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牛津大学校长、香港前总督）

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些人会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有益。倘若中国仍是极度贫穷之国，我们会过得更好吗？

北京举办奥运会始终是一件引发争议的事情。中国领导人对于历史并非一无所知。他们知道奥运会在韩国和墨西哥举行期间发生了什么:抗议伴随着奔跑、跳跃、跳水和游泳。

但对中国来说，遭遇尴尬的风险远远比不上庆贺该国重新崛起为全球大国的机遇重要。中国在过去200年里的大部分历史都不堪回首。中国经历了西方列强(包括英国)的蹂躏、日本的入侵和军阀的折磨以及文化大革命，他们与稳定和繁荣暌违逾150年。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改革后，中国经济开始展翅起飞。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仅过去约40个年头，中国就变成了世界工厂——进口和出口大国、美国财政部和银行的最大债权国。无怪乎中国认为几支烟花不足以庆贺它的经济成功。

当来自中国的第一个访客沈福宗1687年到牛津大学为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时，他的国家当时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在过去20个世纪中有18个世纪是如此。(注:1681年，南京人沈福宗随传教士柏应理离开澳门前往欧洲，先抵意大利和法国，1687年9月份到牛津，在博德莱安图书馆编撰中国书籍目录。)

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些人会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有益。从2001年到2007年，全球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和印度加入了更开放的世界经济。倘若中国仍是极度贫穷之国，我们会过得更好吗？中国的经济崩溃对我们有好处吗？认为中国越富、我们就自动越穷的经济学不值一提。

我不赞同一种看法，即认为本世纪将不可避免出现美中争霸。我们暂时能清楚看到的是，出现了一种不经意间挑战美国和欧洲所倡导的自由和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尝试。我本人相信自由不会在这场和平的遭遇中败北。

显然，我们理应寻求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反对他们。在牛津大学，如今有750多位来自中国(包括香港)的留学生，而在1996～1997年仅有89名。我希望有更多中国学生到牛津大学就读。

(英国《泰晤士报》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