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国有股转让的发生与叫停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的争论也非常多，主要集中在姓社还是要姓资的问题上。前一段时间，也有过关于股权分置的讨论，现在遗留一些问题。最开始为什么这么设计？当时一系列制度安排、框架，究竟是怎么设计的，有没有时间仔细去想这个框架？

尉文渊:当时，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能不能容忍证券交易所这样一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与我们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相比较，证券交易所的出现，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当时理论上的分歧、争论，使我们在落实工作中特别注意，避免政治风险。我们做了很多设计。例如名称，开始有两个，一个是上海股票交易所，一个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选择后者，就是为了淡化股票交易的色彩，避开“谈股色变”。早期的宣传口径，都是以国债交易为主。交易所在设立的时候，名称、职能，都在回避敏感区域。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不能流通是当时非常刻意设计的？当时是否有不同意见、争论，是否想到未来？

尉文渊:其实到了1993年，我们就开始去碰这个禁区。从1993年初开始，先是允许几家公司的集体法人发起股份，按上市公告书的约定上市流通，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全流通上市公司。后来又做了好几例国有股转让，通过国有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内部配售的方式，推行国有法人股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上交所还内部设计了以控制国有股份流通数量、节奏为重点的逐步实现全流通的方案，还考虑推行优先股，以及以一级市场为主，类似国外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做法来减持。

《第一财经日报》:但后来还是被否定了？

尉文渊:国有股转让最后一例，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1994年，是哈医药。之前，上海嘉丰毛纺、陆家嘴等都这么做了。这些做法，引起了其他地方政府的注意。哈尔滨市政府领导跟我说，上海这个办法挺好，他们也想做。于是选择了哈医药进行内部配售国有股的协议转让。但是，市场宣布交易以后，主管部门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要求停止这个事情，我们当然是不赞成的。后来国有资产管理等几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暂停国有股转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国有股转让了，一直到2005年股改才重新开始，停了十年。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有人问，那个时候开始做股票市场，对于中国是不是太早了，条件是否成熟了？

尉文渊:我回顾这段历史，也觉得确实是做早了。因为证券交易所是二级市场，要求你有足够的上市公司和市场中介，具有相关的市场监管法律、统一的监管体制以及必要的投资工具，包括要启蒙投资人意识，进行投资人教育等。当时这些几乎都不具备。

1991年4月，我们第一次组织所谓年报披露，发现非常困难。不仅因为当时的企业会计制度无法反映投资人的权益，上市公司对披露财务信息还持抵触的态度，甚至当时的统计部门来找我们，说你们不能够随便发布企业信息。

《第一财经日报》:这属于泄密？

尉文渊:对，泄密，统计部门的同志讲这是统计法规定的。我们很惊讶，不知道怎么解释。当时开办资本市场所需要的要素条件，基本都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