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战争年代靠军队 和平年代靠商队
蒙牛乳业集团董事长牛根生
战争年代靠军队,和平年代靠商队
生产力决定话语权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大转盘上,我的生命划过了51个小刻度。
出生一个月被卖。童年里有忘不掉的饥饿。在国有企业里大起大落。在民营企业里经风历雨……从国有到民营,从民营到合资,从合资到混合,从混合到国控,仿佛走了一个轮回,又仿佛搭上一个螺旋上升的天梯。
我是一个缩影,也是一个见证。
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虚数”,后30年看作“实数”。为啥?前30年尽管有“两弹一星”等伟大成就,但夹杂了太多的“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外斗修帝主义,内斗地富反坏,直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难辨,人身不保,生产力的创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后30年虽有竞争,却没“斗争”,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我们成为全世界最为耀眼的一个“增长极”!
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当我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你赢我赢,没有输家。
国际上的话语权,本质上取决于生产力。把生产力搞上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
下一个30年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认清历史大规律,洞悉中国经济崛起的路径到底在哪里。
回顾大国崛起的历史,今天与500年前、50年前所面临的环境截然不同。
第一轮崛起,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为先驱,这是一种殖民式崛起,是靠“千万人对几亿人”的大掠夺,堆积起了自己的金山银山。在这部血泪史中,荷兰占领了我们的台湾,葡萄牙占领了我们的澳门,英国占领了我们的香港。第二轮崛起,以二战后的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这是一种垄断式崛起,是靠“几亿人对几十亿人”的技术壁垒,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主导权。今天的第三轮崛起,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这是一种自助式崛起,这三国的人口就占了全球人口的近一半——这一半人口不大可能依靠向另一半人口出售产品而崛起 (起码不是主要路径),因为另一半人口往往不是居于最富国,就是居于最穷国——因此,如果说前两轮崛起是外向式崛起,是“少数人‘吃’多数人”;那么,当今的第三轮崛起就是内向式崛起,是“自己‘吃’自己”,扩大内需是第一拉动力。
我们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而且,你对这个市场的脉搏有可能把握得最准。
松下电器说:“不能在中国取胜,就会在全球败北”。
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你只要做成中国第一,往往就是世界第一。
打造“国家生态圈”
在全球化的竞争舞台上,我们需要打造 “国家板块”——更确切地说,需要打造“国家生态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催生出更多的“狮子”。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孤立的就是孤寂的,集群的才是沸腾的,“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需要人才的集群,企业的集群,产业的集群。
打造“国家生态圈”,第一要法制先行,端正商业伦理。
当企业发现奶站掺假后只能无奈地以经济制裁为最大惩罚,而不伴以严刑峻法的时候,掺假者就会抱有侥幸心理:抓住了是你的,抓不住是我的。
一些时候,道德水平高的企业反而斗不过道德水平低的企业,就像遵守规则的武士往往斗不过使用暗器的武士一样,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出现了。如果这些被颠倒的伦理得不到颠覆,那么,整个大商圈伦理就是有问题的,这也许是 “中国式商业伦理”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课题。理想的大商圈伦理是,比赛赚钱就等于比赛负责任的程度,越负责任越有钱,越不负责任越没钱,不仅没有钱,甚至会没有自由,没有性命。
目前有三个“无序性”值得关注:
一是打假的无序性。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只要是全国名牌,往往逃脱不了被仿冒的命运。究其原因,与地方保护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东部某个省,我们有一年查到7个企业假冒我们的产品。当地管理部门的人与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把车间封了,库房封了,产品封了,该封的都封了。但我们走了以后,时隔不到7天,他们又放虎归山。
二是危机预警的无序性。不法分子的几封恐吓信、几个匿名电话,就能引发地方政府封堵名牌产品的红头文件。这听起来不可思议,却是我们亲历的现实。行政资源居然可以这样轻易地被坏人滥用,优秀品牌居然可以这样被送上断头台,这给我们一个警醒,如果不提前确立危机预警的相关规则,那么,一旦危机爆发,就会出现“一个领导一个调,一个地方一个样”的纷乱局面,这样随意行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三是小媒体的无序性。一些小媒体受利益驱使,容易滥用手中的“话语权”,甚至沦为不正当竞争者的“御用工具”,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舆论自由”绝不等于“谎言自由”。强调媒体责任,对媒体实行“问责制”,势在必行。
打造“国家生态圈”,第二要责任到位,铸造全球品牌。
2007年,我们去日本考察了丰田、本田等著名企业。今天,日本的企业向你介绍自己时,重点已经不是产能多少、销量多少、利润多少,而是自己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自己在环保事业、公益事业中做出了何种贡献。
如果进行最简单的分类,企业社会责任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本职工作,二是兼济天下。什么是本职工作?涵盖面非常广,但今天应该特别提出的一个范畴是“软件革命”:在管理上创新,在文化上创新,在制度上创新……通过创新赢得国际竞争力。
实践证明,做好本职工作是企业最基本也是最大的社会责任。中国有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职工作就是这个“皮”。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大品牌要负大责任,“兼济天下”始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境界。事实上,判断一个企业是否负责,不能只看单一指标,必须看综合指标;也不能只看一时,而要看一贯。我们不相信一个对慈善事业无动于衷的“冷血企业”,会是一个对消费者真正负责任的企业;我们也不相信,一个积极履行公益责任的“爱心企业”,会在产品安全责任上得过且过。各类社会责任实际上是相互贯通的,浑然一体的。
企业社会责任已越来越成为 “全球公司”不可或缺的“国际护照”,没有“责任力”就不会产生“影响力”。在一个全球经济大循环的系统中,如果你不关心全地球的大事、全人类的大事,那么,人们也不会关心你的事,这样的企业跑不快、走不远、跳不高!
打造“国家生态圈”所以重要,还在于每个品牌都具有双重身份,一重是自身拥有的个别品牌,一重是与众多其他品牌联合铸成的共同品牌——国家品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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