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央政策走向有微妙变化

人们普遍注意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最近在党报上发表的谈话。因为刘鹤的高层财经决策班子副主管的权威身份，他的谈话被认为是详尽而具体地阐明了最高决策层在奥运举行前夕，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所要对外界表达的最新意见。刘鹤的一句“没必要再加大调控力度”，更是很微妙地反映了当前中央经济政策的新走向及其动因。

虽然官方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近年来宏观调控的预期结果，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成绩，人们却也担心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仍未消除之时，在中国前期的各项宏观紧缩效应尚未完全显现之际，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降可能导致较大风险。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就表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受国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将沿着一个下行的曲线行进。

而以反通胀为目标的过于紧缩的宏观政策，将使国内严重不足的内需进一步萎缩，也将使国内民众过度承担世界经济调整的成本。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因此预料说，未来几年中国消费市场不太乐观，消费力可能比较低。收入分配如果没有改善，居民消费能力的扩大是很难的。与此同时，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受到过度伤害后，将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活力，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有关调查表明，广东、江浙地区的大量民营企业亏损、经营困难。而通胀压力已是降低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不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为解脱国家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政府今年以来采取了种种调控举措，但调控预期并未完全如愿实现。而中央高官在对长三角、珠三角、华北、东北等地的调研之后蓦然发现，近忧远虑已日益严重。经济降温已成事实，通胀高企未见穷期，国家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复杂的发展环境，正面临着重要而艰难的政策选择。

但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条件究竟是什么？CPI居高不下、出口增速下滑、企业陷入困境、财政收入减少、资本市场低迷等等难题如何化解？从紧的宏观政策是进是退？——中南海一连三会，正是决心要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找出应对之策。

而政府强调要仔细分析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新变化、新问题；强调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强调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但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推动国家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

面对微观经济各层面日益恶化的生存状况，以及金融各领域所面临的潜在危机，面对增长之痛，通胀之忧，权衡利弊，作出调整当是应有之义。但历史的经验证明，宏调思路应着眼未来，应有长远视角。

这不仅要求对金融体制做进一步改革，对金融市场化体系加快完善，还要对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机制实行优化。这无疑是艰难的，然而我们可能已别无选择。

对现行政策做现实的局部调整，并与长期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使其制度化、规范化，惟此才能避免调控政策被动追随在复杂变化的局势后面。放眼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这个问题实在尤为重要。

刘鹤说:“横向比较，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当属最好。历史地看，经济运行本身有周期性和结构性变化特征，低成本、高增长的阶段已过去，经济结构调整是客观大趋势。”这应是在表明，最高决策者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判断是充满自信的，冷静而清晰。

面对客观大趋势，既然宏调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接下来就应创造一个良好、透明的外部环境，使企业按照市场信号主动调整；就应稳定预期，使全社会预见到环境的特点，使微观主体从容起来，确保“平稳较快”的大势；也应冷静观察，在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困局，都急于寻找对策的情势下，更要审慎应对，而不是轻易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