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智慧
不难看出，莫干山会议中青年的意见能够在几个月内就成为中央的重大决策，并不是这个意见真有多高明，而是有多方面因素的巧合。首先，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鉴于原苏东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正式提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价格改革的决策适逢中央关注的焦点。其次，放调结合的思路，其实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摸石头过河的总方针下，中国在价格改革方面不知不觉已经走的道路，国务院领导批示提到的各个案例，说明这个思路得到领导的经验和改革成功历程的印证，这一点其实是任何建议能够被采纳极为核心的一环。最后，从农村到城市的放权松绑，价格松动，计划内价格五花八门，计划外价格时隐时现，但又未形成合法和有效市场，随着改革推进，弊病日益明显，冲突日烈。因此，因势利导，用自觉的放调结合和合法的组织两个市场，来引导多轨价格逐步归一，渐进完成价格改革，自然被认为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可见，莫干山会议其实并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只是在因势利导和把放调结合、组织市场自觉地作为价格改革的战略上点明和拨动了领导头脑中的那根弦，因而影响了价格改革这个关键决策的方向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莫干山会议确实没有创造出早已存在的放调结合和双轨推进，而真正的贡献就是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推动其成为中央主动自觉的战略。
从另一方面说，年轻人的思想要能提出、聚焦、形成主导意见并能传递给决策者，也要很多条件的配合。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一些中青年活跃在改革前沿，并因各种工作或个人的因素，为领导同志所知晓。特别是在农村改革中，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农村发展组周围已经凝聚了不少中青年改革者。当时我们这些在校研究生都经常到中央农研室联络部负责人王岐山那里领课题、领出差费，到各地调研再上交报告。因此农村发展组和后来很著名的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主要骨干都在这个会上，并是会议秘书处的主要成员。会议的组织者在会前就公开声明会议是要为中央决策提供建议，设计了用论文选人的办法，以保证尽可能不拘一格网罗人才。到会后又根本不看不交流每个人的文章(当然当时的印刷条件也是很大的限制)，完全按照会议组织的专题进行讨论和辩论，让来自不同部门和信息背景的人能平等交流、相互补充，力争在会议的有限时间内碰撞产生有价值的思想。同时不仅积极引导讨论的方向，还对讨论成果进行加工提炼，并精心安排会议代表当面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又在会议结束、报告出来的短短几天内将会议报告送到相关领导手上。
再以我们5个人为例，本来都是不同单位的在校研究生，同时又不是专门研究价格的，会前基本不知道中央机关正在研究、关注什么，没有调派、放派的热烈争论和激荡头脑，我们根本不可能急中生智，提出什么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战略来，搞出来也不会表达的那么准确、清晰，更不可能作为什么重要会议的成果报送中央领导。以至后来张维迎对我们第三种观点一直不以为然，说我们没有什么创造，只是“勾兑”了他们两派的观点，不能算一派。其“不满”也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你想人家调派放派争的那么辛苦，我们最后就现炒现卖的一综合，说放调结合吧，外放内调，两条腿走路，双轨前进，然后就像天上掉馅饼似的一下子出了名，很快我和何家成都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但这确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因此，2004年底，我应约给《中国改革》杂志写稿回忆这段历史时，称莫干山会议的成果是时势所然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一点也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历史的真实。
从价格起步推动城市改革的选择和平稳推进的战略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1984年底他就指出，“城市经济改革有不少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物价问题”。1985年7月11日，他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表示，前一段北京出现一阵抢购，人心惶惶的时候，他的心里是踏实的。他指出“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小平同志认为，“如果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关系，就是了不起的事。”(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的《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于物价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和困难，他也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热情单纯的年青人，还根本没意识到领导人承受的这些压力以及价格改革将来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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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华生
编辑：
胡晓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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