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观察

崔之元

史正富博士专访中的一个亮点是：“中国改革不是‘转轨’，而是自主制度创新。”他说：“我现在倾向于用自主制度创新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而不主张用‘转轨’这个概念来描述。理由很简单，‘转轨’这个词主要是描述1989年后苏联东欧的执政体系崩溃之后，从苏联的那种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欧美式的多元民主、私人产权、市场竞争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与这种‘转轨’相比，中国改革的目标、思想基础、领导体制、内容、过程、结果，各个方面都很不一样。因此用‘转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改革是极其不恰当的。”

作为一个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史正富的这个看法是颇为值得重视的。他明确指出：“从结果上来看，中国现在走出来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土地制度、企业制度、地方政府制度、货币制度、国家财政制度等各个方面，与当代世界的主流形式，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它既能够基本适应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采纳了当代的原则和经验，又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

我想用上海市前副市长、浦东新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赵启正最近出版的回忆录《浦东逻辑》来进一步说明史正富博士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地制度。赵启正说：“1993年，全浦东新区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元，只是吃饭财政，即维持行政和教育支出，而无多少余力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和开发土地。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浦东决定采取‘以土地吸附资金，以资金开发提升土地价值，再以土地吸附更多资金，并以此推动更大规模的土地开发’的方式，即‘空转启动，滚动开发’的土地开发模式。”我认为，赵启正对“浦东逻辑”的概括——“空转启动，滚动开发”——生动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地制度，这种开发模式在土地私有制下是不可想象的。公有土地的市场收益使政府无需额外向公民征税去进行浦东新区的开发，这一机制有着相当普遍的创新意义，它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JamesMeade)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合。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使政府不必依靠高税收来完成公益支出，低所得税率又能促进民间投资，因此公有资产和私有资产可以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像流行的“华盛顿共识”所说的相互矛盾的。当然，目前社会舆论重点在于批评中国土地开发中的腐败现象，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地制度使“土地升值部分社会化”，是中国公共基础设施远远好于印度、俄罗斯甚至许多发达国家的原因。卡尔·波拉尼（KarlPolanyi）说过：“当代人往往并不理解他们正在开创的秩序。”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刻，史正富博士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观察，值得引起更多的关注。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