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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谈经济政策:GDP三年内回到两位数增长可能机会不大

2008年12月07日 11:51东方早报【大中小】【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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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陶冬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

主持人王诚诚《理财一周报》编辑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年多来的经济环境，那就是瞬息万变。从去年下半年至今短短一年半之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屡屡变调，走过了一条短暂而又漫长之路。

下周，中央经济工作年度会议即将召开，一场艰巨的“保八”战役也将打响。

作为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曾说，经济预测比天气预报还难，而自己的工作就是预测。对于下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会有怎样的预期？对于中国这一年来的宏观政策调整他又会有怎样的评价呢？

中国政策调整基本上及时

主持人：最近美国相关部门披露数据显示，美国从一年前经济就开始衰退。而那个时候中国政府还在进行宏观紧缩的政策。对此您如何评价？

陶冬：年初时大家对于次贷危机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并不清晰，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金融海啸的威力。这次金融海啸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保尔森在处理雷曼倒闭问题上的政策失误。这些因素是不可能事先预估的，就此责备中国政府并不公平。

最近相关统计部门说美国一年以前已经进入衰退，但是实际上，许多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在年初时也没有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今天讲一年前已经进入衰退，是马后炮。当时中国经济处在通胀迅速升温，信贷失控的情况。在当时的环境下，采取宏观紧缩的政策我认为是正确的。

不仅中国的宏观政策是收缩，美国、欧洲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都是紧缩的。政策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一个滚动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的调控，基本上是及时的。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保尔森在处理雷曼倒闭问题上存在政策失误，能否具体阐述这一点？

陶冬：保尔森在雷曼问题上的判断失误，使一场十年一遇的信贷收缩、经济调整变成了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在雷曼之前，随着资金市场的重新活跃，随着贝尔斯登问题的妥善解决，全球的金融环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但是之后保尔森对于形势的判断过度乐观，认为他已经有能力在不严重影响经济、影响市场的情况下，为自由市场经济划出一条底线。换句话说，他想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不能拿纳税人的钱去无原则、无条件地填补过度投机所带来的亏空。

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处理的方式以及时机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尽管雷曼倒闭没有使得CDS(信贷违约掉期)市场崩盘，但是风险从没有预料到的地方钻了进来。货币基金拥有大量的雷曼债券造成了巨额亏损，导致投资者挤提货币基金。而这触发了连锁反应，资金市场出现断流，银行之间的信心完全丧失。这就造成了一次在现代金融史上罕见的、全球性的，针对整个银行行业的恐慌和挤提。

当时如果救雷曼，成本可能只有60亿美元。由于没有救雷曼带来了连锁反应和信心危机，各国政府已经付出了超过1.3万亿美元来搭救。这是一个重大教训。这1.3万亿美元只不过是重新稳定了金融市场，拯救了一场金融体系崩溃的浩劫。但是全球的衰退刚刚开始，这个可能对于经济的伤害、就业的损失以及造成潜在的金融不稳定，目前还没有可能对此量化。

通胀时期政府有一系列误判

主持人：从去年底到现在，中国经济调控经历了从“双防”到全面促进经济两个极端。可以想象这中间的局面变化之快。您怎么评价中国政府在此期间宏观调控的一系列做法？

陶冬：政策的决定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政策的拐点的决定往往要在统计数据并不完全清晰、经济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做出。我们几个月之后，回过头来做马后炮式评论比较容易，但这是历史学家和媒体的事情。在当时的环境下，政策作出判断一定会有风险，有可能出现判断错误。

在这一轮宏观调控过程中，的确判断有失误。但是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犯了同样的判断失误，我认为是可以容忍的。至于政府之后为刺激经济出台的政策，我给予高度评价。

政府去年在应对通货膨胀失控问题上，一直认为是结构性通胀而行动迟缓。如果当时在通胀刚刚起来的时候，果断通过进口粮食的话，中国通胀绝对不会上涨到8%。政府在这方面有误判，而且是一系列的误判。但是在这一轮经济失速问题上，我不认为政府后知后觉。中国经济出现放缓的苗头是5月份四川地震之后，由于北京召开奥运会，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是以稳定为主。但在奥运因素过去之后，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苗头出现之后，北京采取措施的速度实际上是相当的快。而且不但出手很快，出招也很猛，这种政策风格在温家宝内阁是罕见的。

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在国际上赢得了普遍的好评，这不仅对于中国经济有利，对于世界经济也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的调控并不像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