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举步维艰的金融体制改革中，温州的这一个个金融试点，在后人看来，尽管更是温州金融发展的结果，但没人否认方兴钱庄的间接推动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方培林因创办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被称为“从外围”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人。

这个金融市场的“吃螃蟹者”，只读过一年初中，当过统计员、食堂管理员，后抽去搞财务，温州人的敏感和勇于创新，使他成了能载入中国金融改革史的人。

敏感的温州人

入股就意味着股息，股息合法，那民间自由借贷的利息也应该是合法的。

1978年5月，苍南县钱库镇江南医院职工方培林看到了《光明日报》上那篇著名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随后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举国讨论中，方培林隐约感觉到中国要发生变化了。

6年后，中央发出的1984年“一号文件”终于让方培林找到了机遇。

文件中第三部分提到“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

“文件提出来要鼓励农民入股，去进行开发性的实践。我当时就想，入股就意味着股息。既然鼓励，等于承认股息是合法收入，也就是说不劳可以获得利益。如此，那民间自由借贷的利息也应该是合法的。”方培林一步步演绎他的逻辑链条。

方培林所在的钱库镇，当时是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这里的副食品、烟酒、针织品批发覆盖了温州周边多个县市，小商品批发业兴起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银行利率低，很少有存款，经营者自然无法从银行贷款。而民间高利贷利息之高，许多小企业主负担不起。

“为什么不走‘中间道路’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呢？”方培林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5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万元，大约缺口200万元，而农民手头有大量闲散资金。因此，他确信，办金融服务社肯定大有市场。

按方培林的设想，就是成立一家股份制的金融服务社。实行“董事会制”，先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然后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并选出董事长，由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由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实行灵活的浮动利率，股份可以流通转让，但不能退。

一波三折

钱庄毕竟是个已经发霉的名字，一提到它，人们马上会想到长衫、马褂、瓜皮帽及金丝边眼镜。

当他拿着材料到镇里申请时，没想到政府的思想更开明。当时的镇委书记黄德余说:“现在那么多人放高利贷，上头都没有干涉，你公开搞借贷服务，为什么不行?”方走后，黄德余打电话请示县长刘晓骅，刘也觉得可以试试。之后，在黄德余的主持下，镇里专门召开了一个镇委扩大会议，对方培林的方案进行讨论。

两天后，黄德余对他说:“还是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就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吧，也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

为了稳妥，黄德余觉得还是应该到上级弄个“批文”。考虑到让县里“用批文对办私人钱庄这种出格的事给予肯定，恐怕还为时早了些。”黄决定由镇里发个文件。

9月19日，钱库镇政府专门发了一个红头文件:为了改革经济体制，适应我镇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拿到文件后，方培林准备在国庆节那天开业。恰巧9月28日，两位消息灵通的温州日报社记者找到他，因急于报道，方培林的钱庄就在当月30日提前开业，一块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钱库镇横街29号方家老宅。按原人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的说法，这比人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

开张当天，方培林把几沓手写的借贷利率表张贴在钱库的大街小巷，一天之内，不足3万人口的小镇都知道了方兴钱庄。

“钱庄的挂牌，在当时绝对是一桩爆炸性的新闻。私人钱庄毕竟是个已经发霉的名字，一提到它，人们马上会想到长衫、马褂、瓜皮帽及金丝边眼镜的剥削者形象。”曾目睹钱庄诞生的一位温州老记者说。

果然就在挂牌的第二天，四大国有银行的领导都找上门来，说钱庄不合法，必须关闭。

钱庄关门还是办下去？黄德余传达了上头的意见，同时也意味深长地让方培林自己考虑。

第三天，人们发现“方兴钱庄”的招牌不见了。不过，29号院仍是仍是人来人往。

方培林把钱庄转向“地下”了。

邂逅王岐山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单纯靠体制本身变革，步伐太慢，需要你们外围的力量来推动。

1985年夏天，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的王岐山来到浙江，听说温州有个私人钱庄，王岐山专门到钱庄一探究竟。

方培林回忆说，当时王岐山听他介绍完钱庄后，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下乡知青，我也是下乡知青，你在黑龙江插队，我在延安插队。革命先辈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这一代人碰上改革开放，你就大胆去干！把地下的、民间的东西统统搬到台上来。

临走的时候，王岐山还鼓励方培林: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涉及到农村金融市场。

王岐山走后，方培林找到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字一句地仔细学习。

在这件名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方培林找到了钱庄的边缘依据: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

同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对方兴钱庄进行调研。据他回忆，当时他们查阅了钱庄1年来的金融业务活动账目，发现所做账本不规范，行里的两位同事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帮他们重新做过。应健雄认为钱庄整个金融的运作也不合常规，资金的周转主要靠手头十来个做买卖的人作为固定客户支撑着。

调研完后，应健雄对方培林说，总行很快会有个关于银行的管理条例出来，在中国，个人是不许办银行的。硬要他抓紧时间把资金收拢，停掉钱庄。

1986年，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李云河在北京开会时，碰到王岐山，王岐山很关心方培林钱庄的情况。李随即给温州市委发电报，让方培林速到北京。

方培林到北京后，王岐山邀他一起探讨农村金融改革。王岐山对他说，让你办钱庄就是想让你把民间那种无序的借贷进行引导。还有，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单纯靠金融体制本身变革，这个步伐还是太慢了点，必须有外围的力量来推动。你们外部，社会上的金融服务做起来了，多种层次的金融服务做起来了，就会加快国家金融体制的变革。

在王岐山的支持下，钱庄总算没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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