，如果让您给出几点建议，您认为应该如何做？

傅剑锋：我觉得我们从城市说起吧，我觉得城市里面最重要的是逐渐的消除社会排斥系统，因为法国社区研究里面有一个研究是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理论是什么东西呢？你对这个群体，对一个社群进入到一个大群体里面，有的时候会碰到很多无形的排斥的。所以说中国的农民工进到一个城市，是有一种排斥，这种排斥包括教育、户籍等，之后就包括文化上的这个排斥，就是说中国这个排斥对于农村的排斥，不是劳工保障状况不好的排斥，或者比如说教育，对劳工后面子女的教育不够，不是这几种，是一个系统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如果不肯变的话，这个排斥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之后就会形成更可怕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问题，现在中国政府或者是我们社会想推动解决这个办法。农民看到他这个排斥是无处不在的，或者是全面立体的，包括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消极的角度来看，这里面可能最重要的力量包括政府的力量，政府能不能把它放在一个高处，因为我们要稳定和谐嘛。你这个稳定跟和谐，这里面特别重要的。

说到这个，世界银行有过一个相关的报导，就是调查中国城市化，有一个特别的特征，是贫困的特征，比如说我是二代农民工，你是三代农民工，我二代农民工的时候很困难，到我三代农民工的时候还是很困难。而比如说一个中国人，偷渡到英国，或者是偷渡到加拿大，经过三代，就可以进入美国或者是加拿大的主流社会。

这个不要说是英法国家，就是在亚洲，我们那些以前广州这个地方被弄过去的华侨，后来在南洋很多成为富商。但是我们发现中国不一样，中国你看阿星家族，父亲16年的工作，一个朋友在那里面打了16年的工，一个儿子在那打工，他那个儿子告诉我，就说我爸是打工的，我是打工的，我怕我小孩子还是打工的。因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还是基层的，他们的基层又没有办法流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呈现高层寡头化的状况，这也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因为阶层退化就意味着你没有流动的希望了。中国普遍的家徒四壁的人，他只要愿意去考试，去科举，他也有可能中状元呢。现在不可能了，现在一个打工者的子女，他想读大学，没钱啊，很简单。你读了大学之后，找不到工作。像那些温江村好多打工者的子女，后来去读了大学了，找不到工作，最后还是去深圳打工。

所以家族觉得很亏，给你投资了十几万，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培养你，花十几万块钱，结果你还是拿的工资是跟我们隔壁的那个小孩，只读了小学打得工是不一样的，人家是技术工人，他一个月可能拿3000呢，你大学生未来你找不到工作，结果就去工厂打工，人家就认为你体力差，才给你1000多块的。所以找不到希望，所以这两个贫困的对比层，最后就会产生不公平感和不满感。工人他们其实都是逆来顺受的，他们民工二代有城市的梦想，但是追求不到，那他可能有一些不免。工人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不满。这种不满可能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不小心就会爆炸。

所以我刚才说到了，城市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化解这个城市排斥系统。如果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好好的化解，对中国未来城市的发展，不管是中国人权利状况体现，还是城市的发展，我觉得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这种隐患。这是我对城市这块基本的看法。

part05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很严重

傅剑锋： 对于农村来说，农村我觉得现在问题非常严重，一方面中央政府明显是非常意识到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他们确实对农村做了很多的投资，比如说原来温江村的路全是烂的，现在路修到村口了，这是很好的。也有是前些年的时候，温江村还有一些城，因为太偏僻了，连电都没有，现在电线加起来了。还有是学生接受义务教育了，也可以了，目前他们要收费的。现在是上面还是免费的，上面还要收点费，一年可能200、300块钱吧。就是至少比以前要好一些了，这些我觉得都算是中央政府发扬政策农村能够去做的一些改善吧。但是这些改善我觉得有好多还没有解决到要害。

农村像温江村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出路的，他就基本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然后就现在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子女的问题，就是这些孩子，我采访了很多温江村的学校，括上映乡的学校这些学校都采访了，我跟他们这些留守儿童交流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心理不是特别的坚持。然后，老师告诉我说现在的学生比以前越来越难教了，作业完不成，动不动就跟老师吵架。老师的感觉很糟糕。他们说这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

我参与了一个调查，比如说40人一个班里，我最后发现有10个左右的孩子，他们跟父母三年没有见面了。其他的孩子可能每年能见上面，但是他们也很少交流，比如说有一些好一点的，有一些父母懂得教育的孩子，这样的一些父母，他们给小孩子可能一星期会打一次、两次的电话，但是每次打电话不会超过5分钟，因为没什么话可说，孩子也不耐烦父母在电话里教训。

所以他跟父母的交流其实蛮少的。这些孩子基本上由爷爷奶奶管，爷爷奶奶基本上是管不住他的。比如说有些小孩子早上跟爷爷奶奶说，我们学校里面交钱，要交100块钱，那个钱都让爷爷奶奶管着，中午到了学校就把钱输光了，就把他赌了，这种情况非常得多。

往往比如说像赵民显就是“砍手党”的老大，他的孩子在温江小学读书。我跟她交流，她的女儿还好一点，因为她女儿也不常读书，他的小男孩，就是一种非常恨的感觉。他就跟我说，他说周围的人都恨他，他也恨周围的人。我说你怎么跟他们相处呢，他说我跟他们都打架。他说最多的时候他要打5、6场，最少也要打2、3场。

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非常可怕的。就因为整个的状况，二代农民工其实他的心理，因为一代农民工是打工的，他们是留守儿童，所以人格造就他们这样的。其实到了三代农民工其实这个人格养成问题更多。另外一方面，他们受到城市的诱惑，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大。我们看到的是乡村跟城市之间差距其实是越来越拉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一方面，总的背后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他们的性格养成。

所以这些人出去之后，其实我觉得是蛮让人担心的。这些人也更强的反抗意识，这个群体如果我们不好好去关注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未来是重大的忧患。所以对农村这一块，怎么样来保障留守儿童的教育，特别是这种比较好的人格养成，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存在，是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