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征启:大学里不能没有故事

2009年07月04日 00:51经济观察报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马国川

“我给你地、给你钱,你给我人才”

经济观察报:1983年初,广东省一些老教育家和深圳特区的部分领导,提议创办深圳大学,当年5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7月招生,8月录取,9月27日宣告深圳大学正式建立,并开学上课。那一年您从北京来到深圳,至今已经有26年了。

罗征启:创办特区大学,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名校抽调了一批名师担任系主任。第一任校长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先生,他是学术泰斗,当时已近古稀了。我那时才不到50岁,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也奉调来深圳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记得我跟清华大学一位老先生告别时,他说,我们清华调个人去,就你不合适,也就你合适。说你合适,因为你是广东人,又年轻,有能力,名望又很高,你去合适。说你不合适,深圳那个地方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你这个人又是红旗下长大的,没见过这个情况,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到那儿你怎么办?

经济观察报:你来到深圳后又是什么感受?

罗征启:我到深圳一看,那种热火朝天的干劲让我很感动。我登上当时最高的国商大厦,22层,有一个香港记者问我,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同志跟我说,深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我到深圳来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我觉得全中国社会主义因素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啊?我说,建设速度那么快,难道是资本主义啊?难道资本主义应该快,社会主义应该像蜗牛,只能慢?!他们就给我鼓掌。

经济观察报:深圳大学的建设也体现了“深圳速度”和“深圳精神”。

罗征启:确实如此。从提议创办深圳大学到正式招生开课,只用了半年多时间。来深圳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是学建筑的,而深圳大学刚开始要建校,只有一块空地。当时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梁湘同志指着地图上的一小块告诉我:“这里有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你们了,你们好好规划一下,看看要多少钱。我们还很穷,请尽量节省,注意实事求是,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个决心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梁湘因病住院时我带了几个深大的老师、同学去看望。他很高兴地说:“你们还想着我呀!”我说:“你卖掉裤子建深大,深大师生感谢你。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裤子穿。”他爽朗地哈哈大笑。

经济观察报:像梁湘这样的领导真不多见。

罗征启:没有了。现在还有些人找我,到他们的开发区建学校、建企业,我说我不行了,就算你给我的是空地,我现在也做不了,因为没有梁湘这样的领导了。

虽然当时市财政收入每年仅1亿多元,深圳市政府却毅然计划拨款5000万元建设深大——原广东省、深圳市给中央的报告是拨款5000万元搞深大的基建——但这明显仍是不够的。我到任以后立刻修改了计划,三期工程共建23万平方米,经深圳市批准计划用1亿元。后来三期工程高速度、高质量完成只用了1.3亿元,包括当时被评为全国教育建筑最高奖的校园园林规划,一个有1620个座位的演会中心,一个当时认为是高校最好的图书馆。甚至还建成一座微型的原子堆。有人说,深大建设速度快,创出了“深圳速度”,其实,平均造价不到600元/平方米,也堪称奇迹。记得当时梁湘握着我的手说,老罗,我没上过大学,我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我只知道人才。这块地就交给你了,你做主。他放权到什么程度?到深圳大学来的户口由我签字,送公安局备案就行了。到1986年的时候,我把这个权交回去了,因为谁都知道我可以批户口,全来找我,包括领导的孩子、亲戚都来找我,我受不了了。一次有人拿着梁湘的条子来找我,我换个房间打电话找梁湘,他连说好几个对不起,说是老同事、老领导下来找他,实在没有办法才写个条子,或叫秘书打个电话推给你,你帮我应付一下。他说,咱们约好了,以后我要是真有困难要你解决,我会亲自找你面谈,而且面谈也不一定给予解决,只要不是我亲自找你面谈的事情,写条子之类全都是为了应付的。你别当回事,可以解决就解决,不解决一点都没有关系。深圳市的领导同志全都照此办理。他最后说,“老罗,这样行吗?”你说,这样的领导现在哪找去啊。

“一所大学的主体应该是谁?”

经济观察报:如何建设大学校园,是你们当年面临的第一课题。

罗征启:当时一片荒芜,一个小秃山和横着几条沟壑的破碎地形,板结的风化砂岩土地,连野草都长不好。到底应该怎么规划?那时大学建设重物不重人,人的地位往往不如桌椅板凳,不如仪器设备。例如,图书馆的书库很大,但阅览室却相对小,而且实际成了自习室,学生要发证抢占座位,才能找到个自己的地方。我们决心让新的校园规划有机会为师生员工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使学校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场所。我同意一个纽约大学校长C·V·纽萨(Carrole·V.Newsom)说的:“大学的精神是建基在给人一个一起思考的地方这唯一的一点上,……在一起思考是一个相互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我们的心智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经济观察报:在一起思考,就要有一个环境。缺少空间,会使人产生抢占必要空间的矛盾,而不可能乐于共同交流思想。

罗征启:我们确定了规划设计的服务对象是人这一基本原则以后,教学科研设施和生活设施的比例就产生了变化。师生员工的生活、工作条件、教学科研的空间显然优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是统一的,是为人服务的,可以相辅相成,可以互换。宿舍既是不同系科学生的栖身之所,又是自学和互相研讨学问的地方,由于空间的充裕,必要时还可以互让。学生宿舍空间充裕了,图书馆的压力减小了。当时学生宿舍造价每平方米200元,图书馆是1000元。又如按教育部的规定,4000—5000在校生要8个500人的食堂,但当时大学食堂每顿饭只开半小时不到,我们规定食堂开12个小时,这样三个食堂就足够了。节约成本应该以人为本算大账。

经济观察报:你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高等学校建筑群的心脏应该是图书馆,而不是党政领导的办公楼”。

罗征启: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校园规划中,深大的图书馆既处于全校地段的中心,又处于最高的一块坡地上,体量最大,高度最高,吞吐人流最多,是师生求知、商磋、研讨学问的中心。我们要求图书馆全部开架,开放到晚上12点,全年开放365天。很多师生直至午夜闭馆时才离去,明显地起到了“心脏”的作用。我们还提出,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学校的所有部门都是为培养学生服务的,我们服务工作的所有终端都应通向学生。学生生活区与教学行政区距离较近,让学生能在一二分钟内,从宿舍区跑到图书馆,这在炎热多雨的南方,是很有必要的。学生宿舍离教学楼最近的只隔30米绿地。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深大校园是“白云红荔,草木葱茏,环境优美,景色宜人”。而其建设规划理念更是难能可贵,近年来,各地大学纷纷建设新校区,深圳大学的规划理念值得学习和借鉴。

罗征启:关键要认识到,一所大学的主体应该是谁,学校的心脏是什么,到底是为人服务还是为物服务。在当时,一些大学教职工和家属人数比例往往比学生大得多,甚至是几倍,势必出现基建和后勤工作大部分是 “自我服务”,即是为了解决职工家属问题,而且似乎越想解决越解决不了,形成多建职工住宅,越建越缺的恶性循环。我们一开始就想避免这个矛盾,力图把学校建成一个与此相反的模式,使学校中人数比例以学生为主体,最小的队伍是职工。学校里到处都是学生在活动,在工作。他们不仅是“监督”和自己有关的工作,而是直接参与。学校的饭堂服务、清洁卫生、保卫巡逻、秘书管理,几乎都有学生参加,甚至全部是学生。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在担任校长以后,秘书工作就由学生担任?

罗征启:我们学校主张独立,鼓励学生们独立,首先是生活上的自立,然后是到事业上的自立。事业上的自立包括要自强,同时在道德品质、思想作风、文明礼貌方面也要自立、自律。我们学校强调自立、自律、自强。自立是基础,自立后才能立人、立校、立国、立天下。不能自立的人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的。我们取消了助学金,改成奖学金;取消了包分配,改成了就业指导,要用人单位和同学互相选择;我们鼓励和组织了大规模的勤工俭学,学校鼓励竞争,提高同学们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不仅仅在就业上有竞争,奖学金有竞争,勤工俭学、短期就业都有竞争。

我们解雇了深大所有的临时工,剩下一些家属没有办法不能解雇的才留着,其他所有职位都由学生担任,以增加学生勤工俭学的机会。领导和教授副教授都配备学生秘书,这样秘书就是秘书,只能帮你抄抄写写,不能代你起草报告、总结或撰写论文。学校领导和学生的距离就近了。而且报告只能自己写。我自己的秘书就是由六个深大学生交替上班,既没有耽误他们的学习,还锻炼了他们的能力。

经济观察报:你还要求,称呼校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干部时一律不得冠以其职务,譬如某某校长、某某处长、某某书记等,统一称为某某老师。

罗征启:是的。这是清华大学的好传统。刘达到清华担任校长以后,有一次一位同志叫了声“刘校长”,他马上说,“你们清华的传统特别好,都称同志。你不赞成吗?”我们认为,被称为同志或老师是最光荣的,何况高校里所有行政人员都是服务角色,不能有官本位意识。

“我们得走另外一条路”

经济观察报:当时的深圳大学处处展示着改革精神。深圳大学的校长带领各系主任到车站迎接新生,这已被传为高校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罗征启:这是当时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黄其江同志的建议,我认为很好,一直坚持到1989年。当时深圳对这所大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深圳市的要求是,以改革为动力,建设一所为经济特区提供骨干人才和高端人才培养、高端智力服务、高端科技成果的特区大学,一所走上国际、能够与世界各国高等院校平等交流互相关照的窗口大学,一所努力创新办学体制、积极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实验大学。

经济观察报:这和你的理念十分吻合。你说过,建一个新的大学,而不是建一个旧的再来改革。要从建校开始,就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印象。

罗征启:这不是我说的,是深圳市委常委、副书记邹尔康同志多次强调的。我很赞成,坚决执行。刚到深大赴任时很多人问,深圳大学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有人就说,深圳大学就是清华的分校,因为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清华的嘛,学校主要的理工科老师也都是清华的。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说,办社会主义的综合性大学,有“社会主义”就行了,我们搞起来再说。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齐步走”,我们跟别的学校要不一样,深圳大学必须另走一条路,如果我们按照清华的标准,永远赶不上清华。

经济观察报: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可是现在教育领域似乎仍然习惯于整齐划一,“齐步走”。

罗征启:对学生要求一样,一般高,齐步走,谁也不能冒尖谁也不能落后,结果呢,大家都落后了。这就是制度问题了。制度问题不解决的话,学校没法搞。当时全国有1070所高校。我说,就像马拉松比赛,1070所大学比赛,深圳大学是最后一名参加者,人家已经跑那么远了,我这里还动弹不得,即使我们跑得再快,也不可能跑到前面去。所以我们就得走另外一条路。走另外一条路,另外一条跑道,我很有可能就是冠军。深圳大学要想拿到总分第一,是不可能的,但是多拿几个单项冠军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也证明,我们做到了。

经济观察报:前两天偶然读到一篇文章,是作者回忆母校深圳大学的。他写道,图书馆的藏书全部开架,可以方便地借阅到港台和外版书籍;从来没有开过全校大会,没有全校广播系统,没有关灯制度,也没有铁门和门卫老太太;学校里没有专门的临时工,打扫卫生的都是本校勤工俭学大的学生;必修课只占全部课程的一半,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学校对学生是一种放牧式的管理。等等。当时的深圳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真的很不一样。

罗征启:大学要营造一种难得的氛围,一种轻松学习、自由交流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的学习应该是主动和无拘束的。我一向主张开放办学、自由发展的教育思想。我们引入“学分制”,提倡自立、自律、自强的“三自精神”,只给予制度上的规范和思想上的引导。有人说,这是“无为而治”。我想说明一下,“无为而治”决不是无所作为。老子道德经中讲“有为”比“无为”要多。他多次强调的是“无为”一己之私利,“无为”虚名,“无为”虚假的政绩,才能有所作为、大有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干,就坐等成功。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现在常常被理解错了。只说“无为”,怎么能治呢?1983年来深圳大学之后我就宣布一条,三年内所有的干部跟老师一样都不要出国,除非人家出钱,而且是学术活动的,更不准出国旅游。我们只去香港,因为去香港最近、最便宜而且效率最高。香港是我们中国人的,它已经把世界先进的东西都给中国化了,都是经过中国文化筛选过来的,所以我们学香港是最直接、效率最高的,学香港足够了。到了1986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出去了。结果是反应很好,都说我们学校像个样子了,这就叫“无为”出国,“有为”去香港,“无为”去旅游,“有为”去学习。这样才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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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 wang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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