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风险还没有消除，人们对经济减速的担忧又开始蔓延。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GDP增幅为10.4%，为2005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同期最低增速，这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他们对抑制通胀和维持增长的问题又重新开始权衡。

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6月份我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7.6%，比去年同期下降近10个百分点，而贸易顺差更是同比下降20.6%。出口下滑使得中国经济在经历数年高速增长之后，隐约呈现“拐点”。这一拐点，与其说是由去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中所出现的各种短期性或突发性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我们长久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积弊的一次大爆发。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存在着各种价格扭曲，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资金价格等长期被限制在较低的水平。现在，这样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遇到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便显得格外脆弱。中国已经在全球商品市场上获得了较高的份额，当全球经济遭遇越来越大的衰退风险时，依靠外需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长期的发展模式转型虽已成为必然，但短期调整的严峻形势却仍是始料未及。

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困境，使得质疑宏观调控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可否认，中小企业在面临全面信贷紧缩时，将会陷入比大企业和国有企业更困难的境地，但我们是否就应当将扶持中小企业的希望寄托在货币政策的放松上？其实，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不是造成中小企业资金困难的全部原因，银行体制所固有的问题也是重要因素，正如雷曼兄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所说，“信贷紧缩是宏观政策，它对不同类型的微观企业会造成什么后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经营体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也说过，“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并不是总量放松就可以解决的，还需要从微观层面寻求解决方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调整货币政策，更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拓宽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来解决。

推而广之，我们可以知道，面对抑制通货膨胀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所谓两难困境，我们可以做的不只有调整货币政策，还可以从改革的角度采取更多措施。

我们之所以在两难困境中“挣扎”，是因为我们主要从需求管理的角度观察问题。其实，在需求管理之外，还有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这也是中国宏观调控可选择的方式，财政政策就可以作为供给管理的手段。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分析道:“如政府集中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可以在‘矛盾凸显期’改进民生、消解矛盾。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经济过热。”特别是最近几年，财政收入一直“超常规”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又增长了30%，远远高于GDP的增速。在这种背景下，财政可以运作的空间也随之增大。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了担忧，今年突发性灾害频发，使得财政收支有可能面临两头受压的困局。在这种背景下，增加财政支出和减税是否正当时？对此，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为了促进改革、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财政收入出现一些下降，甚至产生一些比较小规模的赤字，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

温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回顾30年的改革历程，几乎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是在经济最困难的情况下出台的，不改革，经济就要停顿，没有出路。现在的中国也已经走到了一个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的历史关口，倘若能够把握此次机遇，积极推进和完善市场化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已久的问题，中国经济将会重新出发。

围绕当前宏观调控中的诸多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李稻葵(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明春(雷曼兄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磊(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和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做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83期。(周慧兰)

结构转变非短期内可实现

《21世纪》:日前，国家领导人分赴各地进行调研，考察企业的经营情况，其中包括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出口的影响。大家如何判断目前的出口形势？国家会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应对？

王建:产业升级是方向，但不能太急。目前原材料价格和汇率提升都很猛，加上国际市场萎缩，企业效益下滑得很快。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目前出口企业普遍不敢接新单，因为他们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向、成本上升的情况，都不能准确把握。统计中的出口额还在增长，那是企业在完成以前接的单子。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速度大概是16%，有多少出口企业一年能有16%的利润呢？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人民币升值吃掉了很多。再加上，现在货币政策很紧，很多出口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融资上有困难，资金方面得不到支持。另外，上半年的PPI是7.6%，6月份当月是8.8%，现在虽然CPI增速放缓，但是PPI还是往上走，照这样下去，可能有一批外向型的企业要垮掉。

孙明春:今年以来出口增速放缓，是由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从内部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还有很多其他政策因素影响出口，如出口退税率下调、新《劳动合同法》执行、劳动安全标准提高、环保投入增加，这些因素都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盈利能力减弱。在内部因素中，出口退税率下调等政策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行业性，但人民币升值则对所有行业产生影响，企业被迫想办法提高效率、释放成本上升压力，低附加值的行业必须退出。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但从短期来看，它导致了企业短期压力增大、盈利下降、就业难度增加、经济增长放缓。

从外部看，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包括美国经济下滑，导致需求明显减弱，如美国最新数据显示，由于油价上涨，美国人在高速公路驾车的公里数已开始下降，对汽油的消耗降低。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率的下滑已充分表明外需减少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我认为，导致目前出口放缓的因素中，70%来自国内原因， 30%来自外需。也就是说，外需减弱的影响才刚刚出现，在未来一年，这个因素可能会越来越大，中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困难也会越来越多。

陆磊:中国经济增长是两大引擎:出口和投资。现在这两个引擎都在减速，在今后的六个月到一年之内，影响就会充分显现。出口省份的要素来源并不局限于本地区，而是全国范围内要素的重新配置，比如广东省的劳动力来自于湖南、四川、江西等中西部地区。出口受到影响，会导致要素收益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在今后半年，出口企业的效益和资本回报率可能会继续往下走，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国际市场的需求有反弹的契机。出口结构、方式和质量上的转变是长期目标，短期内很难实现；即使短期内能发生改变，也仍旧解决不了出口企业的问题，因为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还没有发生变化，即使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那也要面临严酷的竞争。我们原来是跟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竞争，出口结构和质量升级之后，就是跟韩国、日本竞争，胜负还是未知之数。

李稻葵:出口的困难确实会促使企业进行转型和升级，但现在压力恐怕来得太大、太快了点，使得一部分企业措手不及甚至破产。所以，在短期内，我们需要出台一部分政策，帮助出口企业渡过难关，给那些可能转型升级的企业一个喘息之机，让它们积累一些利润，然后再寻找新的产品、提升质量；也给那些没有潜力改造的企业一个喘息之机，让它们再赚一点钱，转移设备、安置工人——企业的退出也需要时间，我们不能压得太紧了。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在保持基本思路和态势不变的情况下，也需要做一些调整，比如对一些外向型企业，给予一些缓冲性政策，对劳动用工给予政策鼓励和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