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50年1月，他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北京，成为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以后，他便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变成了“反面教员”；也使他与毛泽东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几近结束。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先后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

9月8日，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给先期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日上午分别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后，梁漱溟就《人民日报》开辟读者来信栏发表了一番感慨，他说:“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果就能倍增。”9日下午，因为言犹未尽，临散会时，周总理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在离开会场时，周恩来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请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漱溟没有半点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好！我明天上大会发言。”

回到家后，梁漱溟想，现在领导党的负责人要我在大会上说话，我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贡献的话。于是，他秉着这个思路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10日的大会发言非常踊跃，梁漱溟没能安排得上。中间休息时，他写了张条子给周总理，说在北京的人讲话机会多，请尽可能先让外地人发言，自己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总理答复他说，你不必考虑时间问题，会期可以延长，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作了发言。就是这篇发言，成了毛泽东批评他的导火线。

因为是回眸，也为了论述的需要，这里不妨将梁漱溟的发言做较为详细的摘录。

梁漱溟说:“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我曾经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场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计划，这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说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发言后，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表示赞同。到了第二天，即9月12日，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彭德怀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发表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稍许，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