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之交——抗美援朝霍英东历史解密》（李敏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一书，披露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一段未公开的历史。

当时，美国操纵联合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霍英东则组织船队，冒着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风险，为新中国运送了大量“禁运”物资。本文即选自该书。

廖公说话

在香港回归前，“霍英东走私起家”的流言曾不胫而走。

廖承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与一些同志谈话时说:“我为霍英东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帮我们运送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作出了贡献。”

廖承志曾于1938年至1941年任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而在抗美援朝时期，廖承志早已调到北京工作，他是从其表弟、华南企业公司董事长邓文钊处了解到霍英东为华企运输“禁运”物资情况的。

邓文钊在华南企业公司工作（1951－1955年）很有成绩，特别是为支援抗美援朝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后来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于1971年在“文革”中含冤逝世。1981年广东省委为邓文钊和华南企业公司平反。

霍英东在抗美援朝时期，为华南企业公司承担了多次运输“禁运”物资的业务。霍英东在谈起这段历史时，也多次提到“商业部”和华企董事长邓文钊的名字。当年霍英东未同邓文钊见过面，也未同中共方面的负责人直接联系过，但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为共产党和新中国运输物资。霍英东所说的“商业部”实际上是华南企业公司的领导机关广东省商业厅。

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内急需经济建设的资金。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商业厅策划成立一家公司吸引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

当时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的邓文钊亲自到北京找廖承志商谈此事，并通过廖承志向周总理汇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很快得到批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著名的海外爱国同胞何贤、王宽诚、陈祖沛、蚁美厚、马万祺等都入股投资。

在抗美援朝时期购买、运输“禁运”物资是一场复杂的斗争，要求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弄到紧缺的货物，并争取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将货运回。因此在进口货物的方法上不能按照通常正规的方法进行，如报关、外汇的使用等方面均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措施和方法。但在随后开展的“三反”、“五反”斗争中，有的人“左”得很，脱离开当时的具体情况，将当时采取的必要的灵活措施，说成是违法，使那些无私无畏地为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工作做出了贡献的好同志蒙冤。

当时在华南企业工作的钟布先生负责联络运输商人，但他不是直接和运输商见面，而是从运输的安全性和隐蔽性考虑，通过中介人来联络运输商。

当时，钟布虽然没有同霍英东直接见面，但对霍英东这个人经常为他们运输货物是很清楚的。

华南企业在香港的福就行表面是经营土特产的，但这是掩护为内地购买和运输“禁运”物资的。

福就行在交给运输商货物前要收取押金。押金的数额与运输货物购买时的价格是等值的。这样做，如果运输中出了事故，或是被港英当局的“缉私”警察捉到，福就行是不承担责任的。在经济上基本上没有损失；在政治上，港英当局也追究不到福就行的头上。因为，运输商在表面上只同中介人发生了联系，而没有同商行发生联系。

但是，实际上福就行对运输商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他们的任务能否完成，能否把内地紧缺的物资送到，关键在运输商的身上。因此，他们对运输商的姓名、年龄、政治情况必须了解清楚，在确保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把货物交出去。

到这时，霍英东从事海上运输已不是孤立的个人行动，实际上是在中共驻香港的贸易机构完全知情的特定条件下，为我们的贸易机构运输“禁运”的战略物资，其中为华南企业公司在香港的贸易机构运输的物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