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权威官员解读10个中央一号文件与农村改革

“新华视点”记者陈芳、宋振远、刘健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改革开放30年，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包括数个中央全会文件和10个中央“一号文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央农村工作文件准确把握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主线，加速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

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新起点上，如何评价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作用？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轨迹和未来走向如何？为此，记者近日专访了参与中央有关文件起草工作的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段应碧。

30年迈出三大步 凸现两个重要时期

记者：农村改革发展30年，阶段性比较明显，各自有什么特点？

陈锡文：我国农村改革30年，主要是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建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保障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第二步是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统筹城乡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第三步是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实行农村综合改革，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30年来，为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农村工作文件不下40个，其中包括10个“一号文件”，足见党和政府对“三农”工作一直十分重视。

记者：30年来中央针对“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的发布，迎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是巧合吗？

段应碧：30年来，中央分别在改革初期(1982年到1986年)和新世纪初(2004年到2008年)发出10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记录了农村改革前进的步伐，闪烁着农民首创精神的光辉，也彰显出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上个世纪80年代初，5个“一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主要拉动力是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从1980年至1985年，农民收入年增长率超过10%，出现了超常规增长。那时候农民是欢天喜地，城里人也高高兴兴。

陈锡文：新世纪5个中央“一号文件”，主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受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我国“三农”工作出现重要转机，粮食连续5年丰收，农民收入年均增长超过6%，又一个农村改革的重要时期到来。

如果说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着重解决了农民经营自主权和人民温饱问题，为推动其他各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党的十六大以来连续出台的5个“一号文件”，则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方针，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对农民实行免税和直接补贴，开启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农村改革30年的两个重要时期，反映出两个时期农村改革的力度很大。

记者：除上述10个中央“一号文件”外，30年来还有许多重要的中央农村文件，其历史作用同样十分重大。请谈谈其中还有哪些重大的支农惠农举措？

段应碧：回顾农村改革30年的历程，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农”工作始终非常关注，高度重视，也很熟悉。总是在关键时刻及时采取切实措施，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把农村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每年都要对“三农”工作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特别是1993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每年都要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些文件归纳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稳定。

具体地讲，1998年以前，重点是抓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减轻农民负担和扶贫工作。通过增加农业投入、建设商品粮基地和提高粮食价格等措施，1998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针对当时农民负担重的情况，1996年中央出台13号文件，就减轻农民负担规定了若干个“不准”和“严禁”，有效地遏制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趋势。此间，中央还先后召开了3次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加大扶贫力度，基本实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8年以后，重点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1999年中央提出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此，出台了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和改革农村税费的政策，从增收和减负2个方面采取措施，为新世纪最终取消农业税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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