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成为继北京和上海后全国第3个老龄化城市

2009年06月11日 01:03城市快报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6月11日是中国人口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1世纪中国将迎来老龄人口高峰。据社会学家郝麦收教授介绍,天津市人口老龄化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全国第一个老龄化城市是上海,然后是北京,第三就是天津。

1860年以前,天津完成了从军事城镇向传统商业城市的转变,这个过程持续时间相当漫长,占了天津城市历史四分之三的时间,且人口增长缓慢,直到开埠前,城市人口不过20万左右。但在1860年开埠之后,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工业的兴起,天津迅速成长为我国北方最大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人口也在迅猛增长:1925年,城市人口突破100万;到新中国成立前,人口最高峰值超过190万,几乎是开埠时的10倍。1949年,随着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转变,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上世纪五十年代,天津城市人口激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心市区人口超过了300万——这也是天津历史上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此后,尽管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趋缓,但总量仍持续增加。与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城市人口增长主要靠人口迁入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的增长主要是人口自然增长。伴随着人口数量增长,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也都发生了显著的积极变化。

考古资料发现,天津蓟县北部的燕山南麓地区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一定规模的人口聚落。现在的市区部分,尤其是东部地区,出现人口聚落的时间相对晚些,但最迟到战国时期,现在的天津城区也应有了不少的居民点。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已在天津市郊发现战国到西汉初年的村落遗址四十多处,其中还包括了多处战国时期的墓群。

【早期天津】

人口变迁

“盐”“漕”荡涤下的人口变迁

据专家介绍,天津地区的开发长期与盐业和漕运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的兴衰直接制约着天津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

濒临渤海的天津原为盐碱荒地,盐业资源丰富。早在西汉时期,天津的盐业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全国设置三十五处盐官,天津境内就有两处。虽然制盐业的发展一度带动了天津的人口增加,但在西汉末年天灾人祸不断,尤其是渤海湾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海啸,致使天津地区在内的渤海西岸村落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县治也被迫内迁,盐业生产蒙受巨大打击,由此直到南北朝时期,天津地区的盐业生产才逐步恢复发展。当时很多人从事“傍海煮盐”的活动,到了五代,后唐于同光三年(925年)在今天津宁河县内设置了芦台盐场,专事制盐。据记载,这个盐场一度拥有灶丁(煮盐人)393人,灶地544顷,煮盐大锅46口,规模甚巨。煮盐也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古代天津地区人口所从事的一项主要劳动。

漕运是天津地区另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具有天然便利的水运条件和交通优势。因此,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统治者就在天津地区修建运河。隋大业四年(608年),经过天津地区的永济渠,南接沁水,北达涿郡(今北京西南),成为天津地区南北交通水路大动脉,它与通济渠、江南河等运河一起,形成长达数千公里的京杭大运河。运河漕运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运河沿岸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天津地区人口聚集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随着盐业和漕运的早期开发,天津地区居民逐渐增多,特别是隋唐时期,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海运的发展,天津的人口已有相当规模,并且在今天市区三岔河口一带形成了一定的人口聚落。但由于唐后期的战乱和北宋时期的军事对峙,加上黄河第二次北迁入津,破坏了河运与海运,致使已经形成的人口聚落难以继续存在,聚居活动也随之分散到今天天津市的一些郊县地区。

【专家】

郝麦收:天津将成“超级城市”

对于天津城市人口规模发展的前景,天津市人口学会副理事长郝麦收表示非常乐观,他认为天津的人口发展前景广阔,因为天津是发展型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这给了它很大的发展机会。“经济和文化大发展,人口自然也会大发展。天津的现实人口大约有1200万,未来还会不会再发展?我认为会,10年以后天津的人口将达到1500万。”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人口承载量是相当大的——任何一个城市一旦成为经济中心,必定能够承载数量众多的人口。“我认为将来天津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必定也会成为一个人口中心。”但他也表示,目前制约天津人口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水资源匮乏,不解决水的问题就很难实现人口的发展。“一个办法是‘引江济津’,把长江水引入天津,至少可以解决500万人的用水问题;另一个方法是海水淡化,这可以轻松解决一到两百万人的用水问题。还有一个办法是利用自然水,比如雨水的积存——可以很容易解决上百万人的用水问题,但这个方法现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郝麦收认为,天津人口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高度城市化和工业化。“天津是我们的天津,也是全国人民的天津。我们在发展天津、贡献天津的同时,也要学会享受我们的城市。”

【链接】

“扫盲运动”与“全国前列”

新中国成立前,天津进行过两次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但收效甚微,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经济条件有很大关系。尽管教育水平不尽如人意,但在时值动荡之年的中国,天津的教育发展状况居然仍能位于“全国前列”。

上世纪初叶,天津市人口整体文化程度不高。在1928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对天津132户工人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100个识字的人中,除7人不明外,上学超过四年的仅有7人,占识字人数的7%;上学未超过四年的高达86人,占识字人数86%之多。即便是一般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政府机关,职员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也属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当局曾展开过两次扫盲运动,第一次是在1924年由天津县政府组织,另一次是1941年天津特别市政府组织的。两次扫盲运动尽管范围广且声势浩大,但无奈彼时百姓首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教育,而是温饱——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又哪里有接受教育的经济条件呢?

虽然教育状况不甚理想,但根据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统计资料显示,1945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2.5%,1946年天津的学龄儿童入学率是46.2%——这比全国平均水平足足高出33.7%。另据统计,1946年全国在校中学生占全国人口0.333%;同年,天津中学生在校人口占天津总人数的0.95%。无论小学还是中学,天津的教育状况要远远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尽管天津教育发展状况不甚理想,但当时仍处于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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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人口促进发展

在《天津人口研究》中有这样的统计:1941至1942年天津共有商号17501家,其中天津籍资本主开设的商号有5782家——超过半数以上的商号都是外埠移民开设,足以说明“外资”对于天津商业的影响。与天津本地的“土著资本”相比,这些“移民资本”在天津商业的发展中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些移民资本中,来自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资本综合占据了总量的三成以上,远远超过土著资本。在全部资本中占据最大比重的资本来自于银行业,当时在天津的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其资本组成多是由股份或是由当时的政府与银行合作形式聚集而成。天津的银行资本或来自军阀与官僚们及外埠私人等投资,或系外省市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基本非是来自天津民间,因此也可算是移民资本。由此可见,“移民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天津发展过程中资本的不足,极大推动了天津的经济发展。

在这一期间,移民人口投入到工业中的资本总量是土著资本的两倍多,投入与运输业的资本是土著资本的四倍多,这不仅大大促进了天津的工业与运输业发展,也使得天津在开埠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迅速由传统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工商业城市。有学者指出,土著资本在进行投资时往往有“偏食”迹象。以天津为例,土著资本对于铸铁业、成品铜业、橡胶业、保险业、皮货业、染纸业等业务极少涉足,这些业种正是依靠了移民资本的支撑才得以发展。移民资本不但对天津工业的生产与发展有所促进,而且对天津经济结构、经济部门的完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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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 he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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