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经济特区这片改革开放试验田里，证券市场是硕果之一。

当居民收入渐增、价格改革先行、国家投资有限、企业融资困难之时，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圳人把目光转向了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建立。从最初的无人购买，到后来的全国炒股大军云集，以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大起大落和“8·10”新股认购事件，证券市场在经历着考验的同时也积淀着规范的力量。

1990年3月出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的郑良玉，领导、参与了一系列与证券市场相关的改革。2008年8至9月，他数次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1 股份制改革动力

《第一财经日报》:1983年，宝安集团前身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正式成立，以向社会公开招股的方式组建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深圳企业有股份制改革的动力呢？这又和当时的融资环境有什么关系呢？

郑良玉:深圳从宝安集团开始搞股份制试验，那时没有证券市场，宝安集团从集体经济向大工业转型，他们参考了香港地区的方式来试验，搞股份制。另一方面深圳又是经济特区，大家都有很强的探索发展理念，所以做得早。公司还印发了股票，但没在市场上流通，只是股权凭证。

当时发行股票的除了深发展外，多是中小企业，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改革风险的考虑，中小企业相对风险要小一些；二是当时勇于改革的、跑在前面的基本都是中小企业，如万科改革劲头就很大，认为股票市场等于给他们添了翅膀，所以很积极。原来我们企业发展都要靠银行贷款，但筹资的另一个渠道是股市，更有利于直接监督企业经营。而且中小企业贷款比较难，资本市场的筹资成本比较低。

《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大中城市才开始进行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多在探讨承包制，而深圳面临的情况似乎已经很不一样了。

郑良玉: 那时全国关注的问题和深圳面临的的确有很大不同。全国讨论比较多的是价格怎么放开等，而深圳这些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特区开始尝试产权制度改革和融资改革等，所以改革试验的超前性比较强。那时全国是计划和市场双轨制的改革，而深圳特区则完全是以市场为目标的。深圳价格改革比较早就基本完成了，如蔬菜价格体制改革，当开始放开市场后，价格上涨不少，但后来全国蔬菜都运来了，周边地区的农民还到深圳来种菜，价格就回落了，这一轮改革的经验就告诉我们价值规律是起作用的，也坚定了市场经济导向这条道路。我的体会是，尽管有时我们已经很大胆的预想，但实际的发展还是比我们预想的快，这就说明改革方向是对的。

2 从不敢买到炒股风

《第一财经日报》:开始发行股票时政府还曾经要求干部购买？

郑良玉:1987年前后，深圳大概有100多家股份制企业，就开始研究证券市场了。不过那时并没有引起外界很大关注。

一些股份制公司经过批准尝试着自己发行股票，但大家不敢买，那时没有什么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股票都是公司自己推销，原始股按1比1（股票面值1元发行价1元）也难推销，更谈不上溢价。政府就动员干部买股票，支持国家改革，如动员买国库券一样。当时深圳没有股票交易所，只有一家证券公司下设三个证券部，房子都很小，很清淡。

后来1989年有分红了，特别是深发展，大家马上感觉到了股票的价值，一下子踊跃起来。到1990年底，已经有股份制试点企业20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5家，它们是深圳发展银行、金田、万科、安达和原野等公司。

《第一财经日报》:从没人要原始股到开始有了交易，再到过度投机，这个过程发展得太快了。你说过，炒股风成了贸易风潮、房地产风潮后第三个发财的机会。

郑良玉:是啊。我1990年初到深圳任市长时，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当时证券公司就一家，大家交易多了根本适应不了。这就出现大量的场外交易，很多都在马路边，比较乱。

我到深圳最初的一个月都在做调查，一看街头就明白了，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不仅这5家上市公司股票买卖活动大量在场外，其他公司也印出一些单子说这是某公司的多少股，每股多少钱，拿到市场上去交易，都有人买，黑市猖獗。我认为交易必须有法治保障，要监管。如果不果断加以解决，可能要出大问题，如出现大量经济纠纷，而且最后还是要政府承担。

所以，我到任后发的第一个政府通告就是整顿股票市场，取缔场外交易。当时这个决定的力度非常大，通告通过的时候市委书记还在日本访问，已经来不及等他回来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