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能不担心？”三花集团接近此项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人士评论说，“我们作为最大的法人股东，之前对南望的高利贷情况一无所知，而且这些高利贷情况恐怕连专业的审计都无法审查。这么大的表外债务。”

而且根据边黎平多年的从业经验，企业家自从借入高利贷之后，成天忙于修改报表，向银行和股东隐瞒情况，而且高利贷的利息都是以月为单位结算的，给企业家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你想，他们成天想着如何骗人，怎么有心思办好企业？”

据记者了解，这些高利贷借款的操作方式多样，高利贷者基本倾向于借款给企业而不是个人，但是借来的钱在没有落地之前就被企业主调往他处救急，不会在企业账册中有任何体现。有些则直接使用企业家个人的信用卡作为往来账户，也同样极难被银行察觉。

而作为正规金融机构，本次交通银行获知南望的高利贷借款则有一定的偶然性。记者从杭州高利贷圈内人士处获知，真正的地下高利贷并没有抵押手续，只是一个简单的担保字据，甚至有些连字据都没有，就是口头交易。这样的地下高利贷借款更游离于资产负债表之外，使得银行无法获知企业的真实资金状况。

“我们行业里有个最简单的匡算办法，一般就估算一下企业几个大项目的资金沉淀情况，然后减去银行贷款余额和企业自有资金，剩下的部分基本就是来源于民间高利贷。”上述人士称。

这些数字平时都隐藏于资产负债表外，连大部分股东们也不得而知。一旦遇到宏观调控，企业投资回报跟不上之时，这些潘多拉盒子内的魔鬼就会出来，迅速蚕食企业的健康肌体，直至资金链断裂。

“我们希望政府能出面整顿地下高利贷市场，按照法律高于4倍法定利率的利息是不受保护的，只有整顿了这些地下金融，正常的金融秩序才能得到维系。”边黎平说。但他也同时承认，这些地下金融的存在也有相对合理之处，单靠银行贷款难以满足市场的资金需求。

最让所有人感到不解的是，南望的最高负债额曾达到15亿元左右，而其沉淀在水电站、房地产等处的资金仅为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其他巨额资金的去处目前仍是个谜。

危险的担保圈

据记者多方核实，至少有三花集团、通策集团、新昌柴油机厂、杭州高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等数家企业都名列这个担保圈内，其中甚至有个别企业亦有不低于南望集团的“灰色融资”。

最让市场恐慌的是，南望或许只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比如A企业不行了，我们去追它的互保公司B企业，突然发现B企业本身的资金也有问题，又只能去追B的互保企业C。这种链式反应一下子把南望资金链断裂的影响扩大了，银行们都开始关心谁在南望互保圈里。这些企业有没有可能归还担保的贷款。”一位亲历此事的信贷人士向记者描述称。

在银行的信贷体制下，贷款大致分为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其中担保贷款中又分为保证贷款、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在担保贷款中，抵押贷款最为安全也比较常见，而保证贷款一般由企业之间对等承担，简称为“互保”。

据记者多方核实，至少有三花集团、通策集团、新昌柴油机厂、杭州高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等数家企业都名列这个担保圈内，其中甚至有个别企业亦有不低于南望集团的“灰色融资”。

据一位南望集团的法人股东代表透露，三花集团与南望集团之间的互保金额在1.58亿元左右，并还有6000万元的私下借款，陷入较深。

“我们和南望担保和借款的数额确实有而且不少。”三花集团总裁办成员字斟句酌地对记者说，但他无法证实具体数额，只是称“三花已经还清了全部的担保金额，取代银行成为最大的债权人之一”。

其同时强调称，三花集团出于负责任的态度，主动向银行还清了担保贷款。虽然此举对三花的资金链产生了一些影响，但由于主营业务获利颇丰，暂无大碍。

通策集团董事长吕建明4月8日向记者承认，其给南望集团担保过3600万元的贷款，并表态说，“这些该我们还的，我们肯定会还。”

来自相关渠道的信息显示，浙江省银监部门曾就南望如此复杂的互保情况询问过相关银行。

“这相当于我的引爆导火线装在你身上，你的导火线装在我身上，我们是紧紧绑在一起的。这种互绑导火线的做法在前几年的影响不大，但是随着宏观调控的收紧，一旦一家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可能就会短时间引爆其他企业。”一位经历此事的信贷人士评论说。

这样的互保贷款已经成为浙江等省份的主要贷款方式之一。交行杭州分行副行长边黎平分析，浙江等省份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容易通过供应链与上下游企业结成互相担保关系，既省去自己提供抵押物的压力，也进一步巩固与上下游的关系。此外一些发展早期形成的人格化地域化商业模式目前依然存在，本次南望的担保圈成员就大都出自于新昌的企业，张健本人也同样出自新昌。

据记者了解，截止到目前，仍有相当数额的担保贷款尚未归还。“太庞大了。”南望集团的一位股东代表说完频频摇头，欲说还休。

微妙的重组

其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比较可能的路径有三个:第一是债权人一个一个进行谈判，先来先得。第二，根据破产法，由债权人制定重整计划，业务可以得到保留。第三，破产清算，不再保留业务，以清算后的资产除以总债权得出清偿率进行清偿。

现在是南望集团的关键时刻。他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接盘的战略投资者，避免破产的厄运。

“其实这家企业的主营业务是非常好的，我们到现在都这么认为，如果能度过这个资金关，重组非主营业务，还是非常有盈利前景的。”南望的一家股东代表说，这个说法也同样代表了银行的想法。

此前已经有来自乐清的投资公司向南望集团抛出过橄榄枝，打算以5.7亿元的总价接盘，但最终被巨大的债务吓退，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目前，银行和小股东们都将最大的希望放在了三花集团身上。

“我们接盘的可能性基本没有。”4月10日，三花集团投资管理部门人士明确地答复记者，其透露南望集团确实提出过这样的意向，但是信息产业不是三花集团的主业，已于两年前确定战略退出，“我们不可能用增加风险的方式来化解风险。”

在目前情况下，比较可能的路径有三个:第一是债权人一个一个进行谈判，先来先得。第二，根据破产法，由债权人制定重整计划，业务可以得到保留。第三，破产清算，不再保留业务，以清算后的资产除以总债权得出清偿率进行清偿。

在这三个路径中，三花集团等债权无抵押且未申请资产诉前保全的债权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重整的方式，以便保存业务，产生尽可能多的利润回报偿还债务。而预警较早，已申请资产诉前保全的债权人，主要是银行，则倾向于第一种方式。

由于“动手”的时间不同，各方利益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不少相关利益方正在严密关注政府的表态。

在南望事发之后，由于牵涉到15家左右的银行，杭州市金融办曾经牵头召开过专门的协调会议，浙江省银监局也有人员列席，但没有表态。

杭州市西湖区负责此事的相关领导也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非常关注此事，但这毕竟是企业行为，政府只能做一些社会稳定、人身安全方面的服务工作，不能越权处理。

“作为政府，我们当然希望企业好，也担心这时候处理不得当会‘棒杀’这个企业。”上述相关领导说。

“棒杀”的担忧不仅来自于政府，曾与南望集团互相参股的通策集团总裁吕建明也提出了类似的担忧，并列举金信信托的先例证明盲目处理将带来危险的后果，“我们希望选择一种破坏性最小的处理方式，不能盲目处理。目前各方面已经取得了难得的一致意见，这个复杂的局面需要大家的智慧。”

吕建明所指的“一致意见”是，各债权人已经基本同意只拿回本金，对股权不做要求。

无论债权人最后选择怎样的方式，南望只能被动接受。

“无论南望还是银行，以及那些互保企业，他们都正在为之前的行为埋单，也在为自己的经营作风埋单。”一位亲历此事的银行信贷人士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