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还是没人挽留的告别？

战略转移也好，产业升级也好，是否是市场行为主要是看靠价格调节还是行政调节，但事实上，这两种手段在广东是分不清的。

1987年，熊永其来到深圳创办金属制品公司，一开始只有60人的规模，到后来最高峰的时候，他的宏利达金属制品厂规模达到了8000人。

“以前我们在深圳做生意，按规定要缴纳17%的税，但一般最后优惠下来只需要交5%—8%，现在不行了，得交12%。”与东莞很多依靠出口的金属制品厂一样，国内外的用工环境和政策波动让宏利达的利润逐年稀薄。最终熊永其决定将工作迁移到自己的祖籍所在地——云浮市下辖的县级市罗定。

2003年，熊永其与罗定正式签订落户合同，并于2004年开始投产。企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大规模投产阶段。按照熊永其的估计，今年的出口额将超过2000万美元。目前罗定工厂员工数大约3000人左右，熊永其表示，他计划2年内将企业员工数增加到2万人左右。

从2003年开始，宏利达一点点往云浮搬迁。搬迁最大的困难就是员工的安置问题。很多工人并不愿意随宏利达搬迁到地处山区的罗定市，自愿接受遣散。但很多工人在1987年公司创办时就入厂工作，要遣散这批人需要一大笔费用，而且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种遣散的补偿费用越来越高。

“我们很多员工在工厂都待满了10年时间，他们的工资都在2000元以上，收入过万元的中高层管理者大有人在。”熊永其说，“如果政府要求我们赔偿20个月的工资，那我们很多老员工将获得20万元的遣散费，普通员工也得4万元。”

被迫无奈的熊永其甚至想到过与其他企业一样，抢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大量遣散员工。但一个现实问题又摆在面前——突然性的大量裁工将造成生产脱节，而且在宏利达罗定工厂培养起大量熟练工人之前，熊永其必须继续依靠深圳工厂的开工来维持公司运作所需的资金。

“我们将一条流水线搬到云浮，各种成本加起来要10多万元，而光盖一个厂房就需要1亿元左右。我算过了，等全部投资完成，大概需要5亿元。”熊永其说。

熊永其表示，自己选择落户罗定的理由很简单。一方面，自己祖籍罗定，人际关系比较好沟通；另一方面，深圳的客商太多，政府在服务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在罗定，很小的事情都能够获得政府的帮助。这让在深圳“受气”的熊永其感到很欣慰。

“我的感觉是，深圳市政府对我们这类企业的态度是要走就走，从来没有过什么挽留。我们的工厂在深圳松岗镇是个不小的企业了，政府尚且这样对我们，更别说比我们小的工厂了。”熊永其说，深圳的整个投资环境对于加工贸易型企业来说已经越来越不利，这是他决定“内撤”的主要原因。

目前，宏利达的深圳工厂一周只开工5天，而以前1个月开工28天。由于工人的工资是计件方式结算，因此开工不足意味着工人收入下降。一个月少工作8天，收入差不多要从1500元下降到1000元。工人意见很大，熊永其只能裁减员工。

熊永其的很多朋友是做电子厂的，他们有的搬到了广东省清远市，也有的迁往江西、湖南和广西，也有很多朋友去了越南和柬埔寨，但熊永其说他并不看好这类选择，而且朋友们也告诉他，迁移到东南亚只是权宜之计，是过渡性的做法。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能力来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多几百人的中小企业更多的是选择了关门走人。“他们够年龄了的就退休了，如果以前赚到了钱，就在香港买一个店铺，每月收租。如果赚到大钱了，就转行投资其他。但有很多很凄凉，有的回香港开出租车去了。”熊永其说。

与林老板担心的一样，另外一个让熊永其感到头疼的问题是，上下游的配套产业链条在罗定还不是特别完善。与深圳相当成熟的产业集群相比，罗定的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链接还有待完善。“上下游产品的厂家上来了一些，但不多，我希望他们能够追过来。”熊永其说。

当记者让熊永其介绍一位撤离珠三角的港资企业的朋友接受采访时，他婉言拒绝:“算了吧，我怕他们在你面前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