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3日至10日，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这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势不可挡。改革的好处开始充分体现，改革的困难和弊病还没有被人们感受。中央高层正在酝酿和交换意见，提出了一个月后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正式公布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被邓小平认为是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价格讨论最有成果

莫干山会议由《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学周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出面组织，用以文选人的原则，从全国1300余篇应征论文中，选拔出124名代表参会。

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是一批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领导的同志，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因此这次会上，不仅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研室、中宣部、中组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的干部与会，还能间或见到一些领导同志的秘书。现已进入国家领导行列的王岐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现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等人，当时就参与了这个中青年会议的核心领导和组织。

莫干山会议分成了七八个小组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七个专题报告。包括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股份制经济和农村改革等议题，其中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和股份制经济的探索在当时是极其前沿的。但是，由于城市改革起步的焦点是价格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多年来对此又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和论证，这样，围绕价格改革的战略争论最为激烈也最富有成果，并由于会后很快被中央正式采纳而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价格成为城市改革起步的中心并不偶然。因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各种激励在价格信号失真的情况就失去了正确的导向。而生产资料尤其基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极度偏低，供求失衡必然导致整个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国务院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专门设立价格研究中心进行了论证、测算和准备。因此，在价格组讨论中，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田源首先带来了他们的方案，主张对严重失衡的价格体系进行大步调整，介绍了这种调整的可能性及其对财政、税收和经济的影响，论证了方案测算和不同力度方案的比较，令大家耳目一新。

会上，当时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李剑阁则介绍了周小川(现任人民银行行长)和楼继伟(现任中央汇金公司董事长)提出的另一种方案，就是用小步快调的方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可以减少价格改革过程中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他们提出，在市场发育不全、非完全竞争的国情下，不能简单靠市场，而是要以“供求平衡指导价格”为目标，组合使用价格政策与税收、财政补贴政策等相结合，控制总需求，逐步上调初级品价格，使价格体系合理化。为此，他们使用了现代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弹性的概念，进行了动态线性规划模型、投入产出和按国情改造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对比测算。应当说，他们的模型和论证，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现代经济学包括数理经济分析在中国的引进和运用，在讨论中对我们这些当时还是在校文科研究生产生了相当冲击。

打破调派和模型派一统天下局面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虽然与会者大多数是首次在会上见面，但张维迎因一年前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文章引起讨论，因而比起一般参会的在校研究生，算是有点知名度。张维迎当时持有可贵的完全市场派观点，而且他的硕士论文好象就是以价格改革为题，已经做了相当的投入和研究。他认为不能寄希望于价格调整，那至多是宴会前的一点零食，不解决根本问题。关键是放开价格，让市场起作用。同时，也不要被有人用财政负担问题吓住，不敢搞价格改革。他把计划价格比喻为装了不锈钢的温度计，僵死过时。价格放开，搞市场化是给这个温度计换上水银，能根据市场供求灵活反映。因此，他主张采用放的方针，对能源、原材料等差价很大的生产资料，采用分批、分步、分类放的办法。这样，大调、小调的调派和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就在会上产生了激烈的讨论。当时参会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青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争论从组内到场外和饭桌上。因此，会议还发明了挂牌辩论的方式，向各组开放，挑灯夜战。

当时，我是两年前从南京考入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研究生，过去对价格问题并没有很深的研究。但很快就为价格论战所吸引，我与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生何家成(现任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高梁(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张少杰(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以及在会上刚认识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现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虽然并不是都分在价格组，但也卷入了讨论。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觉得可以采纳和综合双方观点的精华，走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用先放的办法促进市场价平稳下浮，然后上调计划牌价向上，有些产品也可以同时外放内调。同时我们特别强调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物资部门主动进入市场，发挥平抑供需和价格水平的主渠道作用。我们把这套“改、调、放、导”的思路简括为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于是，记得在一天晚上的挂牌辩论时，我就代表我们5个人上台发言，表述这个第三种思路，其他人在回答问题时又做了补充。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思路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相当多与会者的共鸣。因为对当时参会的中青年改革者来说，大家在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财产权多元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等目标模式上并没有什么明显分歧。讨论和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可行性和过渡模式问题。而对于这批大多经过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来说，多数人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都有潜意识，因此，走理想务实的增量渐进改革路线是各组讨论的整体氛围，这样，放调结合、双轨制的提法就比较容易的被接受。

不过，更重要的是，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很快引起会议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关注和肯定。他们认为，调的思路领导已经知道，放的思路过于激进、缺乏可行性。因此，当会议领导带队，各个专题组选派一个代表下山去杭州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汇报时，我被指定作为价格组的代表汇报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记得张劲夫同志当时听得非常认真，站起来来回踱步，就双轨制怎么讲，放调结合怎么搞，物资市场如何组织，怎样引导多轨价格归一，防止倒卖等提了很多问题，但当场并未明确表态。后来我去国务院开会才有人告诉我，张劲夫同志回到北京就在国务院会议上介绍，说莫干山会上提出的那个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很有意思，是个可以考虑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