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的原由

张维迎自称提出了双轨制，绝非空穴来风。据张维迎自己介绍，他在一直没搬家的茅于轼老师家中，“庆幸”地找到他在莫干山会前那份“专家建议”的油印稿原件。其中他提到“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办法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张维迎前不久刚把这篇文章扫描给了徐景安，说服徐承认他才是双轨制的最早提出者。

既然现在张维迎说他早在莫干山会以前就写文章，全面论述双轨制，并带着文章上山，他为什么在莫干山会上不提双轨制？或者别人提出后拿出自己的文章当众宣示，让与会者包括会后他加盟的体改所的众多同事和领导们当场信服，要等到20多年后的今天，才拿着一个几乎没有人见过和听说过的扫描文件去各处费力地说服别人呢？

首先，莫干山会议上进行的并不是双轨制与单轨制的争论，而是放和调的争论，而张维迎是高调的市场化放派，坚决反对调。

本来张维迎的长文还提到一次调，说可以“或先调后放”，但这正是莫干山会上调派的思路。这样，他到莫干山会上遇到了调派以后，就完全抛弃了自己或可以先调的含糊想法，变成了彻底的放派，与调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第三种思路，是综合放调两方面的意见，把放、调各作为一轨，综合起来叫放调结合的双轨制。

当时讲双轨制主要是从外放内调、两条腿走路，双轨推进这个动态意义上说的，并不是强调去搞计划内外两个价格，那样与会者和领导根本都不会接受。实际上，很多与会者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华生比划着手势去说服听众和领导的一个有力论据，不是鼓吹去搞双轨制价格，而是相反，说明放权让利已经不可避免出现了多重价格，这时，因势利导先放开计划外价格，国家参与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可以刺激供给，从而使市价下落，同时再内调计划价向上，使计划内外价格靠拢和合并。正是这个因势利导和使多价归一的双轨反向推进主张，最终打动了相关决策人。

双轨制价格只是放调结合的战略在实行后形成的一个过渡形态，在事后才成为一个大众流行用语。当时在莫干山会议的主报告和领导批示中说的都是放调结合，并没有提及双轨制。当年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听汇报首次听华生提到这个词时特别问：“双轨制怎么讲？”，华生回答:“就是价格先放后调”，张劲夫同志随即表示了对一物多价和市场投机的疑问，华生解释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即用“平价稳大局,市价改结构，造成短线市价平稳下浮，同时上调牌价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多价归一”(见《中国青年》杂志1985年第4期19页)。

张维迎当时全力推崇自由价格和放，既反对调派，也反对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主张。由于他高调坚持市场价格的“放”这一轨，而他现在所说文章提到的双轨制价格与放调结合的两轨无关，当然就不可能在会上去把自己的放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混为一谈。

其次，张维迎的文章说价差大的生产资料价格，可以分步放或先调后放，而当时价差大的就是生产资料，所以价格双轨制当年本来又被称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这个领域恰恰是要先放而不能先调，以调为主的先调和放调结合的先放后调正是莫干山会议总结的价格改革两条思路的区别所在。

因此，如果仅以张维迎的文章为据，他又是在这两种思路之间摇摆的。张维迎现在说放就是双轨制，说明他至今也没明白双轨制的真正含义，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他当年高调提出的市场价格目标模式和放派主张在莫干山上被多数人否定的原因。

张维迎放的思路在会上没有被采纳，会后他将自己关于价格改革的主要思想总结归纳在一篇题为“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的文章，发表于1985年第6期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并被作为“放”派代表作选登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出版的论文集中(《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1985》春秋出版社1987版)。这是能查到的张维迎在1980年代所唯一公开发表的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张维迎通篇没有提到放调结合，甚至也完全回避提到这时已经变得很热的双轨制这个词，去掉了他现在出示的内部文章中唯一提到的双轨制三个字的一处，改为双轨价格，显示他有意区分自己与莫干山会议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界限。此后他虽然与莫干山会议的众多参加者同在体改所，但再也不与人谈这个话题，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80年代后期围绕双轨制战略的论战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张维迎从来没有参与论战，而是完全置之度外，甚至连自己所里组织写双轨制的调研讨论文章也不参加，没有为双轨制说过一句肯定的话。

因此，所谓张维迎带着双轨制文章上山引起了轰动，张维迎的观点说服了会议上的大多数人，1980年代他因双轨制而被人骂了所有骂人的话，都不能不是谎言。因为当时张维迎自己就没说他主张双轨制，会上大多数人根本不是同意而是否定了他的观点，所有骂人的话只会出现在今天的网络世界，根本不会出现在只有少数官方媒体的1980年代。