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通胀预期:加息升值减税当行

中国进入中度通胀时期

从去年7月份开始，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就超过了5%，三个季度的状态非常相似，且呈现步步高的走势，分别是超过6%、接近7%和达到8%。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中度通货膨胀时期。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首先，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管制汇率的前提下，以资本积累和出口导向为动力的经济增长必然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为了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必然扭曲相对价格，增加资源消耗，造成结构失衡，将通货膨胀向后推移。

其次，目前的通货膨胀既有需求拉上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动的原因，而以后者为主。须知，在汇率低估带来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其不是流向实体经济，造成投资过旺和通货膨胀，就是流向资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目前，股市不断下跌，已经跌到去年年初的水平；房市也处于观望状态，过剩的流动性形成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而工资成本上升，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不可避免，构成成本推动的主要因素。

第三，目前的通货膨胀既是输入型的，也是结构型，二者密切相关。由于美元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涨，原油价格已经超过117美元/桶，期铜价格达到8880美元/吨；近三年小麦价格上涨了181%，整个食品价格上涨了83%。而我国进口增长的加速，所受影响更大。由于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工资增长的趋同，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这是造成结构性通胀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中度通货膨胀也不是短期的，有可能持续一个时期。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必着意追求价格控制目标的实现，而应当设法稳定通胀预期。如果今年能够把CPI的上涨率控制在6%左右，就是很大的成绩。只要能够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较快的收入增长，再加上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政策，这样的通货膨胀率对于中国经济也许是利大于弊。

货币政策空间犹存

今年以来，货币政策操作以数量控制为主，在去年十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基础上，又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已经达到16%的水平，而对于利率政策过于谨慎。

尽管一季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8%，然而名义存款利率为4.14%，实际利率为-3.86%。央行这样做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仍然值得讨论。不错，在美联储不断降息的情况下，美元利率已经降到了2.25%，中美利率倒挂，升息是增加还是抑制流动性过剩，其效应似乎难以确定。同时，贷款利率经过去年的6次提升，也已经不低，再次升息，有可能伤及实体经济。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不对称升息的可行性是存在的。其一，3.43个百分点的存贷款利差是太大了，银行的日子很好过，用不着下力量就会赚大钱。在银行利润大增的情况下，这种利率政策实际上是帮助银行抢老百姓的钱。其二，提升存款利息并不会加速短期资本流入。如果短期资本流入就是为了一年赚取2%的利差，它就会流向比此收益更高的地方。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了1539亿美元，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合计688亿美元，短期资本流入超过新增外汇储备的2/3。其原因与其说是高利率的吸引，不如说是汇率升值预期的激励。有人估计，其中40%要用国内借入来解释——第一季度，本外币存款一增一减，而本外币贷款一减一增，就是证明。因为借美元还人民币，用外汇进口，再将出口收入换成人民币，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很多人将个人购汇额度很快用去也是一个原因。其三，这样大的相对价格关系扭曲对经济的损害是巨大的，虽然这一点我们很难直接观察得到，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速度加快，一季度已经升值4.2%，累计升值接近18%。于是，有人主张放缓升值速度，因为汇率升值已经影响到出口和就业。但应当指出，这既是经济调整不可避免的代价，也是进行结构调整的一个大好时机。人民币汇率升值加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出现轻度衰退和美元贬值，人民币兑欧元和日元的汇率分别贬值3.74%和8.75%，就说明了其中的问题。汇率的较快升值是不可避免的，在利率政策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它构成了目前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所以，放缓升值速度的作法是不可取的，这只会推动通胀和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不仅如此，升值速度也许掌握在兑欧元和日元稍升不贬的情况为好。此外，贸易结算和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调整也是需要的。

财政政策足担大任

在通货膨胀上升而经济增长滑落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操作空间不足，甚至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进一步突显了财政政策的作用。不仅如此，在这种矛盾的走向面前，恰当的财政政策也许会更加有效。

为了减轻通货膨胀的影响，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财政政策可以做四件事情:

首先，应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保证他们的生活不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其次，应增加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社会性支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稳定预期最重要的措施。由于相关改革滞后和扭曲，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大，人们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预防性储蓄动机支配。如果这方面的价格随着通货膨胀而进一步提高，必然会形成某种恐慌心理。再次，针对供给明显不足，价格上涨过快、对人们生活影响较大的产品，采取一些鼓励措施，提高生产者价格，增加生产者收益，以增加这些产品的投资和产出。最后，可以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包括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5000元、调低印花税税率、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以上所讲的减税增支措施，现在完全有条件实施，因为政府的收入已经相当多，去年超过了5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又增长了33%。

提高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

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办法是增加供给，而增加供给的途径有二，一是增加生产，二是增加进口。

今年以来，进口增长较快，这是符合经济调整方向的。为了保证国内市场供给，增加一些国内短缺和市场急需产品的进口是必要的；在有大量外汇储备积累的情况下，也是有能力的。

不过，有一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我们的进口虽多，但没有制定价格的话语权。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在国际市场上，往往是一个小国行为，即不是价格决定者，而是价格的接受者。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飞涨，我国的进口量又比较大，因此，如何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决定方面的话语权，就成为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取得国际市场定价的话语权是一个激烈而艰难的博弈过程，需要我们下大力量去做，主要办法有三个:

第一，通过做期货来买现货，即在期货价格较低时平仓进口。第二，到国外投资并购企业，掌握一部分资源。近年来，外管局、中国铝业、国家开放银行在海外并购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竞争的情况不少。如何分进合击、联合出海，仍然是需要我们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三，在大批购买时(如对美、对法等百多亿、数百亿美元的购买)，一定要把价格压下来。

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10.6%，CPI上涨8%，与人们的预期基本相符。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中度通货膨胀时期，而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滑落；行政控制已经失效，扭曲相对价格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因此，一方面要加快调整，不对称加息、加快汇率升值、增加转移支付和减税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要推进改革，在国际上，提高中国参与市场定价的话语权；在国内，通过先收取资源租金，后分享国企利润，收租和减税并行，进一步打破国企垄断，校正市场扭曲，规范市场秩序。

经济运行呈现四大背离

今年第一季度，在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和国内雪灾危害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0.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这与人们的预期基本相符。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相关的经济运行指标出现了相反的趋势。

首先，经济增速回落，通货膨胀加剧。一季度，GDP为614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720亿元，增长2.8%，回落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30778亿元，增长11.5%，回落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25993亿元，增长10.9%，回落0.4个百分点。

一季度，CPI上涨8.0%，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比去年末高3.2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7.4%，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9%，比上年同期高4.0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8%，比上年同期高5.7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上涨11.0%，比上年同期高5.4个百分点。

其次，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国家税收增速攀升。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3482亿元，同比增长16.5%，比上年同期回落27.3个百分点。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5102亿元，同比增长33.8%，为近年同期最高。

第三，出口增长明显回落，外商投资继续增长。一季度，出口3059亿美元，增长21.4%，回落6.4个百分点；进口2645亿美元，增长28.6%，加快10.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414亿美元，同比减少4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74亿美元，同比增长61.3%。

第四，本币存款增长，外币存款减少；本币贷款增速回落，外币贷款增速攀升。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7.35%，增幅比上年末高1.28个百分点；外汇各项存款余额1553亿美元，同比下降5.78%。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6353亿元，同比多增7606亿元；外汇各项存款下降55亿美元，同比多降89亿美元。

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9.39万亿元，同比增长16.23%。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7.50万亿元，同比增长14.78%，增幅比上年末低1.32个百分点；外汇贷款余额2688亿美元，同比增长56.92%。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326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外汇各项贷款增加488亿美元，同比多增462亿美元。

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回落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动荡加剧，次贷危机不仅尚未见底，美林公司一季度继续亏损就是证明，而且波及全球，瑞士银行等欧洲金融机构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已经出现轻度衰退，美元持续走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于是，在金融市场创新和衍生产品大量产生的情况下，一反以前的情况，出现了金融市场决定商品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价格决定国际期货价格的局面。这是人类尚未遇到的新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各种国际组织和各种投资机构均看淡今年的世界经济，只是看淡的程度不同而已。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3.8%和3.9%，比去年的4.7%低一个百分点左右，也比今年一月份的预测调低0.5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只有1.3%，比去年低1.4个百分点，美国只有0.5-0.6%，欧洲为1.2-1.4%，亚洲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8.2-8.4%，也比去年低1.5个百分点左右。

在这种形势下，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滑落和回头向上的可能都存在，但是增长滑落的风险大于回头向上的可能。原因在于，次贷危机的影响尚未见底，外部需求下降已成事实，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出口的增长还会进一步下降，必然会减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有所加快，但都处于高位。

从国内的形势看，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趋紧的货币政策自然不会放松，但是，随着外部需求减少和汇率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楼市的观望状态，从紧的货币政策也不会紧太多，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已经形成共识。问题是下降的幅度多大。虽然奥运的因素会有一些作用，但二季度经济增长有可能降到10%以下。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有可能仍然维持在8%左右。

国有资本经营:收租减税再分利

去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财政部和国资委据以制定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今年起，国有资产收益要按照一定比例上交国家。这实际上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仍然有混淆之处。

符合国企改革方向

大家知道，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权改革，二是国家与国有企业利益分配关系的改革。30年来，这两个方面都是既有成绩，也有不足，而且进一步改革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是，打破国有部门的垄断，放松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管制，在国有经济旁边生长出日益强大的非国有经济，从而开启了经济市场化的大门。其实，打破国有部门的垄断和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的政府管制，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就产权改革而论，真正的突破和前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抓大放小”和国有企业民营化，二是股份制改造。

就国家与国有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而言，涉及到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即租金、税收和利润。这三个范畴对应着国家的三重身份:租金是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取得的贡赋或者资源的价格，税收是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利润是国家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投资经营的所得，三者之和构成了企业总收入扣除成本以后的毛收入。

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背后，实际上是围绕着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展开的。因此，究竟国家和企业各得多少，如何分配，就成为问题的核心和焦点。这也贯穿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始终，放权让利中的利润留成，利改税和分税制中的利税合一和暂免交利，正在开始实施的收取国有资本收益，都是这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计划经济中，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管理办法，利润全部上交，支出全额拨付，利润、税收和租金三个范畴是混在一起的。在放权让利的基础上，1983-1986年实施了两步利改税，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暂免交利。表面上看是利税合一，企业向国家交税，实际上把利润和税收两个范畴分开了。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必须向国家交纳营业税和所得税，从而结束了国有企业不纳税的历史；二是利税合一后的国有企业在交税的同时，国家不再向企业投资，企业的资金来源采取了“拨改贷”的方式，企业用利润还贷，视同国家投资，虽然在给不给贷款上，政府仍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三是分税制主要是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鉴于当时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明确指出，“作为过渡措施，近期可根据具体情况，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同时，微利企业交纳的所得税也不退库”。由此可见，这不是取消利润范畴，规定国有企业只向作为行政管理者的政府纳税，不向它的所有者交利，而是暂免上交。

因此，从利改税到分税制，是规范国家和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重要步骤。现在，财政部和国资委制定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要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决不意味着以前实行利改税和分税制的改革错了，现在又走回头路。而只是把原来的“暂免上交”改为重新上交而已。

因此，国家分享国有企业收益符合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因为近几年国有企业利润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去年的增速甚至超过了30%，达到了15000亿元，今年一季度又增长了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