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有上万家外资企业倒闭或外迁。”2008年3月初，《华尔街日报》的这则消息引起了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关注。“根本没有这回事。”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此事。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多年发展，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的珠三角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当年，珠三角制造业快速崛起，产业、工厂、工人蜂涌而至，然而仅短短十多年间，城市功能升级了，政策指向升级了，这使得旧产业格局的机会成本加大，城市、产业、工厂和工人都要面临一次利益与成本，道德与诚信的再选择

记者 谢鹏

“闪”离珠三角

3月中下旬，《商务周刊》记者深入珠三角，就为世界瞩目的广东企业迁移状况展开调查，记者先后走访了广州、云浮、佛山和东莞等城市。试图按照珠三角产业转移“产业走廊”的路线，通过给读者展现一位制鞋作坊主的艰难时世，一位台湾老板的咬牙观望，一家港资企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一家提前上岸而免于在由一片红海变成干涸的死海里“露腚”的美资企业，描绘出珠三角的躁动、茫然与期望。

“最富在广东，最穷在广东。”这是记者在云浮这个广东最年轻的地级市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未来的几年里，粤西北这块青山绿水上将挺立起从珠三角迁移过来的大量企业。这个城市似乎正在翘首以待变成新的东莞和佛山。

在云浮迎宾馆的阳台上俯视整座山城，记者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触:随着珠三角产业迁移而来，这个如此安宁和清新的城市几年之后是否依然青山绿水？几年之后，它会跟东莞厚街镇一样，到处是行色匆匆的人们吗？

前几年有一篇十分流行的文章叫《深圳向何处去？》，如今这个魔咒开始落到了珠三角的其他城市。东莞，这个年轻的城市里，很多人都在热烈讨论一个问题:东莞向何处去？

东莞的交通建设非常发达，车流也不是特别多，很少遇到堵车。但这座城市的人们似乎十分的躁动，开车的人都喜欢鸣笛，无论主辅道路上，嘈杂的喇叭声十分刺耳，人们似乎都在赶路，但是，他们将要去向何方？

商人分步变“闪人”

“你先别问我代理费多少钱，你先想想你能拿到多少赔偿吧。”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何云龙，在电话里对一位咨询起诉费用的打工仔说。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何云龙的工作突然繁忙起来，开始接到很多东莞打工仔和为出口加工企业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的起诉状。被诉对象是东莞大大小小突然“消失”或关闭的工厂老板。正是这些工厂“逃逸”引发的诉讼风潮，让何云龙的生意突然红火起来。

3月18日晚上，记者在素有世界鞋都之称的东莞市厚街镇一个饭馆里与一群制鞋业老板吃饭。酒过三巡后，他们先是热烈讨论起当天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的答记者问，后来话题一转，就谈到了春节前发生在厚街的一起“台湾老板逃逸案”。春节前夕，东莞鼎馥鞋厂老板利用周日休息的机会，卷款逃回台湾，此后一直没再出现。该厂拖欠的工人工资、供货商货款以及水电等各项费用超过2000万元。

商务周刊同期报道:

“近来这样的事情很多，突然‘蒸发’也不仅仅是台湾老板，东莞本地的个人独资企业也有。”一位鞋厂老板对《商务周刊》说。

在律师何云龙处，记者看到了一份民事起诉状。被告是东莞一家塑料五金厂的老板，原告是其原材料供应商，两者一直有业务往来，交易习惯一般是原告向被告开出报价单，被告再回传，然后被告向原告下订购单，原告送货被告签收，双方每月进行对账结算。所售货物为清漆、固化剂、底漆等涂料类货物，约定为月结付款。但自2005年以来，被告不断拖欠原告货款。现被告下落不明、工厂解散、逃避债务。

业主逃走是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吗？“不全是，主要是大环境变了。以家具行业为例，现在国外订单越来越少，资金周转不过来，老板们不想扛下去了。”何云龙是东莞很多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法律顾问，但现在连他自己也联系不上这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据何律师介绍，欠薪逃逸的企业主一般是户口不在当地的外商，他们租用当地厂房，用廉价的旧机器设备开展生产。这些企业恶意倒闭之前的共同征兆是: 拖欠工人工资、水电费、厂房租金及原材料货款，企业资金流动特别频繁，老板在为逃跑做好准备，工人加班突然增多，老板急于赶完一批货拿到货款，拿到货物订金或部分货款后，在自己有能力生产时仍将订单货物转给另一厂家生产。

目前东莞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后的普遍情形是，年前还在开工的企业，春节一过就关门了。工厂一关门，村委会的水电费和房租费还没有缴纳，工人的工资没有负担，稍微有点“良心”的老板会支付2—3个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就走人，大多数选择直接“闪人”。

记者从东莞一些出口加工型企业密集的地区了解到，当地政府对于这类“蒸发”企业的处置办法是，由村委会先行垫付工人工资，倒闭后工厂拍卖的设备等财产所得归村委会。其他的债权人基本分不到任何利益，即使有些供货商能够从拍卖中获取一部分赔偿，但往往比实际货款额大打折扣。

“我最近手头接了个案子，按照最低的标准补偿工人的话，应该是200多万元，但最后只补偿了99万元，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法院也没有办法，必须考虑到企业资产的承受能力。”何云龙说。

在东莞，这种企业“蒸发”而起诉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出口加工型企业在注册登记的时候钻了空子。何云龙举例说:“一些台资老板甚至以自己情妇的名义注册公司，几年内换好几个情妇，法人代表也跟着换，根本无法起诉。”

目前何云龙的每个同事手上都有好几个类似的案子。普遍情况是，老板蒸发之前就有一些供应商在起诉，等到老板逃跑，其他的供应商蜂拥而来，但大都失望而归。拖欠货款比较少的供应商选择放弃起诉，而有些涉及金额比较大的供应商则希望至少拿到一份判决书，如果能拿到两三成的赔偿就“谢天谢地”。

“三年换了三个法人代表，开的都是空头支票，从法律上讲涉嫌诈骗。我们找过公安局，希望将这些老板的逃跑定义为诈骗，但很少获得立案支持，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公安局都受理，工作量将大大增加。在东莞，这类事件公安局一般是不做处理的。”何云龙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以制鞋厂为代表的东莞出口加工企业，大都开始缩小规模以减少经营风险，业内将这一现象称为“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不过，即使是小到只有几十名工人的作坊工厂，其生存压力同样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