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两年以来取得阶段性成果。虽然美国国会经常对论坛的实际结果抱有疑虑，但是双方建立的高层直接对话形式还是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不过，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院主任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撰文指出，华盛顿应该重新衡量与北京的关系，将其升格到“G2”的对等伙伴地位，明确承认中国是世界两大经济实体中的一位。

SED作为中美最高级别的对话形式，在2006年12月创立伊始就将目标锁定长期问题，包括两国之间巨大的贸易和投资不平衡，以及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的困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人民币的升值问题。

最初的两届SED并没有在这两个领域直接产生巨大的进展，因而在美国被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尖锐批评。从第三次SED重心慢慢转向能源和环境问题，以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准入问题。

而在此期间，中国的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了超过20%。在第四次SED开始结束一天后，中国将成品油价格提高了18%。

SED有效地促使中美两国高层就一些急迫问题增进了解，这也是美国将对待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伯格斯坦认为美国和中国，作为两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应该形成非正式但是明确的控制组，来联合管理全球经济体系的变迁。而且以一种有效的、可持续的方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基石，也就是他所提到的“G2”体系。

“我认为SED 是一个有用的阶梯，”伯格斯坦在6月19日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电话会议中说，“但是它没有建立在我所说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没有取得极具有实质性的进展，它都是在一个过程之中。”

伯格斯坦在其文章中写到，在管理世界经济中，美国应该给予中国主要合作者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欧洲。任何少一点的分量都不足以吸引中国或者美国来共同创造一个世界上迫切需要的有效领导体系。

与伯格斯坦提出的“G2”理论相印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也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的重心将来必须坚定地从泛大西洋关系转移到泛太平洋关系。不过也有美国政界人士对中美“G2”体系设计颇不以为然。

“我认为这最少也是50年以后的事情，”美国众议院前金融委员会主席、安可顾问公司（APCO）资深参事奥克斯利（Michael G. Oxley）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和欧洲的大西洋联盟根基如此深厚，我看不出目前与中国关系能够超出欧洲的可能性。”

伯格斯坦在美国的学界和政界都颇有影响力，他曾经是基辛格的助手，并在美国财政部工作多年。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主管货币政策的财务部副部长，为美方准备G7峰会。

在举行第四届SED期间，他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简短访问。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出的“G2”体系，将怎样影响现有的世界格局和美国其他的盟友？

伯格斯坦:欧盟、日本和印度都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它们都不能采用美国和中国这种联合领袖的位置。“G2”体系将会形成强大的经济领导能力。

《第一财经日报》:人民币自2005年以来升值超过20%，而美元则在不断下滑。最近虽然美国仍然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但是中方也提出美元下跌对世界和中国的通货膨胀带来压力，并提出一个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你对此怎么看？

伯格斯坦:虽然美元目前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原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中国并没有在一个可以要求美元不贬值的有利位置上。目前的人民币依然低于其实际价值。目前美元的贬值对于美国是比较有利的，有利于美国降低其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使美元的升值非常困难。

《第一财经日报》:在目前次贷危机的背景下，你怎么看待中国进行进一步金融开放的前景？

伯格斯坦:开放金融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美国的金融模式看起来也许不是那么吸引人，但是一个开放的金融市场符合中国自身切实的利益。金融市场的开放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开放金融市场，允许更多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资本能够自由地流入流出。金融的开放将使中国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本，前景极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