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涛

首先来看一组数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根据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分解出我国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年间，特别是2000年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而居民储蓄率则是相对下降的。1992年，居民储蓄率约为22.6％，到2003年则降到了18.1％；而政府储蓄率则由1992年的不足14%上升到了2003年的22%。

储蓄结构的变化反映的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的变化，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还是无法与政府部门相比。这个趋势可以从财政收入的连年高速增长看得出来，继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4年突破2.5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后，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又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总额突破2.6万亿元。

笔者无法获得近年来居民工资收入增长情况的详细数据，但从政府部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和企业利润率持续高企的情况来看，居民的收入增长应该不会明显快于GDP的增速。虽然我们无法据此得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公平的结论，但讨论分配制度合理性并寻求改善的办法还是很有必要。

必须承认，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更多是追求效率，边际生产力最大的生产要素提供者应该获得最多的产品分配。在我国的经济运行当中，国家财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扮演着建设资金提供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成为保证经济增速的重要手段，这可以部分解释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现象。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投资和出口的贡献较大，本应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的消费却相对疲软。投资增长过快的直接原因是信贷投放过多，而信贷投放过多的背后是流动性过剩。在专家看来，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之一是高储蓄率，政府则是高储蓄率的主要贡献者，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便是尽量提高消费者的收入分配比例，减少政府扩张投资的冲动。

近年来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初次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比如取消农业税、降低利息所得税等等，但是，相对于初次分配的问题来说，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可作为空间更为广阔，在二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消费拉动不足的难题更为有效。

从居民储蓄占总储蓄比例持续下降的情况来看，政府鼓励消费的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于一些防备性的储蓄存款，居民是不会轻易拿来消费的，要想继续提高消费水平，只能从政府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角度入手。真正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是居民对于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问题的担心，只有解决了这些后顾之忧，居民才能放心大胆地消费。

部分专家分析指出，社会保障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环节，也是政府发挥再分配职能的重要途径。着眼于通过再分配途径促进收入分配关系合理化，应把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别是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就财政收入的增支而言，应当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以期同时实现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门消费的目标，为提高国内消费率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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